医疗传道的来华宣教士 ——钟爱华(魏外扬)2021.10.20

本文原刊于《举目》16期

魏外扬

 

有些人会以为,中国对于西方宣教士的猜疑、敌视、逼迫、杀害等负面反应,都属于19世纪,而在世纪之交的义和团事件到达顶点。进入20世纪后,宣教士应该可以告别悲情,得享天时地利人和的新环境吧!其实不然,20世纪宣教士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丝毫不减于19世纪。

医疗传道是宣教运动中最适合打先锋的团队,人们会质疑十字架的意义,但不会轻视手术刀带来的益处。从马礼逊以来,无数的医疗宣教士在中国对抗疾病,传扬福音。由于站在医疗最前线,接触细菌病毒的机会较多,他们所牺牲的健康与性命,也特别令人感动。这一课我们透过钟爱华(L. Nelson Bell,1894-1973)医生的双手,来体会一个医疗宣教士,如何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为主而活。

 

一、握住球棒的手

钟爱华生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商人家庭,家境小康,父母亲都是敬虔的长老会信徒。从高中时代开始,他就是运动场上的一颗明星,尤其是担任棒球队的投手,擅长投变化球,所向披靡,令他倍受瞩目。

在他就读维吉尼亚州医学院时,有一支棒球队的经理请他签约加入球队,他答应了,不过在合约中声明他不在主日旅行及出赛,也获得经理的谅解。1年多后,他面临进军职棒大联盟和完成医学院学业之间的抉择,结果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他学医的动机就是为了成为医疗宣教士,这个在1911年底清楚临到的呼召,不容他在学医的道路上半途而废。

20世纪初年,美国的大学校园被海外宣教的风潮所笼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大学生签下愿往海外宣教的誓约,“我们这一代完成大使命”的口号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成为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钟爱华不但个人回应上帝的呼召,还担任过全维吉尼亚州学生自愿宣教团契的主席,鼓励许多同学加入这个运动。

1916年医学院毕业后,正好美国长老会在中国淮阴清江浦的仁慈医院需要人手,22岁的钟爱华就带着新婚的妻子,由美国西岸的西雅图登船,经过19天的航行,抵达上海,转往清江浦,展开为期25年的医疗传道生涯。

 

二、握住手术刀的手

美国长老会在淮阴地区设立宣教站,始于1880年代,是由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牧师所开拓,他的女儿就是以描写中国农村社会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 S. Buck)女士。之后有家雅各(Jimmy Graham)牧师夫妇来到,他们也来自维吉尼亚州,后来成为钟爱华亦父亦友最亲密的同工。

仁慈医院创设于1890年代初,后来扩充到380张病床,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长老会医院,为苏北稠密的农村人口提供质量并重的医疗服务。在钟爱华来此前,林嘉美(James Woods)医生已经打下良好的基础。钟爱华年轻、浪漫、富有创意,与较年长的林嘉美难免会有冲突,但他们也有共同的嗜好,就是阅读侦探小说。

当时苏北广大农村的头号敌人,就是一种名为黑热病(Kala-azar)的寄生虫疾病,致死率相当高,而且特效药非常昂贵,非一般人家所能负担。幸而有一位富有的德州商人Benjamin Clayton,他一向支持钟爱华在中国的事工,特地又为抗黑热病的药品奉献巨额金钱,才使得钟爱华可以在前线支撑下去。仁慈医院成为全球治疗黑热病最成功的医院,这位德州爱主商人不啻是幕后的一大功臣。

除黑热病外,另一股危害地方的势力就是土匪。掳人勒索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肉票遭到割耳截肢的案例,钟爱华每次在处理这类的手术时,都不禁要为中国的动乱与苦难发出叹息。在1930年代,也有不少外国传教士遭到绑架,闻声(John W. Vinson)牧师遇害,就是最令钟爱华一家难过的个案。

闻声与钟爱华同属于美国长老会,1931年深秋下乡访视教会时,落入土匪手中,成了所谓的“洋票”。不久后,这股土匪挟持着人质撤退,年长的闻声牧师因为刚动过手术行动缓慢,土匪因此就将他射杀后斩首。

另一位美国长老会的海侔登(E. H. Hamilton)牧师在得知这个恶耗后,回到驻地徐州,百感交集,不到15分钟就写下一首名叫《惧怕?有何可怕?》(Afraid? Of What?)的诗。这首诗传颂一时,后来又安慰了许多面临危险的基督徒。

更难得的是在9年后,闻声牧师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在美国毕业后同时回到中国事奉,其中学医的弟弟加入仁慈医院的行列,成为钟爱华得力的同工。回到亲人流血的地方,继续以爱心来浇灌福音的硬土,这正是无数来华宣教士的生命见证,也就是海侔登那首短诗最后一节所描写的情况:

惧怕什么?

生所未成,以死成全

刚硬石地,用血浇灌

使灵生长,如花千万

有何可怕?

钟爱华在仁慈医院服务25年,中间经历过1927年严重的排外风潮,以及1939年清江浦沦陷于日军手中,然而这些风波与动乱都没有将他吓跑。尤其是在日本军刀的威胁下,他与家人不顾美国政府的警告,自愿留在清江浦服务,更显明他对上帝的信心,以及愿与中国人民同受苦难的爱心。

仁慈医院并未消失,她就是今日淮安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2002年该院庆祝建院110周年时,有十几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出席,他们都是当年宣教士的子孙,钟爱华的大女儿、已经80多岁的萝沙(Rosa Montgomery)也出席了这场盛会。至于2000年落成的淮阴教会新建教堂,约有4千个座位,墙上也有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钟爱华医生服务于仁慈医院廿五年,1916-1941,他与家人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基督徒的爱,永远值得纪念。”

 

三、握住笔杆的手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许多宣教士纷纷离去,钟爱华一家,除了较大的两个女儿已回美国读书外,夫妻俩带着剩下的小女儿和儿子,选择回仁慈医院服务,带给淮阴人民极大的鼓舞。

直到清江浦沦陷于日军手中1年多后,钟爱华研判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加上钟夫人身体亟需调养,才在1941年5月间举家返美。几个月后,珍珠港事变爆发,钟家再回中国的路也随之消失在烽火烟硝中。

回到美国后,钟爱华除了在家乡行医外,也迎向另一场属灵的战争。他忧心所谓的自由主义神学正在腐蚀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于是创办一份名为“南方长老会”(Southern Presbyterian Journal)的期刊,高举圣经权威,维护纯正信仰,影响所及,远超出宗派范围之外。

接着,从1956到1973年,钟爱华在文字事奉方面更上层楼,担任“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的执行编辑,力抗自由主义神学,发挥导正纠谬的作用。他行文也像动手术一样,精简畅达,一针见血,极受各方重视。

1943年8月,钟爱华的二女儿路得(Ruth)嫁给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师,从此,也为钟爱华增添一个光荣的身分与一份沉重的服事。随着葛理翰布道大会的规模越办越大,行程越来越多,钟爱华的支持与意见也越来越受到女婿的重视。葛理翰曾说:“我想上帝给我路得,是要让我得到钟爱华这位岳父。”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透露出女婿对岳父的真心感激之情。

 

四、握住上帝的手

葛理翰在为蒲乐克(John Pollock)写的钟爱华传作序时指出,钟爱华的一生经历4段生涯,就是职棒球员、医疗宣教士、期刊编者以及葛理翰的顾问,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现得可圈可点,精采无比。

Dr. L Nelson Bell, 1972from the Billy Graham Library

我们不禁要问:钟爱华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我想答案就在:他的一生,紧握上帝的手,顺从上帝的引导,因此没有走错。他最喜欢也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3:5-6)

单从在华的25年来看,钟爱华就多次面临留下与撤走的抉择,而他每一次都顺从上帝的引导,相信上帝所安排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后看来,他每次都作了最合适的抉择。1937年在人看来该走,但上帝要他留下,因而经历到传福音的大丰收。1941年在人看来该留,但上帝让他离去,因而他们一家得以免受珍珠港事变后被关进日军集中营的折磨。

1973与1974年钟爱华与钟夫人相继去世,1975年10月葛理翰夫妇到台北主持布道大会,当记者问葛夫人在台湾有什么私事要办时,她说要去花莲(在台湾东部)订两块大理石,寄回美国作父母的墓碑。1980年,姐弟4人连袂回到清江浦寻根访旧,每人从故居带回两块砖头作为纪念。爱华情深,代代传承。

1971年钟爱华的传记《一个在中国的洋鬼子》(A Foreign Devil in China)出版,由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蒲乐克执笔。将来若有人将这本传记译成中文,我建议书名不要直译,而要更动一个字,译为《一个爱中国的洋鬼子》,那就更为传神了。

 

参考资料:

1.蒲乐克(John Pollock)著,A Foreign Devil in China,1971。

2.钟路得(Ruth Bell Graham)著,It’s My Turn,1982。

3.阮若荷著,《中国心宣教情–贾嘉美的一生》,基督书院,2001。

作者长期从事教会历史研究,曾任教于台湾中原大学。

 

本文原刊于《举目》16期,选自中国学人培训材料中的《来华宣教士略传》。欢迎向本社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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