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16期

魏外扬

 

有些人会以为，中国对于西方宣教士的猜疑、敌视、逼迫、杀害等负面反应，都属于19世纪，而在世纪之交的义和团事件到达顶点。进入20世纪后，宣教士应该可以告别悲情，得享天时地利人和的新环境吧！其实不然，20世纪宣教士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丝毫不减于19世纪。

医疗传道是宣教运动中最适合打先锋的团队，人们会质疑十字架的意义，但不会轻视手术刀带来的益处。从马礼逊以来，无数的医疗宣教士在中国对抗疾病，传扬福音。由于站在医疗最前线，接触细菌病毒的机会较多，他们所牺牲的健康与性命，也特别令人感动。这一课我们透过钟爱华（L. Nelson Bell，1894-1973）医生的双手，来体会一个医疗宣教士，如何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为主而活。

 

一、握住球棒的手

钟爱华生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商人家庭，家境小康，父母亲都是敬虔的长老会信徒。从高中时代开始，他就是运动场上的一颗明星，尤其是担任棒球队的投手，擅长投变化球，所向披靡，令他倍受瞩目。

在他就读维吉尼亚州医学院时，有一支棒球队的经理请他签约加入球队，他答应了，不过在合约中声明他不在主日旅行及出赛，也获得经理的谅解。1年多后，他面临进军职棒大联盟和完成医学院学业之间的抉择，结果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他学医的动机就是为了成为医疗宣教士，这个在1911年底清楚临到的呼召，不容他在学医的道路上半途而废。

20世纪初年，美国的大学校园被海外宣教的风潮所笼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大学生签下愿往海外宣教的誓约，“我们这一代完成大使命”的口号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成为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钟爱华不但个人回应上帝的呼召，还担任过全维吉尼亚州学生自愿宣教团契的主席，鼓励许多同学加入这个运动。

1916年医学院毕业后，正好美国长老会在中国淮阴清江浦的仁慈医院需要人手，22岁的钟爱华就带着新婚的妻子，由美国西岸的西雅图登船，经过19天的航行，抵达上海，转往清江浦，展开为期25年的医疗传道生涯。

 

二、握住手术刀的手

美国长老会在淮阴地区设立宣教站，始于1880年代，是由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牧师所开拓，他的女儿就是以描写中国农村社会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 S. Buck）女士。之后有家雅各（Jimmy Graham）牧师夫妇来到，他们也来自维吉尼亚州，后来成为钟爱华亦父亦友最亲密的同工。

仁慈医院创设于1890年代初，后来扩充到380张病床，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长老会医院，为苏北稠密的农村人口提供质量并重的医疗服务。在钟爱华来此前，林嘉美（James Woods）医生已经打下良好的基础。钟爱华年轻、浪漫、富有创意，与较年长的林嘉美难免会有冲突，但他们也有共同的嗜好，就是阅读侦探小说。

当时苏北广大农村的头号敌人，就是一种名为黑热病（Kala-azar）的寄生虫疾病，致死率相当高，而且特效药非常昂贵，非一般人家所能负担。幸而有一位富有的德州商人Benjamin Clayton，他一向支持钟爱华在中国的事工，特地又为抗黑热病的药品奉献巨额金钱，才使得钟爱华可以在前线支撑下去。仁慈医院成为全球治疗黑热病最成功的医院，这位德州爱主商人不啻是幕后的一大功臣。

除黑热病外，另一股危害地方的势力就是土匪。掳人勒索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肉票遭到割耳截肢的案例，钟爱华每次在处理这类的手术时，都不禁要为中国的动乱与苦难发出叹息。在1930年代，也有不少外国传教士遭到绑架，闻声（John W. Vinson）牧师遇害，就是最令钟爱华一家难过的个案。

闻声与钟爱华同属于美国长老会，1931年深秋下乡访视教会时，落入土匪手中，成了所谓的“洋票”。不久后，这股土匪挟持着人质撤退，年长的闻声牧师因为刚动过手术行动缓慢，土匪因此就将他射杀后斩首。

另一位美国长老会的海侔登（E. H. Hamilton）牧师在得知这个恶耗后，回到驻地徐州，百感交集，不到15分钟就写下一首名叫《惧怕？有何可怕？》（Afraid? Of What?）的诗。这首诗传颂一时，后来又安慰了许多面临危险的基督徒。

更难得的是在9年后，闻声牧师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在美国毕业后同时回到中国事奉，其中学医的弟弟加入仁慈医院的行列，成为钟爱华得力的同工。回到亲人流血的地方，继续以爱心来浇灌福音的硬土，这正是无数来华宣教士的生命见证，也就是海侔登那首短诗最后一节所描写的情况：

惧怕什么？

生所未成，以死成全

刚硬石地，用血浇灌

使灵生长，如花千万

有何可怕？

钟爱华在仁慈医院服务25年，中间经历过1927年严重的排外风潮，以及1939年清江浦沦陷于日军手中，然而这些风波与动乱都没有将他吓跑。尤其是在日本军刀的威胁下，他与家人不顾美国政府的警告，自愿留在清江浦服务，更显明他对上帝的信心，以及愿与中国人民同受苦难的爱心。

仁慈医院并未消失，她就是今日淮安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2002年该院庆祝建院110周年时，有十几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出席，他们都是当年宣教士的子孙，钟爱华的大女儿、已经80多岁的萝沙（Rosa Montgomery）也出席了这场盛会。至于2000年落成的淮阴教会新建教堂，约有4千个座位，墙上也有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钟爱华医生服务于仁慈医院廿五年，1916-1941，他与家人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基督徒的爱，永远值得纪念。”

 

三、握住笔杆的手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许多宣教士纷纷离去，钟爱华一家，除了较大的两个女儿已回美国读书外，夫妻俩带着剩下的小女儿和儿子，选择回仁慈医院服务，带给淮阴人民极大的鼓舞。

直到清江浦沦陷于日军手中1年多后，钟爱华研判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加上钟夫人身体亟需调养，才在1941年5月间举家返美。几个月后，珍珠港事变爆发，钟家再回中国的路也随之消失在烽火烟硝中。

回到美国后，钟爱华除了在家乡行医外，也迎向另一场属灵的战争。他忧心所谓的自由主义神学正在腐蚀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于是创办一份名为“南方长老会”（Southern Presbyterian Journal）的期刊，高举圣经权威，维护纯正信仰，影响所及，远超出宗派范围之外。

接着，从1956到1973年，钟爱华在文字事奉方面更上层楼，担任“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的执行编辑，力抗自由主义神学，发挥导正纠谬的作用。他行文也像动手术一样，精简畅达，一针见血，极受各方重视。

1943年8月，钟爱华的二女儿路得（Ruth）嫁给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师，从此，也为钟爱华增添一个光荣的身分与一份沉重的服事。随着葛理翰布道大会的规模越办越大，行程越来越多，钟爱华的支持与意见也越来越受到女婿的重视。葛理翰曾说：“我想上帝给我路得，是要让我得到钟爱华这位岳父。”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透露出女婿对岳父的真心感激之情。

 

四、握住上帝的手

葛理翰在为蒲乐克（John Pollock）写的钟爱华传作序时指出，钟爱华的一生经历4段生涯，就是职棒球员、医疗宣教士、期刊编者以及葛理翰的顾问，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现得可圈可点，精采无比。

我们不禁要问：钟爱华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我想答案就在：他的一生，紧握上帝的手，顺从上帝的引导，因此没有走错。他最喜欢也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3：5-6）

单从在华的25年来看，钟爱华就多次面临留下与撤走的抉择，而他每一次都顺从上帝的引导，相信上帝所安排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后看来，他每次都作了最合适的抉择。1937年在人看来该走，但上帝要他留下，因而经历到传福音的大丰收。1941年在人看来该留，但上帝让他离去，因而他们一家得以免受珍珠港事变后被关进日军集中营的折磨。

1973与1974年钟爱华与钟夫人相继去世，1975年10月葛理翰夫妇到台北主持布道大会，当记者问葛夫人在台湾有什么私事要办时，她说要去花莲（在台湾东部）订两块大理石，寄回美国作父母的墓碑。1980年，姐弟4人连袂回到清江浦寻根访旧，每人从故居带回两块砖头作为纪念。爱华情深，代代传承。

1971年钟爱华的传记《一个在中国的洋鬼子》（A Foreign Devil in China）出版，由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蒲乐克执笔。将来若有人将这本传记译成中文，我建议书名不要直译，而要更动一个字，译为《一个爱中国的洋鬼子》，那就更为传神了。

 

参考资料：

1.蒲乐克(John Pollock)著，A Foreign Devil in China，1971。

2.钟路得(Ruth Bell Graham)著，It’s My Turn，1982。

3.阮若荷著，《中国心宣教情–贾嘉美的一生》，基督书院，2001。

作者长期从事教会历史研究，曾任教于台湾中原大学。

 

本文原刊于《举目》16期，选自中国学人培训材料中的《来华宣教士略传》。欢迎向本社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