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16期

魏外揚

 

有些人會以為，中國對於西方宣教士的猜疑、敵視、逼迫、殺害等負面反應，都屬於19世紀，而在世紀之交的義和團事件到達頂點。進入20世紀後，宣教士應該可以告別悲情，得享天時地利人和的新環境吧！其實不然，20世紀宣教士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絲毫不減於19世紀。

醫療傳道是宣教運動中最適合打先鋒的團隊，人們會質疑十字架的意義，但不會輕視手術刀帶來的益處。從馬禮遜以來，無數的醫療宣教士在中國對抗疾病，傳揚福音。由於站在醫療最前線，接觸細菌病毒的機會較多，他們所犧牲的健康與性命，也特別令人感動。這一課我們透過鍾愛華（L. Nelson Bell，1894-1973）醫生的雙手，來體會一個醫療宣教士，如何在20世紀前期的中國為主而活。

 

一、握住球棒的手

鍾愛華生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的一個商人家庭，家境小康，父母親都是敬虔的長老會信徒。從高中時代開始，他就是運動場上的一顆明星，尤其是擔任棒球隊的投手，擅長投變化球，所向披靡，令他倍受矚目。

在他就讀維吉尼亞州醫學院時，有一支棒球隊的經理請他簽約加入球隊，他答應了，不過在合約中聲明他不在主日旅行及出賽，也獲得經理的諒解。1年多後，他面臨進軍職棒大聯盟和完成醫學院學業之間的抉擇，結果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因為他學醫的動機就是為了成為醫療宣教士，這個在1911年底清楚臨到的呼召，不容他在學醫的道路上半途而廢。

20世紀初年，美國的大學校園被海外宣教的風潮所籠罩，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大學生簽下願往海外宣教的誓約，“我們這一代完成大使命”的口號成為最響亮的口號，“學生自願海外宣教運動”（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成為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鍾愛華不但個人回應上帝的呼召，還擔任過全維吉尼亞州學生自願宣教團契的主席，鼓勵許多同學加入這個運動。

1916年醫學院畢業後，正好美國長老會在中國淮陰清江浦的仁慈醫院需要人手，22歲的鍾愛華就帶著新婚的妻子，由美國西岸的西雅圖登船，經過19天的航行，抵達上海，轉往清江浦，展開為期25年的醫療傳道生涯。

 

二、握住手術刀的手

美國長老會在淮陰地區設立宣教站，始於1880年代，是由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牧師所開拓，他的女兒就是以描寫中國農村社會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賽珍珠（Pearl S. Buck）女士。之後有家雅各（Jimmy Graham）牧師夫婦來到，他們也來自維吉尼亞州，後來成為鍾愛華亦父亦友最親密的同工。

仁慈醫院創設於1890年代初，後來擴充到380張病床，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長老會醫院，為蘇北稠密的農村人口提供質量並重的醫療服務。在鍾愛華來此前，林嘉美（James Woods）醫生已經打下良好的基礎。鍾愛華年輕、浪漫、富有創意，與較年長的林嘉美難免會有衝突，但他們也有共同的嗜好，就是閱讀偵探小說。

當時蘇北廣大農村的頭號敵人，就是一種名為黑熱病（Kala-azar）的寄生蟲疾病，致死率相當高，而且特效藥非常昂貴，非一般人家所能負擔。幸而有一位富有的德州商人Benjamin Clayton，他一向支持鍾愛華在中國的事工，特地又為抗黑熱病的藥品奉獻巨額金錢，才使得鍾愛華可以在前線支撐下去。仁慈醫院成為全球治療黑熱病最成功的醫院，這位德州愛主商人不啻是幕後的一大功臣。

除黑熱病外，另一股危害地方的勢力就是土匪。擄人勒索的事件層出不窮，其中不乏肉票遭到割耳截肢的案例，鍾愛華每次在處理這類的手術時，都不禁要為中國的動亂與苦難發出嘆息。在1930年代，也有不少外國傳教士遭到綁架，聞聲（John W. Vinson）牧師遇害，就是最令鍾愛華一家難過的個案。

聞聲與鍾愛華同屬於美國長老會，1931年深秋下鄉訪視教會時，落入土匪手中，成了所謂的“洋票”。不久後，這股土匪挾持著人質撤退，年長的聞聲牧師因為剛動過手術行動緩慢，土匪因此就將他射殺後斬首。

另一位美國長老會的海侔登（E. H. Hamilton）牧師在得知這個惡耗後，回到駐地徐州，百感交集，不到15分鐘就寫下一首名叫《懼怕？有何可怕？》（Afraid? Of What?）的詩。這首詩傳頌一時，後來又安慰了許多面臨危險的基督徒。

更難得的是在9年後，聞聲牧師的一對雙胞胎兒子，在美國畢業後同時回到中國事奉，其中學醫的弟弟加入仁慈醫院的行列，成為鍾愛華得力的同工。回到親人流血的地方，繼續以愛心來澆灌福音的硬土，這正是無數來華宣教士的生命見證，也就是海侔登那首短詩最後一節所描寫的情況：

懼怕什麼？

生所未成，以死成全

剛硬石地，用血澆灌

使靈生長，如花千萬

有何可怕？

鍾愛華在仁慈醫院服務25年，中間經歷過1927年嚴重的排外風潮，以及1939年清江浦淪陷於日軍手中，然而這些風波與動亂都沒有將他嚇跑。尤其是在日本軍刀的威脅下，他與家人不顧美國政府的警告，自願留在清江浦服務，更顯明他對上帝的信心，以及願與中國人民同受苦難的愛心。

仁慈醫院並未消失，她就是今日淮安第二人民醫院的前身，2002年該院慶祝建院110週年時，有十幾位來自美國的客人出席，他們都是當年宣教士的子孫，鍾愛華的大女兒、已經80多歲的蘿沙（Rosa Montgomery）也出席了這場盛會。至於2000年落成的淮陰教會新建教堂，約有4千個座位，牆上也有一塊紀念碑，上面刻著：“鍾愛華醫生服務于仁慈醫院廿五年，1916-1941，他與家人對中國人民及中國基督徒的愛，永遠值得紀念。”

 

三、握住筆桿的手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許多宣教士紛紛離去，鍾愛華一家，除了較大的兩個女兒已回美國讀書外，夫妻倆帶著剩下的小女兒和兒子，選擇回仁慈醫院服務，帶給淮陰人民極大的鼓舞。

直到清江浦淪陷於日軍手中1年多後，鍾愛華研判太平洋戰爭不可避免，加上鍾夫人身體亟需調養，才在1941年5月間舉家返美。幾個月後，珍珠港事變爆發，鍾家再回中國的路也隨之消失在烽火煙硝中。

回到美國後，鍾愛華除了在家鄉行醫外，也迎向另一場屬靈的戰爭。他憂心所謂的自由主義神學正在腐蝕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於是創辦一份名為“南方長老會”（Southern Presbyterian Journal）的期刊，高舉聖經權威，維護純正信仰，影響所及，遠超出宗派範圍之外。

接著，從1956到1973年，鍾愛華在文字事奉方面更上層樓，擔任“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的執行編輯，力抗自由主義神學，發揮導正糾謬的作用。他行文也像動手術一樣，精簡暢達，一針見血，極受各方重視。

1943年8月，鍾愛華的二女兒路得（Ruth）嫁給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師，從此，也為鍾愛華增添一個光榮的身分與一份沉重的服事。隨著葛理翰佈道大會的規模越辦越大，行程越來越多，鍾愛華的支持與意見也越來越受到女婿的重視。葛理翰曾說：“我想上帝給我路得，是要讓我得到鍾愛華這位岳父。”這雖是一句玩笑話，卻也透露出女婿對岳父的真心感激之情。

 

四、握住上帝的手

葛理翰在為蒲樂克（John Pollock）寫的鍾愛華傳作序時指出，鍾愛華的一生經歷4段生涯，就是職棒球員、醫療宣教士、期刊編者以及葛理翰的顧問，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現得可圈可點，精采無比。

我們不禁要問：鍾愛華成功的秘訣在哪裡？我想答案就在：他的一生，緊握上帝的手，順從上帝的引導，因此沒有走錯。他最喜歡也最常引用的經文就是：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3：5-6）

單從在華的25年來看，鍾愛華就多次面臨留下與撤走的抉擇，而他每一次都順從上帝的引導，相信上帝所安排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後看來，他每次都作了最合適的抉擇。1937年在人看來該走，但上帝要他留下，因而經歷到傳福音的大豐收。1941年在人看來該留，但上帝讓他離去，因而他們一家得以免受珍珠港事變後被關進日軍集中營的折磨。

1973與1974年鍾愛華與鍾夫人相繼去世，1975年10月葛理翰夫婦到台北主持佈道大會，當記者問葛夫人在台灣有什麼私事要辦時，她說要去花蓮（在台灣東部）訂兩塊大理石，寄回美國作父母的墓碑。1980年，姐弟4人連袂回到清江浦尋根訪舊，每人從故居帶回兩塊磚頭作為紀念。愛華情深，代代傳承。

1971年鍾愛華的傳記《一個在中國的洋鬼子》（A Foreign Devil in China）出版，由英國著名傳記作家蒲樂克執筆。將來若有人將這本傳記譯成中文，我建議書名不要直譯，而要更動一個字，譯為《一個愛中國的洋鬼子》，那就更為傳神了。

 

參考資料：

1.蒲樂克(John Pollock)著，A Foreign Devil in China，1971。

2.鍾路得(Ruth Bell Graham)著，It’s My Turn，1982。

3.阮若荷著，《中國心宣教情–賈嘉美的一生》，基督書院，2001。

作者長期從事教會歷史研究，曾任教於台灣中原大學。

 

本文原刊於《舉目》16期，選自中國學人培訓材料中的《來華宣教士略傳》。歡迎向本社訂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