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1.10.21

 苏文峰

 

编注：本文是为2022年即将出版的《宣教心视野》（Perspectives）中文修订版而写，全文约一万两千字，分四次先在《举目》刊登。

 

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中，以戴德生和李提摩太所倡导的宣教路线最具代表性。我们观察解释这两种路线的得失，可为今后中国宣教事工提供很好的参考。

 

戴德生

1.神学观点

戴德生深受英国圣洁运动的影响。他对教义的解释和应用，都类似20世纪兴起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都持此立场。

对末世与死后的看法（Eschatological Stand）。戴德生深信“人死后不是在地狱的火中永远被烧，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远喜乐”。他在1865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属灵的需要和呼求》（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形容中国的领土是英国的104倍。如果中国人一个个从他面前走过，要23年才全部走完。

当时中国有4亿人，平均每天3万3千人死亡，每月有100万未信神的人将下地狱。这幅图画使他不能入睡。他认为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生灵涂炭，需要甚大”。因此来华宣教的策略，必须尽快抢救灵魂，直接布道。

2.事工原理（中国内地会的特色）

祷告与信心。戴德生深信宣教差会因祷告而生，靠祷告增长，应单单藉祷告将需要告诉神，再由神感动人心行事。宣教差会当坚心信靠神，而非仰赖个人或政府。戴德生说过一句名言“神的工作照神吩咐的方式做，神必会供应所需（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will never lack of God’s supplies）。因此，他主张“我们不需要再到各聚会场所呼唤，也不需用其他方法向人募款”。他说“我们完全仰望神……神已为祂的儿女储蓄了丰富的财产，我们只管放心地支取。”

传教士的条件。应超越宗派和国籍，不一定需要高等学历或神学院训练，只需认识纯正的基要真理，并且真正委身。传教士一律无固定薪资，单信靠神供应一切所需。差会所得的经济奉献全体平分（英文称为pool system），不按职位资历，而是按各人各家生活的需要分配。

1891年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合影

 

主导权。中国的事工由戴德生本人（或继任的会长）及在中国工场的领袖们主导，而非远在英国的理事会。

知所先后。他认为，社会关怀工作（即办学校、医院等）必须“因此能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才值得做。最优先首要的事是“高举福音，使人得救”。因此内地会只办小学，目的是教导男女孩童认识圣经。

信徒重质不重量。传教士应深耕民间，向平民大众工作，扎实结出福音果子。1905年在内地会归主信徒约2万2千人，至1949年约8万人。他们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后，大多能站立得住。

尊重中国文化，认同中国人的感受。传教士的衣服、食宿，应与当地人相同。内地会的传教士初到中国后，男同工都剃发、留长辫，改穿中国教师的服装。戴德生强调“向中国人就要做中国人”。他也强调，中国内地会的西方传教士应训练中国同工，交棒给中国教会，不自己建立宗派。

剑桥七杰

3.政教关系

戴德生采政教分开的原则，主张传教士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向本国政府上诉；如遇威胁，应向当地中国官府报告，倘无效果，则应专依靠神。例如：1868年（同治7年）扬州教案时，戴德生家人虽被抢劫也受伤，但他对暴民说: “如果你们杀害我们，我们也死得心安理得，因为我们并没有击伤别人的眼睛或打断别人的四肢……”他常告诫同工“不要找官府，不要向他们（中国人）要求什么，而要嬴得他们的友谊。”

 

李提摩太

1.神学观点

李提摩太倾向普救论（Universalism），即“万法一理，万善同归”。

他相信神的国“不只建在人心里，也建在世上一切的机构里，为使人现在或将来得到救恩，包括身体和灵魂”。他认为神的国与人类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那些尽力改善这世界的人，配得将来永远的祝福”。因此，传教士应致力于社会改革，使神的国可在地上实现。

2.事工原理

传教士的条件。除了灵性外，也应有优良学术水准，并精通中国文化。

注重菁英。根据《马太福音》10章5至42节，应积极吸收中国的“好人”（worthy person，即社会上的意见领袖），藉他们影响民众归主。他认为传教士最好的角色是“介绍神所说的话和基督教的祝福，给那些准备好要接受的中国人。”

福音预工。李提摩太致力于设立学校、提倡教育、介绍西学。山西的太原大学是他首先倡议用庚子赔款创办的。

文字工作。1890年7月起，李提摩太全时间从事文字出版，创办《时报》。1891年起负责广学会的出版，包括书籍、地图、相片和期刊。其中《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成为中国知识份子吸取现代知识的重要来源。他曾说明这两份杂志出版的目的，是“透过较有知识和统治阶层的人”提高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他认为文字工作能接触更多人，而且比较快而有效，又不会引发民众敌视。

万国公报

3.政教关系

李提摩太主张寓教于政。教会应积极与政府领导者建立关系，并主张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以利传教，使传教工作合法化。（注）

 

榜样

这两种宣教路线（注重菁英或平民大众），各有明显的优点。

1.菁英（Elite） 路线

菁英的吸收力强，文化水准高，受人尊重，且可以掌控教育及各种传播媒介；因此若菁英信主，可以影响社会、文化、思潮及平民大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菁英较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触角，较有跨文化、多语言能力，可以成为国内及海外宣教的主力。例如19世纪欧美的学生宣教运动，被称为西方“宣教的动脉”。

近现代及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官绅和学界基督徒的比例很小，是一种“非基督教化”的环境。若注重对菁英布道，可因此带动大量菁英信主，改变社会上对基督教的观感和视听。中国宣教的整体策略，可由菁英来领导策划，推动并联络平民大众共同参与。

2.民众（Mass）路线

平民大众较单纯易信，没有许多传统思想及理性包袱。信主后也较易委身、行动，肯付代价。

平民大众可以在本地建造草根性的教会，扎实默默地长期向本地人传福音。一百多年来走戴德生路线的传教士，建立了“不能震动”的属灵根基，不因时局变化而动摇，就是明証。

大量平民信主后，量变会带来质变，而且大多数信主的人，会经历“救拔”（redemption and lift）的恩典。许多人信主后不仅生命改变，其生活品质也往往变得更好，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很多成为有基督信仰的社会菁英。

历代的大复兴运动往往先从平民大众中点燃，再扩及社会各阶层。《使徒行传》和18世纪英国约翰衞斯理的复兴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正金字塔的教会建造模式，比由菁英开始的倒金字塔模式更为稳固。

 

教训

1.菁英路线

走李提摩太路线的宣教事业，应该可以为中国培育一批基督徒公共知识份子，在社会上有话语权。可惜在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国初年中国迫切找寻民族和文化出路的时候，基督教基础尚浅，只有个别的见证，未能全面影响社会。这种情况和唐、元时期的景教类似。宣教对象由上而下，往往居高不下。

近代中国知识份子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或执信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及无神论、进化论的世界观，极难改变。

知识份子知性发达，感性缺乏；往往理性上可能相信有神，但只是“有基督教文化”的教徒，不一定有重生得救经历，即使信主后也常不愿委身。

理论上菁英可以领导大众，但现今的中国已多元化和网络化，大众不见得会接受某一些菁英的权威和观点。

2.民众路线

平民大众深受传统习俗和民间宗教的影响，接受福音时容易产生迷信和异端，容易走向混合主义。中国的农村教会可看到一些实例，包括美国的一些邪教也是如此。

民众的教育水平和视野较窄，不易面对时代及文化的挑战作出回应。

 

小结

戴德生所代表的宣教路线（直接布道、深耕民众）和李提摩太所代表的路线（福音预工、影响菁英），各有其优点和限制。这两种宣教路线，都属改造（Transformation）的策略。两者必须相辅相成，各教会和各个宣教团体各按神所赐负担和专长，彼此配搭合作，并互相尊重。

宣教者必须顺从圣灵引导，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真理不应改变，方法可与时俱进。

 

注：以上资料取材自Paul A. Cohen, Missionary Approaches: Hudson Taylor and Timothy Richard, Harvard University: Papers on China, Vol.11, 1957.

中译本请见：苏文峰译，《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宣教方式之比较》，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