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1.10.22 

苏文峰

 

编注：本文是为2022年即将出版的《宣教心视野》（Perspectives）中文修订版而写，全文约一万两千字，分四次先在《举目》刊登。

 

1900年义和团教案后，大部份传教士痛定思痛，深刻体认培植中国人自立、自传、自养的重要性。他们逐渐交出领导权，居于辅导性地位。

义和团

许多传教士致力于高等教育及教会学校，并参与圣经翻译（如和合本等）及学生工作。到了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性角色，逐渐告一段落。

这段时期，上帝在中国兴起了许多受过传教士影响，或到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传道人，成为在中国教会界和文化界、教育界承先启后的领袖，如：宋嘉树、刘廷芳、余慈度、宋尚节、石美玉、康成、吴贻芳等等。

上帝也兴起许多本地的传道人，向基层信徒和和教会学校学生布道，在教会和圣经学院培育神国人才，并兴起许多自立教会。本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道人，包括：丁立美、贾玉铭、敬奠瀛、王载、计志文、赵世光、倪柝声、王明道等等。（注1）

随着自立教会的成长，中国教会也开始自主性的国内及海外宣教工作。

有四个宣教团体颇具代表性：

1.中华国内布道会（1918年）

石美玉和蔡苏娟等几位基督徒共同成立了“中华国内布道会”。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布道组织，专门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偏远地区传福音，对中国教会的宣教事工影响深远。

2.中华国外布道团（1929年）

中国人第一个向国外宣教的差会，在1929年开创。1928年夏天，来自加拿大在广西宣教多年的宣道会牧师翟辅民（R.A. Jaffray）与中国布道家王载恳谈，建议他去南洋旅行布道。次年王载返国后与翟辅民决定成立“南洋布道团”，去南洋群岛宣教。1929年9月设总部在广西梧州，后改名为“中华国外布道团”，派林証耶和练光临等去宣教。成立8年后，平均在工场上的宣教士有21位之多。到了1955年，该团已有30余位同工，在南洋各国设立教会，带领许多人信主。

3.遍传福音团（1943年）

遍传福音团主要同工

1941年2月中国内地会、循理会及一些华人教会合作，在西安西边的凤翔成立西北圣经学院，目的是往回教地区宣教。院长是戴永冕（戴德生的孙子）。

1942年11月15日，副院长马可牧师在祷告中看见中国人“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1943年复活节清晨，西北圣经学院的70多位师生中，有8位蒙召去新疆宣教。后来学院每星期二晚上有为边疆宣教的祷告会，5月23日成立了“遍传福音团”（The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马可任团长，并主编《遍传福音团报》。

此团只限中国人参加，不接受外国支援。宗旨是开拓西北七省及西北七国，从西北开始，沿丝路经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等回教地区，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1944年起福音团的赵麦加和几位同学先后差派去西北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建立教会或协助当地教会。1948年因内战，马可及15位同工去重庆。1950年代新疆政权改变后，这事工便停滞了。

福音丝路

遍传福音团的同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又恢复聚会和事奉，并对当年的初衷丝毫不变。               1953年在逼迫中何恩证去新疆和赵麦加结婚，此后再也没有回去内地的赵麦加，1980年代曾说：“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铜门深锁；然而我们办不到的，总希望新的一代可以继续担承。”

何恩证在2002年（86岁）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和赵麦加可能会死在这里（我们往这边走的时候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你们还得走下去。你们要像约书亚，可别像另外那10个没有信心的探子”。

今日赵麦加、何恩证夫妇都已先后回到天家，但当年这“从西安到锡安”的异象从未消失；已有许多国内外的教会和信徒，勇敢走上了这条福音丝路。（注2）

4.西北灵工团（1949年）

西北灵工团

1945年10月山东潍县的乐道院教会决定成立灵修院。1946年秋天，圣灵启示灵修院师生要差派工人面向大西北、新疆、耶路撒冷，张谷泉20多次传讲“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信息。于是刘淑媛（大学生）、张美英（助产士）两位年轻姊妹首先起行赴西北。

从1946年到1948年先后6批，总共42人（7个中小学生除外）出发。他们随走随传，见证主所赐的“到西北﹑到新疆，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沿途受到各教会弟兄姊妹热情的、全方位的帮助。兰州、酒泉、武汉的教会还挽留部分工人暂住帮助当地教会的事奉，直到1949年6月他们才全部抵达新疆哈密。

杨绍唐为在哈密的工人团体定名“哈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

1949年4月28日创刊的《西北灵工》，是西北灵工团的一份不定期刊物，向内地关心边疆宣教工作的弟兄姊妹介绍动态和真理亮光。在第二卷“卷首语”中写道：“我们的道路在祖国的边疆──新疆和西藏。我们的道路也在祖国的西方──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巴勒斯坦。这些地方是神托付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是祂画给我们工作的地界。”他们的步骤是先在哈密建立总站，于新疆设教会，分派工人进入西藏，再进入中东，广传福音，直到耶路撒冷，迎接主来。

1949年献堂感恩礼拜后，紧接着举行五旬节聚会。8天聚会有20多人奉献为主，有45位弟兄姊妹于6月12日在哈密的河水渠中受浸归主。消息传到内地，传到天山南北，很多弟兄姊妹前来参加聚会并决志奉献为主传福音。陆续献身的男女约有50人，加上从潍县灵修院来的超过100人，于是第一期圣经班开始。除了学习圣经课程外，他们也经常去街头、十字路口传福音。

同工们往天山南北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各人都是受圣灵的感动，彼此是在灵里的结合。再经过全体祷告印证，牧师按手祝福送行。西北灵工团差派传道工人没有钱粮、路费。一个行李卷、一个圣经书包，完全凭信心仰望神的预备。

1949年9月李道生等6人到喀什疏勒县传福音，曾与遍传福音团的赵麦加同住同工。1950年前后，西北灵工团和遍传福音团的同工们常彼此接待访问，并共庆圣诞。

到各地传福音的工人，本着圣经建立教会，不搞什么团体，不宣传团体，男女都亲手劳作，自食其力，白天劳动，晚上聚会，也不允许树灵工团的牌子。

1951年4月灵工团的负责人张谷泉入狱，许多同工也被捕。群羊的牧人被击打后，一些少壮工人就组成临时的事奉带领班子。当时形势严峻，有一部人员返回了原籍。

政府在1956年平反昭雪冤案，入狱的同工们大都被宣告无罪释放，唯张谷泉仍关在狱中。文沐灵、刘德民、孙信民殉道于狱中。

50年来，这个中国教会土生土长的宣教团体，仍坚守在当年神呼召他们去的福音工场上，有些50年代被分散到各地的同工又回到新疆。他们就像赵西门《十架归路》诗歌中所唱：“认定十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我愿流血秦国道，不愿偷生在斯土。”这是我们今后参与宣教的人所应效法的榜样。（注3）

 

榜样

1.1901-1949年之间，中国教会处于风云巨变的时局中，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学界。许多人质问：新中国还需要宗教吗？科学与宗教可以并存吗？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是否挂钩？

当时只有少数学者从本色化角度做出微弱的回应。另有一群卓然不凡的基督徒和传道人，不作学术性的辩论，却以“福音改变人心”的信念，带领了多次多方的属灵大复兴。他们传讲亘古不变的救恩信息：认罪、悔改、重生和十字架。他们帮助许多信徒建立有根有基的信仰，使他们在动乱和逼迫的处境中坚定不移，成为风潮下的中流砥柱。（注4）

宋尚节布道会

2.这时期大中小学教会学校，承传了百年来“整全宣教”的理念，培养了许多新中国最需要的新一代人才。这些学校都很重视全人教育的“灵、智、体、群”四个向度。教师们借着言传身教，将代代相传的基督化教育，带到近代中国的教会学校和社会，其果效在女子教育中，尤其明显。（注5）

金陵女子大学

 

教训

1.西方初期教会中，出现过许多“护教士”。他们精通圣经神学和希腊文化，知识渊博，品学兼优。他们愿意用生命捍卫信仰，极多护教士成为殉道士。他们和大众信徒的生活见证交互辉映，使基督教最终成为罗马帝国和西方社会文化的主流。

护教士殉道

19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许多有识之士急欲在“打倒孔家店”的氛围下破旧立新。在这思想真空的阶段，想要学效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人，却不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必须建立在以神为本的基础上。

陈独秀论德先生和赛先生

可惜当时中国教会的文化积累尚浅，没有够份量的学者可以成为文化宣教士和护教士，中国逐渐走向了一百年来以人为本的意识形态和体制。直到如今，基督教在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中仍被边缘化。

2.近代中国教会的复兴和逼迫彼此相连。常常复兴之后就有逼迫，逼迫之后出现复兴。1927-1937年有“十年大复兴” 。（注6）

接着就遭遇对日抗战的折腾。1945-1949年学联会带来大学生的复兴，紧接着就遇到政权改变后的信仰逼迫。文化大革命时期教会的聚会全面禁止，改革开放后却看到草根性的教会复兴。

1945年学联会

在逼迫中得以复兴，最重要的关键是祷告。祷告使得心中祭坛的火，在黑暗仍然点燃。主耶稣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参《太》18：20）文革期间，家庭中夫妻俩的微声共祷，或 “温州祷告山”的迫切呼求，从未停止。

如果海内外的教会承平日久，如果祷告的热忱日渐冷淡；教会将不冷不热，宣教的历史将成为回忆，而不是现今的故事。

 

总结

1.综览来华传教士从第7世纪（635年）至20世纪（1949年）的宣教，可以归纳为5种宣教策略：依附（Adaptation）、自然发展（Natural Development）、迎合（Accommodation）、对抗(Confrontation)、改造（Transformation）。

我们必须思想：这5种宣教策略，哪一项最适合我们现今教会和宣教工场的处境。我们可以根据本文介绍的榜样和教训，研拟最合宜的宣教计划。

2.1860年内地开放以后，中外传教士和团体把握传教自由的时机，用各样的智慧创意，建造了中国宣教的生态圈：召聚传教士-传扬福音-造就信徒-人才培育。这四圈之间互相效力。他们进行整全宣教：中西结合-上下结合（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媒介结合（面谈、街头、聚会、家庭、关怀、文字、医院、学校等）。这是当今在各民、各地、各文化宣教时，都可以承传的模式。

 

注：

1、若读者对近现代中国教会人物有兴趣，建议阅读：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1983。另有网络版《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简介在华人基督教发展史，或在社会以及各领域中有影响、有贡献的中外传教士、教会领袖、传道人和平信徒。

2、详细资料请上网 www.backtojerusalem.com 。

王瑞珍，《神国侠侣－西域宣教传奇》，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

3、本段有关西北灵工团的资料，取材自2004年10月三位老同工李道生、李元奎、唐远模在新疆手写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一文。后来李道生在新疆七泉湖写出《走在锡安大道上-李道生回忆录》，2007年4月出打印稿。

4、请看：林荣洪，《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香港：天道书楼，1980。

5、请看OC橄榄社区的视频节目《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第10集和21集。

此视频节目已出版成书：苏文峰、丁怡嘉，《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美国海外校园机构，2021。

6、玛丽孟森著，柯美玲译，《中国大复兴》，台北：大光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