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宣教史的榜样和教训(4之4)——从自立到开展(1901-1949年)(苏文峰)2021.10.22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1.10.22 

苏文峰

 

编注:本文是为2022年即将出版的《宣教心视野》(Perspectives)中文修订版而写,全文约一万两千字,分四次先在《举目》刊登。

 

1900年义和团教案后,大部份传教士痛定思痛,深刻体认培植中国人自立、自传、自养的重要性。他们逐渐交出领导权,居于辅导性地位。

义和团

许多传教士致力于高等教育及教会学校,并参与圣经翻译(如和合本等)及学生工作。到了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性角色,逐渐告一段落。

这段时期,上帝在中国兴起了许多受过传教士影响,或到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传道人,成为在中国教会界和文化界、教育界承先启后的领袖,如:宋嘉树、刘廷芳、余慈度、宋尚节、石美玉、康成、吴贻芳等等。

上帝也兴起许多本地的传道人,向基层信徒和和教会学校学生布道,在教会和圣经学院培育神国人才,并兴起许多自立教会。本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道人,包括:丁立美、贾玉铭、敬奠瀛、王载、计志文、赵世光、倪柝声、王明道等等。(注1)

随着自立教会的成长,中国教会也开始自主性的国内及海外宣教工作。

有四个宣教团体颇具代表性:

1.中华国内布道会(1918年)

石美玉和蔡苏娟等几位基督徒共同成立了“中华国内布道会”。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布道组织,专门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偏远地区传福音,对中国教会的宣教事工影响深远。

2.中华国外布道团(1929年)

中国人第一个向国外宣教的差会,在1929年开创。1928年夏天,来自加拿大在广西宣教多年的宣道会牧师翟辅民(R.A. Jaffray)与中国布道家王载恳谈,建议他去南洋旅行布道。次年王载返国后与翟辅民决定成立“南洋布道团”,去南洋群岛宣教。1929年9月设总部在广西梧州,后改名为“中华国外布道团”,派林証耶和练光临等去宣教。成立8年后,平均在工场上的宣教士有21位之多。到了1955年,该团已有30余位同工,在南洋各国设立教会,带领许多人信主。

3.遍传福音团(1943年)

遍传福音团主要同工

1941年2月中国内地会、循理会及一些华人教会合作,在西安西边的凤翔成立西北圣经学院,目的是往回教地区宣教。院长是戴永冕(戴德生的孙子)。

1942年11月15日,副院长马可牧师在祷告中看见中国人“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1943年复活节清晨,西北圣经学院的70多位师生中,有8位蒙召去新疆宣教。后来学院每星期二晚上有为边疆宣教的祷告会,5月23日成立了“遍传福音团”(The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马可任团长,并主编《遍传福音团报》。

此团只限中国人参加,不接受外国支援。宗旨是开拓西北七省及西北七国,从西北开始,沿丝路经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等回教地区,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1944年起福音团的赵麦加和几位同学先后差派去西北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建立教会或协助当地教会。1948年因内战,马可及15位同工去重庆。1950年代新疆政权改变后,这事工便停滞了。

福音丝路

遍传福音团的同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又恢复聚会和事奉,并对当年的初衷丝毫不变。               1953年在逼迫中何恩证去新疆和赵麦加结婚,此后再也没有回去内地的赵麦加,1980年代曾说:“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铜门深锁;然而我们办不到的,总希望新的一代可以继续担承。”

何恩证在2002年(86岁)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和赵麦加可能会死在这里(我们往这边走的时候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你们还得走下去。你们要像约书亚,可别像另外那10个没有信心的探子”。

今日赵麦加、何恩证夫妇都已先后回到天家,但当年这“从西安到锡安”的异象从未消失;已有许多国内外的教会和信徒,勇敢走上了这条福音丝路。(注2)

4.西北灵工团(1949年)

西北灵工团

1945年10月山东潍县的乐道院教会决定成立灵修院。1946年秋天,圣灵启示灵修院师生要差派工人面向大西北、新疆、耶路撒冷,张谷泉20多次传讲“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信息。于是刘淑媛(大学生)、张美英(助产士)两位年轻姊妹首先起行赴西北。

从1946年到1948年先后6批,总共42人(7个中小学生除外)出发。他们随走随传,见证主所赐的“到西北﹑到新疆,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沿途受到各教会弟兄姊妹热情的、全方位的帮助。兰州、酒泉、武汉的教会还挽留部分工人暂住帮助当地教会的事奉,直到1949年6月他们才全部抵达新疆哈密。

杨绍唐为在哈密的工人团体定名“哈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

1949年4月28日创刊的《西北灵工》,是西北灵工团的一份不定期刊物,向内地关心边疆宣教工作的弟兄姊妹介绍动态和真理亮光。在第二卷“卷首语”中写道:“我们的道路在祖国的边疆──新疆和西藏。我们的道路也在祖国的西方──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巴勒斯坦。这些地方是神托付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是祂画给我们工作的地界。”他们的步骤是先在哈密建立总站,于新疆设教会,分派工人进入西藏,再进入中东,广传福音,直到耶路撒冷,迎接主来。

1949年献堂感恩礼拜后,紧接着举行五旬节聚会。8天聚会有20多人奉献为主,有45位弟兄姊妹于6月12日在哈密的河水渠中受浸归主。消息传到内地,传到天山南北,很多弟兄姊妹前来参加聚会并决志奉献为主传福音。陆续献身的男女约有50人,加上从潍县灵修院来的超过100人,于是第一期圣经班开始。除了学习圣经课程外,他们也经常去街头、十字路口传福音。

同工们往天山南北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各人都是受圣灵的感动,彼此是在灵里的结合。再经过全体祷告印证,牧师按手祝福送行。西北灵工团差派传道工人没有钱粮、路费。一个行李卷、一个圣经书包,完全凭信心仰望神的预备。

1949年9月李道生等6人到喀什疏勒县传福音,曾与遍传福音团的赵麦加同住同工。1950年前后,西北灵工团和遍传福音团的同工们常彼此接待访问,并共庆圣诞。

到各地传福音的工人,本着圣经建立教会,不搞什么团体,不宣传团体,男女都亲手劳作,自食其力,白天劳动,晚上聚会,也不允许树灵工团的牌子。

1951年4月灵工团的负责人张谷泉入狱,许多同工也被捕。群羊的牧人被击打后,一些少壮工人就组成临时的事奉带领班子。当时形势严峻,有一部人员返回了原籍。

政府在1956年平反昭雪冤案,入狱的同工们大都被宣告无罪释放,唯张谷泉仍关在狱中。文沐灵、刘德民、孙信民殉道于狱中。

50年来,这个中国教会土生土长的宣教团体,仍坚守在当年神呼召他们去的福音工场上,有些50年代被分散到各地的同工又回到新疆。他们就像赵西门《十架归路》诗歌中所唱:“认定十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我愿流血秦国道,不愿偷生在斯土。”这是我们今后参与宣教的人所应效法的榜样。(注3)

 

榜样

1.1901-1949年之间,中国教会处于风云巨变的时局中,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学界。许多人质问:新中国还需要宗教吗?科学与宗教可以并存吗?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是否挂钩?

当时只有少数学者从本色化角度做出微弱的回应。另有一群卓然不凡的基督徒和传道人,不作学术性的辩论,却以“福音改变人心”的信念,带领了多次多方的属灵大复兴。他们传讲亘古不变的救恩信息:认罪、悔改、重生和十字架。他们帮助许多信徒建立有根有基的信仰,使他们在动乱和逼迫的处境中坚定不移,成为风潮下的中流砥柱。(注4)

宋尚节布道会

2.这时期大中小学教会学校,承传了百年来“整全宣教”的理念,培养了许多新中国最需要的新一代人才。这些学校都很重视全人教育的“灵、智、体、群”四个向度。教师们借着言传身教,将代代相传的基督化教育,带到近代中国的教会学校和社会,其果效在女子教育中,尤其明显。(注5)

金陵女子大学

 

教训

1.西方初期教会中,出现过许多“护教士”。他们精通圣经神学和希腊文化,知识渊博,品学兼优。他们愿意用生命捍卫信仰,极多护教士成为殉道士。他们和大众信徒的生活见证交互辉映,使基督教最终成为罗马帝国和西方社会文化的主流。

护教士殉道

19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许多有识之士急欲在“打倒孔家店”的氛围下破旧立新。在这思想真空的阶段,想要学效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人,却不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必须建立在以神为本的基础上。

陈独秀论德先生和赛先生

可惜当时中国教会的文化积累尚浅,没有够份量的学者可以成为文化宣教士和护教士,中国逐渐走向了一百年来以人为本的意识形态和体制。直到如今,基督教在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中仍被边缘化。

2.近代中国教会的复兴和逼迫彼此相连。常常复兴之后就有逼迫,逼迫之后出现复兴。1927-1937年有“十年大复兴” 。(注6)

接着就遭遇对日抗战的折腾。1945-1949年学联会带来大学生的复兴,紧接着就遇到政权改变后的信仰逼迫。文化大革命时期教会的聚会全面禁止,改革开放后却看到草根性的教会复兴。

1945年学联会

在逼迫中得以复兴,最重要的关键是祷告。祷告使得心中祭坛的火,在黑暗仍然点燃。主耶稣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参《太》18:20)文革期间,家庭中夫妻俩的微声共祷,或 “温州祷告山”的迫切呼求,从未停止。

如果海内外的教会承平日久,如果祷告的热忱日渐冷淡;教会将不冷不热,宣教的历史将成为回忆,而不是现今的故事。

 

总结

1.综览来华传教士从第7世纪(635年)至20世纪(1949年)的宣教,可以归纳为5种宣教策略:依附(Adaptation)、自然发展(Natural Development)、迎合(Accommodation)、对抗(Confrontation)、改造(Transformation)。

我们必须思想:这5种宣教策略,哪一项最适合我们现今教会和宣教工场的处境。我们可以根据本文介绍的榜样和教训,研拟最合宜的宣教计划。

2.1860年内地开放以后,中外传教士和团体把握传教自由的时机,用各样的智慧创意,建造了中国宣教的生态圈:召聚传教士-传扬福音-造就信徒-人才培育。这四圈之间互相效力。他们进行整全宣教:中西结合-上下结合(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媒介结合(面谈、街头、聚会、家庭、关怀、文字、医院、学校等)。这是当今在各民、各地、各文化宣教时,都可以承传的模式。

 

注:

1、若读者对近现代中国教会人物有兴趣,建议阅读: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1983。另有网络版《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简介在华人基督教发展史,或在社会以及各领域中有影响、有贡献的中外传教士、教会领袖、传道人和平信徒。

2、详细资料请上网 www.backtojerusalem.com

王瑞珍,《神国侠侣-西域宣教传奇》,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

3、本段有关西北灵工团的资料,取材自2004年10月三位老同工李道生、李元奎、唐远模在新疆手写的〈对有关历史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一文。后来李道生在新疆七泉湖写出《走在锡安大道上-李道生回忆录》,2007年4月出打印稿。

4、请看:林荣洪,《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香港:天道书楼,1980。

5、请看OC橄榄社区的视频节目《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第10集和21集。

此视频节目已出版成书:苏文峰、丁怡嘉,《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美国海外校园机构,2021。

6、玛丽孟森著,柯美玲译,《中国大复兴》,台北:大光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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