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1.10.22 

蘇文峰

 

編註：本文是為2022年即將出版的《宣教心視野》（Perspectives）中文修訂版而寫，全文約一萬兩千字，分四次先在《舉目》刊登。

 

1900年義和團教案後，大部份傳教士痛定思痛，深刻體認培植中國人自立、自傳、自養的重要性。他們逐漸交出領導權，居於輔導性地位。

義和團

許多傳教士致力於高等教育及教會學校，並參與聖經翻譯（如和合本等）及學生工作。到了19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及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歷史性角色，逐漸告一段落。

這段時期，上帝在中國興起了許多受過傳教士影響，或到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傳道人，成為在中國教會界和文化界、教育界承先啟後的領袖，如：宋嘉樹、劉廷芳、余慈度、宋尚節、石美玉、康成、吳貽芳等等。

上帝也興起許多本地的傳道人，向基層信徒和和教會學校學生佈道，在教會和聖經學院培育神國人才，並興起許多自立教會。本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傳道人，包括：丁立美、賈玉銘、敬奠瀛、王載、計志文、趙世光、倪柝聲、王明道等等。（註1）

隨著自立教會的成長，中國教會也開始自主性的國內及海外宣教工作。

有四個宣教團體頗具代表性：

1.中華國內佈道會（1918年）

石美玉和蔡蘇娟等幾位基督徒共同成立了“中華國內佈道會”。這是第一個由中國人自己建立的佈道組織，專門差派宣教士到中國偏遠地區傳福音，對中國教會的宣教事工影響深遠。

2.中華國外佈道團（1929年）

中國人第一個向國外宣教的差會，在1929年開創。1928年夏天，來自加拿大在廣西宣教多年的宣道會牧師翟輔民（R.A. Jaffray）與中國佈道家王載懇談，建議他去南洋旅行佈道。次年王載返國後與翟輔民決定成立“南洋佈道團”，去南洋群島宣教。1929年9月設總部在廣西梧州，後改名為“中華國外佈道團”，派林証耶和練光臨等去宣教。成立8年後，平均在工場上的宣教士有21位之多。到了1955年，該團已有30餘位同工，在南洋各國設立教會，帶領許多人信主。

3.遍傳福音團（1943年）

遍傳福音團主要同工

1941年2月中國內地會、循理會及一些華人教會合作，在西安西邊的鳳翔成立西北聖經學院，目的是往回教地區宣教。院長是戴永冕（戴德生的孫子）。

1942年11月15日，副院長馬可牧師在禱告中看見中國人“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異象。1943年復活節清晨，西北聖經學院的70多位師生中，有8位蒙召去新疆宣教。後來學院每星期二晚上有為邊疆宣教的禱告會，5月23日成立了“遍傳福音團”（The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馬可任團長，並主編《遍傳福音團報》。

此團只限中國人參加，不接受外國支援。宗旨是開拓西北七省及西北七國，從西北開始，沿絲路經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巴勒斯坦等回教地區，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1944年起福音團的趙麥加和幾位同學先後差派去西北甘肅、寧夏、青海、西藏、新疆，建立教會或協助當地教會。1948年因內戰，馬可及15位同工去重慶。1950年代新疆政權改變後，這事工便停滯了。

福音絲路

遍傳福音團的同工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後，又恢復聚會和事奉，並對當年的初衷絲毫不變。               1953年在逼迫中何恩證去新疆和趙麥加結婚，此後再也沒有回去內地的趙麥加，1980年代曾說：“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銅門深鎖；然而我們辦不到的，總希望新的一代可以繼續擔承。”

何恩證在2002年（86歲）接受採訪時曾說：“我和趙麥加可能會死在這裡（我們往這邊走的時候就沒有打算活著回去），你們還得走下去。你們要像約書亞，可別像另外那10個沒有信心的探子”。

今日趙麥加、何恩證夫婦都已先後回到天家，但當年這“從西安到錫安”的異象從未消失；已有許多國內外的教會和信徒，勇敢走上了這條福音絲路。（註2）

4.西北靈工團（1949年）

西北靈工團

1945年10月山東濰縣的樂道院教會決定成立靈修院。1946年秋天，聖靈啓示靈修院師生要差派工人面向大西北、新疆、耶路撒冷，張谷泉20多次傳講“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信息。於是劉淑媛（大學生）、張美英（助産士）兩位年輕姊妹首先起行赴西北。

從1946年到1948年先後6批，總共42人（7個中小學生除外）出發。他們隨走隨傳，見證主所賜的“到西北﹑到新疆，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異象。沿途受到各教會弟兄姊妹熱情的、全方位的幫助。蘭州、酒泉、武漢的教會還挽留部分工人暫住幫助當地教會的事奉，直到1949年6月他們才全部抵達新疆哈密。

楊紹唐為在哈密的工人團體定名“哈密基督教西北靈工團”。

1949年4月28日創刊的《西北靈工》，是西北靈工團的一份不定期刊物，向內地關心邊疆宣教工作的弟兄姊妹介紹動態和真理亮光。在第二卷“卷首語”中寫道：“我們的道路在祖國的邊疆──新疆和西藏。我們的道路也在祖國的西方──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阿拉伯、巴勒斯坦。這些地方是神託付我們所要走的道路，是祂畫給我們工作的地界。”他們的步驟是先在哈密建立總站，於新疆設教會，分派工人進入西藏，再進入中東，廣傳福音，直到耶路撒冷，迎接主來。

1949年獻堂感恩禮拜後，緊接著舉行五旬節聚會。8天聚會有20多人奉獻為主，有45位弟兄姊妹於6月12日在哈密的河水渠中受浸歸主。消息傳到內地，傳到天山南北，很多弟兄姊妹前來參加聚會並決志奉獻為主傳福音。陸續獻身的男女約有50人，加上從濰縣靈修院來的超過100人，於是第一期聖經班開始。除了學習聖經課程外，他們也經常去街頭、十字路口傳福音。

同工們往天山南北各地去傳福音、建立教會。各人都是受聖靈的感動，彼此是在靈裡的結合。再經過全體禱告印證，牧師按手祝福送行。西北靈工團差派傳道工人沒有錢糧、路費。一個行李捲、一個聖經書包，完全憑信心仰望神的預備。

1949年9月李道生等6人到喀什疏勒縣傳福音，曾與遍傳福音團的趙麥加同住同工。1950年前後，西北靈工團和遍傳福音團的同工們常彼此接待訪問，並共慶聖誕。

到各地傳福音的工人，本著聖經建立教會，不搞什麼團體，不宣傳團體，男女都親手勞作，自食其力，白天勞動，晚上聚會，也不允許樹靈工團的牌子。

1951年4月靈工團的負責人張谷泉入獄，許多同工也被捕。群羊的牧人被擊打後，一些少壯工人就組成臨時的事奉帶領班子。當時形勢嚴峻，有一部人員返回了原籍。

政府在1956年平反昭雪冤案，入獄的同工們大都被宣告無罪釋放，唯張谷泉仍關在獄中。文沐靈、劉德民、孫信民殉道於獄中。

50年來，這個中國教會土生土長的宣教團體，仍堅守在當年神呼召他們去的福音工場上，有些50年代被分散到各地的同工又回到新疆。他們就像趙西門《十架歸路》詩歌中所唱：“認定十架的血路，這是我唯一歸途……我願流血秦國道，不願偷生在斯土。”這是我們今後參與宣教的人所應效法的榜樣。（註3）

 

榜樣

1.1901-1949年之間，中國教會處於風雲巨變的時局中，最嚴重的挑戰來自學界。許多人質問：新中國還需要宗教嗎？科學與宗教可以並存嗎？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是否掛鉤？

當時只有少數學者從本色化角度做出微弱的回應。另有一群卓然不凡的基督徒和傳道人，不作學術性的辯論，卻以“福音改變人心”的信念，帶領了多次多方的屬靈大復興。他們傳講亙古不變的救恩信息：認罪、悔改、重生和十字架。他們幫助許多信徒建立有根有基的信仰，使他們在動亂和逼迫的處境中堅定不移，成為風潮下的中流砥柱。（註4）

宋尚節佈道會

2.這時期大中小學教會學校，承傳了百年來“整全宣教”的理念，培養了許多新中國最需要的新一代人才。這些學校都很重視全人教育的“靈、智、體、群”四個向度。教師們藉著言傳身教，將代代相傳的基督化教育，帶到近代中國的教會學校和社會，其果效在女子教育中，尤其明顯。（註5）

金陵女子大學

 

教訓

1.西方初期教會中，出現過許多“護教士”。他們精通聖經神學和希臘文化，知識淵博，品學兼優。他們願意用生命捍衛信仰，極多護教士成為殉道士。他們和大眾信徒的生活見證交互輝映，使基督教最終成為羅馬帝國和西方社會文化的主流。

護教士殉道

19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許多有識之士急欲在“打倒孔家店”的氛圍下破舊立新。在這思想真空的階段，想要學效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人，卻不知民主和科學的精神必須建立在以神為本的基礎上。

陳獨秀論德先生和賽先生

可惜當時中國教會的文化積累尚淺，沒有夠份量的學者可以成為文化宣教士和護教士，中國逐漸走向了一百年來以人為本的意識形態和體制。直到如今，基督教在中國本土的社會文化中仍被邊緣化。

2.近代中國教會的復興和逼迫彼此相連。常常復興之後就有逼迫，逼迫之後出現復興。1927-1937年有“十年大復興” 。（註6）

接著就遭遇對日抗戰的折騰。1945-1949年學聯會帶來大學生的復興，緊接著就遇到政權改變後的信仰逼迫。文化大革命時期教會的聚會全面禁止，改革開放後卻看到草根性的教會復興。

1945年學聯會

在逼迫中得以復興，最重要的關鍵是禱告。禱告使得心中祭壇的火，在黑暗仍然點燃。主耶穌應許“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參《太》18：20）文革期間，家庭中夫妻倆的微聲共禱，或 “溫州禱告山”的迫切呼求，從未停止。

如果海內外的教會承平日久，如果禱告的熱忱日漸冷淡；教會將不冷不熱，宣教的歷史將成為回憶，而不是現今的故事。

 

總結

1.綜覽來華傳教士從第7世紀（635年）至20世紀（1949年）的宣教，可以歸納為5種宣教策略：依附（Adaptation）、自然發展（Natural Development）、迎合（Accommodation）、對抗(Confrontation)、改造（Transformation）。

我們必須思想：這5種宣教策略，哪一項最適合我們現今教會和宣教工場的處境。我們可以根據本文介紹的榜樣和教訓，研擬最合宜的宣教計劃。

2.1860年內地開放以後，中外傳教士和團體把握傳教自由的時機，用各樣的智慧創意，建造了中國宣教的生態圈：召聚傳教士-傳揚福音-造就信徒-人才培育。這四圈之間互相效力。他們進行整全宣教：中西結合-上下結合（社會階層、教育程度）-媒介結合（面談、街頭、聚會、家庭、關懷、文字、醫院、學校等）。這是當今在各民、各地、各文化宣教時，都可以承傳的模式。

 

註：

1、若讀者對近現代中國教會人物有興趣，建議閱讀：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1983。另有網絡版《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簡介在華人基督教發展史，或在社會以及各領域中有影響、有貢獻的中外傳教士、教會領袖、傳道人和平信徒。

2、詳細資料請上網 www.backtojerusalem.com 。

王瑞珍，《神國俠侶－西域宣教傳奇》，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3。

3、本段有關西北靈工團的資料，取材自2004年10月三位老同工李道生、李元奎、唐遠模在新疆手寫的〈對有關歷史問題事實真相的說明〉一文。後來李道生在新疆七泉湖寫出《走在錫安大道上-李道生回憶錄》，2007年4月出打印稿。

4、請看：林榮洪，《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香港：天道書樓，1980。

5、請看OC橄欖社區的視頻節目《教會歷史中傑出的女性》，第10集和21集。

此視頻節目已出版成書：蘇文峰、丁怡嘉，《教會歷史中傑出的女性》，美國海外校園機構，2021。

6、瑪麗孟森著，柯美玲譯，《中國大復興》，台北：大光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