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与中国(蔡丰智)

蔡丰智

本文原刊于《举目》29期

          美国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是与哈佛、史丹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齐名的学府,前后出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及五位美国总统。近年的几位白宫主人,及2004年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全都是耶鲁人,更是使它声名大噪。

           耶鲁是在1701年,由一群来自哈佛的人开始的,为的是要和哈佛一别苗头。其创校的时间,全美排名第三,仅晚于哈佛及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那时,正是清朝康熙皇帝为了敬孔、祭祖等礼仪问题,与罗马天主教皇发生龃龉,中国快要关起对外大门的时候。

           学校最初称为Collegiate School。1716年,老耶鲁先生(Elihu Yale)捐了一大笔钱及书籍给学校,并且把它迁到今天位于康州的纽海汶(New Haven, Connecticut)。两年后,为感念他的贡献,学校改名为Yale College。

          老耶鲁先生是个商人,因与亚洲进行贸易而致富。换句话说,他捐给耶鲁的钱,有一部分来自与中国的茶叶、丝、瓷器等贸易。可是,他大概没料到,日后耶鲁大学会与中国结下那么深厚的关系。

德怀特

          如同许多长春藤大学一样,耶鲁起初是以神学院起家的,它原属于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目的是培养牧师等神职人员。成立之初,正遇上美国第一次属灵大复兴(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1730s-1740s)。这次属灵复兴中的一位关键人物,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就是耶鲁人。

          1795年,爱德华兹的外孙德怀特(Timothy Dwight,1752-1817),出任耶鲁大学的校长,直到1817去世为止,担任校长达廿多年之久。他上任时,属灵复兴的热潮已经消退,耶鲁的师生 已经变得冷漠与世俗化。他出任校长那年,汤姆斯‧佩恩(Thomas Paine)发表了《理性的时代》,教会在属灵的低潮中,又面临理性主义的严重冲击。然而,德怀特给耶鲁再次带来复兴——当然,这不是他独力达到的。

          那时,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也正好有第二次属灵大复兴(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1800s-1830s)。1806年,麻州发生了有名的“干草堆祷告会”(Haystack Prayer Meeting),几名默默无闻的学生,因为突来的风雨,躲在干草堆中。他们在分享、交流时,有感于世上许多人仍未听闻福音,而决心奉献自己。这点燃了美 国19世纪轰轰烈烈的宣教热潮。

伯驾

          耶鲁人也感染了这股海外宣教的热诚,不少人去了地球另一面的中国。

          第一位来到“丝绸之国”的耶鲁宣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可不是一般的牧师,他还是医生。原来,德怀特当校长的重大贡献之一,是把耶鲁从神学院转型为现代化的大学。1810年,耶鲁成立了医学院。

          1831年,伯驾医生自耶鲁医学院毕业,后又到纽约唸神学,取得牧师资格。

          1834年,伯驾在美国长老会的差派下,启程前往中国,在广州“十三洋行”行医。后来又建立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医院“博济医院”。就这样,伯驾医生开始了“治形体之病,救异教之魂”的使命。

          他本是眼科医生,但广大的需要,使得他变成全科。除了市井小民,他也医治过钦差大臣林则徐与耆善。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帮林则徐翻译《国际公法》、协助中英交涉,并修改致英王书信。

         1856 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公使,从此身分转为外交官。有趣的是,这位美国医生一辈子只在中国行医,反而不曾在美国给人看过病。他的助手把他治病的情形画下。今 天,这百幅珍贵的画作,默默地在耶鲁大学的Medical History Library,见証着他对中国的付出与贡献。

布朗和容闳

          比伯驾医生稍晚数年,另一位耶鲁毕业生,布朗牧师(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于1839年到达中国,在香港的马礼逊学校任教。这学校是郭实腊夫人为纪念1807年抵华的第一位更正教的宣教士而设 的。布朗牧师任教数年后,因妻子健康的缘故,于1847年返美。他们带了三位自愿同行的中国学生随行,其中容闳进了布朗的母校耶鲁,并且于1854年,成 为第一位中国留美的大学毕业生。

          后来布朗牧师重回远东。这次他去了日本,对日本作出很杰出的贡献。中国人对他并不熟悉,可是他所带领的学生容闳,却对中国有长远的影响。

           容闳自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在1863年秋天,被人介绍给曾国藩。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他自认生平有“三耻”,其中之一是“天文算学,毫无所知”。他也认为,应该了解西方的情况,“驭夷之道,贵识夷情”。

           当容闳被推荐给曾国藩时,正是中国刚经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耻辱,在恭亲王的带领下,开始“自强运动”的时候。曾国藩命容闳出国采购机器。

           1870年,一群百姓误信“传教士挖中国弃婴的眼睛制药”的谣言,攻击教堂,杀害西人,发生了“天津教案”。

          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负责处理,容闳奉命担任翻译。他趁机进言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于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决定,奏请慈禧太后进行“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国留学,计划15年学成后,分批回国。

留美幼童

           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起程赴美,前往康州首府哈特福(Hartford)。容闳选择康州,就是希望这些幼童在完成中学教育后,也能到他的母校耶鲁就读。

          可惜,一些守旧的清朝官员认为,留美幼童“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实易沾其恶习……他们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 再加上有些幼童信主,成为基督徒,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得知后,也上奏“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 忘’等语”。他恳请将幼童全数撤回。

          耶鲁大学校长波特(Noah Porter),听说清廷想要终止这个计划,特地上书写信,以期挽回。李鸿章也有意让幼童完成学业再回国。可是,事与愿违,1881年,这些留美幼童,终 于被全数召回。他们中多数人,连中学都尚未完成。可是仍然有24位进了耶鲁,其中包括了对中国铁道建设贡献卓著的詹天佑。

          这些留美幼童回 国后,参与了交通、通讯、海关、外交及现代警察制度的建设,也有些人在中法战争、甲午海战捐躯。幼童中的唐绍仪,成为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梁诚则在20 世纪初,成为中国驻美公使。经由他的努力与交涉,美国退回“庚子赔款”。清华大学就是用这笔“庚子赔款”建立的。而清华最初的四位校长中,竟有三位是耶鲁 的毕业生——原来中国顶尖学府和耶鲁大学,还有这么一丝渊源。

          当今中美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又都分别毕业于清华与耶鲁,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留美幼童在康州时,耶鲁大学聘请了威廉先生(Samuel Wells Williams),教授中国语言及中国历史。这是全美的首例,也激发了耶鲁师生对中国的关心。当时正值国会审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耶鲁人努力积极游说国会不要通过。可惜的是,没有成功。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一直到1943年二次大战中美同盟才废除。

裴好仁

          继伯驾医生和布朗牧师之后,耶鲁人前仆后继,响应“属天的呼召”,去到遥远的中国。特别是1886年,在布道家慕迪(D. L. Moody, 1837-1899)的影响下,美国产生了“学生自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在此后50年中,有25,000人献上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海外的宣教士,其中有三分之一选择去了中国。

           在这宣教浪 潮中,耶鲁人当然是不会缺席的。其中,1892年毕业的裴好仁(Horace Pitkin,1869-1900),赴河北保定宣教。1897年,当他们夫妇抵达之际,正是中国多事之秋。中国经历了甲午战败、割让台湾 (1894-1895),“百日维新”以“戊戌政变”的方式收场(1897)。同年两名德国教士在山东被杀,德国进占胶州湾,英、法、日、俄等国,也纷纷 效法,开始“瓜分中国”。

           接连的败战及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使中国人有着难以言喻的伤痛和激烈情绪。加上对外的无知和猜忌,国人当时甚至将北方的旱灾,都归咎于“洋鬼子”:“天无雨,地干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1900年7月1日,“义和团”攻击保定的教堂。裴好仁牧师被砍头,其他外籍宣教士并中国基督徒共两百多人被杀。

           这样的事,在当时并非个别事件,在山西最为惨烈。在“庚子之乱”中,天主教及基督教共有超过23,000人,因为信仰,在那个混乱的夏天被屠杀。

           当时,裴好仁师母正好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返美,不在保定。在紧急时裴牧师托人传话,希望儿子在25岁时,也能献身中国。听说他日后果然继承父亲的遗志。

         “义和团”攻击保定教堂的事件发生时,冯玉祥正好在保定当兵,亲睹经过。宣教士从容就义、临危互助,让他印象深刻。事件过后,1913年冯玉祥在北京担任京卫 军团长时,常常到崇文门的教堂听牧师讲道,1915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常请宣教士与传道人,到他的军队中传道。有一段时期,他的部队有多达5,000人 领圣餐,使他有“基督将军”之称。

雅礼与胡美

            裴好仁牧师的遇害,震撼了一向平静的耶鲁校园。学校在校园内的Woolsey Rotunda,立碑纪念这位殉道者。还有一些人,不满足于只用一块冰冷的碑文,来埋葬这轰轰烈烈的事件,决定用实际的行动来延续裴好仁牧师的使命,与对中国的热爱。

         就在那年冬天,他们成立了“耶鲁海外宣教差会”(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四位发起人中的两位,德士敦(Lawrence Thurston)和席比义(Warren Seabury),很快前往中国,也很快在1903和1907捐躯在神州大陆。他们的名牌,加入了耶鲁人在Woolsey Rotunda的行列。“耶鲁海外宣教差会”,就是日后的“耶鲁在中国”(Yale in China),及今天的“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只不过如今它已不再是教会机构,而是纯文化与教育的组织。

           那时,“耶鲁海外宣教差会”除了差派宣教士到中国,还决定在中国建立学校。他们选择了反教情绪一贯高涨的湖南省城长沙,在那儿成立了“雅礼中学”,创立了“湘雅医院”,进而设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也就是日后的“湘雅医学院”。

         “庚子之乱”并没有吓退耶鲁人,也没有浇熄他们宣教的热诚,与对中国的挚爱,“耶鲁海外宣教差会”的呼喊,使得许多的人甘冒“帝国主义侵华先锋”的嫌疑,把他们的青春奉献在那陌生又怀有敌意的地方。

          1897年毕业于耶鲁的胡美医师(H. Hume,1876-1957),是第三代的宣教士。他原本在印度医疗传道,一封“中国更需要你”的信件,在1905年把他带到长沙。湘雅医学院在他和其他人的努力下茁壮,与北方的协和医学院并有“北协和、南湘雅”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后,雅礼协会于1951年,随着其它西方的宣教机构,黯然地离开中国。然而,他们对中国热盼的心没有平息,转而支持香港的新亚书院(日后与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成中文大学),继续为中国人尽力。

博得恩

         在耶鲁众多赴华的宣教士中,威廉·博得恩(William Borden,1887-1913)是很特殊的一位。他家境极其富有,1904年高中的毕业礼物,是一年的环球旅行。然而,金钱没有拦阻他对永恒事物的追寻。1909年耶鲁毕业后,他加入“中国内地会”,立志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中国西北的回教徒。1912年他出发前往中国,途中在埃及停留,学习回教文化。 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结束了他的生命,年仅25岁,他至终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比起其他的宣教士,他好像没能交出漂亮的成绩单。然而,上帝看的不是我们完成多少,而是我们愿意献上多少。“短而热切的生命”,在上帝眼中,和“长而丰收的生命”,同样地宝贵。天国的“投资报酬率”,原是不同于这世界的。

          博得恩“壮志未酬”的事蹟,激励了更多的人献身中华。“中国内地会”在甘肃兰州,盖了一座记念他的医院,来继续他服事中国的心愿。博得恩的母亲,在他遗留的 圣经上,发现“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没有保留、没有后退、没有后悔”的题字,正是他和许多耶鲁人及其他宣教士,对热爱中国心志的见証。

作者来自台湾,从事航太研究工作,现居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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