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豐智

本文原刊於《舉目》29期

          美國的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是與哈佛、史丹佛、普林斯頓等大學齊名的學府，前後出了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及五位美國總統。近年的幾位白宮主人，及2004年民主、共和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全都是耶魯人，更是使它聲名大噪。

           耶魯是在1701年，由一群來自哈佛的人開始的，為的是要和哈佛一別苗頭。其創校的時間，全美排名第三，僅晚於哈佛及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那時，正是清朝康熙皇帝為了敬孔、祭祖等禮儀問題，與羅馬天主教皇發生齟齬，中國快要關起對外大門的時候。

           學校最初稱為Collegiate School。1716年，老耶魯先生（Elihu Yale）捐了一大筆錢及書籍給學校，並且把它遷到今天位於康州的紐海汶（New Haven, Connecticut）。兩年後，為感念他的貢獻，學校改名為Yale College。

          老耶魯先生是個商人，因與亞洲進行貿易而致富。換句話說，他捐給耶魯的錢，有一部分來自與中國的茶葉、絲、瓷器等貿易。可是，他大概沒料到，日後耶魯大學會與中國結下那麼深厚的關係。

德懷特

          如同許多長春藤大學一樣，耶魯起初是以神學院起家的，它原屬於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目的是培養牧師等神職人員。成立之初，正遇上美國第一次屬靈大復興（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1730s-1740s）。這次屬靈復興中的一位關鍵人物，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就是耶魯人。

          1795年，愛德華茲的外孫德懷特（Timothy Dwight，1752-1817），出任耶魯大學的校長，直到1817去世為止，擔任校長達廿多年之久。他上任時，屬靈復興的熱潮已經消退，耶魯的師生 已經變得冷漠與世俗化。他出任校長那年，湯姆斯‧佩恩（Thomas Paine）發表了《理性的時代》，教會在屬靈的低潮中，又面臨理性主義的嚴重衝擊。然而，德懷特給耶魯再次帶來復興——當然，這不是他獨力達到的。

          那時，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也正好有第二次屬靈大復興（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1800s-1830s）。1806年，麻州發生了有名的“乾草堆禱告會”（Haystack Prayer Meeting），幾名默默無聞的學生，因為突來的風雨，躲在乾草堆中。他們在分享、交流時，有感於世上許多人仍未聽聞福音，而決心奉獻自己。這點燃了美 國19世紀轟轟烈烈的宣教熱潮。

伯駕

          耶魯人也感染了這股海外宣教的熱誠，不少人去了地球另一面的中國。

          第一位來到“絲綢之國”的耶魯宣教士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可不是一般的牧師，他還是醫生。原來，德懷特當校長的重大貢獻之一，是把耶魯從神學院轉型為現代化的大學。1810年，耶魯成立了醫學院。

          1831年，伯駕醫生自耶魯醫學院畢業，後又到紐約唸神學，取得牧師資格。

          1834年，伯駕在美國長老會的差派下，啟程前往中國，在廣州“十三洋行”行醫。後來又建立中國的第一所西式醫院“博濟醫院”。就這樣，伯駕醫生開始了“治形体之病，救異教之魂”的使命。

          他本是眼科醫生，但廣大的需要，使得他變成全科。除了市井小民，他也醫治過欽差大臣林則徐與耆善。在鴉片戰爭期間，他幫林則徐翻譯《國際公法》、協助中英交涉，並修改致英王書信。

         1856 年，他出任美國駐華公使，從此身分轉為外交官。有趣的是，這位美國醫生一輩子只在中國行醫，反而不曾在美國給人看過病。他的助手把他治病的情形畫下。今 天，這百幅珍貴的畫作，默默地在耶魯大學的Medical History Library，見証著他對中國的付出與貢獻。

布朗和容閎

          比伯駕醫生稍晚數年，另一位耶魯畢業生，布朗牧師（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於1839年到達中國，在香港的馬禮遜學校任教。這學校是郭實臘夫人為紀念1807年抵華的第一位更正教的宣教士而設 的。布朗牧師任教數年後，因妻子健康的緣故，於1847年返美。他們帶了三位自願同行的中國學生隨行，其中容閎進了布朗的母校耶魯，並且於1854年，成 為第一位中國留美的大學畢業生。

          後來布朗牧師重回遠東。這次他去了日本，對日本作出很傑出的貢獻。中國人對他並不熟悉，可是他所帶領的學生容閎，卻對中國有長遠的影響。

           容閎自耶魯大學畢業後，回到中國，在1863年秋天，被人介紹給曾國藩。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他自認生平有“三恥”，其中之一是“天文算學，毫無所知”。他也認為，應該了解西方的情況，“馭夷之道，貴識夷情”。

           當容閎被推薦給曾國藩時，正是中國剛經歷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恥辱，在恭親王的帶領下，開始“自強運動”的時候。曾國藩命容閎出國採購機器。

           1870年，一群百姓誤信“傳教士挖中國棄嬰的眼睛製藥”的謠言，攻擊教堂，殺害西人，發生了“天津教案”。

          曾國藩時任直隸總督負責處理，容閎奉命擔任翻譯。他趁機進言派遣幼童到美國留學。於是，曾國藩和李鴻章決定，奏請慈禧太后進行“中華創始之舉，古今未有之事”——訪選各省聰穎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國留學，計劃15年學成後，分批回國。

留美幼童

           第一批“留美幼童”，於1872年，起程赴美，前往康州首府哈特福（Hartford）。容閎選擇康州，就是希望這些幼童在完成中學教育後，也能到他的母校耶魯就讀。

          可惜，一些守舊的清朝官員認為，留美幼童“腹少儒書，德行未堅……實易沾其惡習……他們縱能學成歸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 再加上有些幼童信主，成為基督徒，江南道監察御史李士彬得知後，也上奏“出洋學生，原不准流為異教。聞近來多入耶穌教門，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 忘’等語”。他懇請將幼童全數撤回。

          耶魯大學校長波特（Noah Porter），聽說清廷想要終止這個計劃，特地上書寫信，以期挽回。李鴻章也有意讓幼童完成學業再回國。可是，事與願違，1881年，這些留美幼童，終 於被全數召回。他們中多數人，連中學都尚未完成。可是仍然有24位進了耶魯，其中包括了對中國鐵道建設貢獻卓著的詹天佑。

          這些留美幼童回 國後，參與了交通、通訊、海關、外交及現代警察制度的建設，也有些人在中法戰爭、甲午海戰捐軀。幼童中的唐紹儀，成為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梁誠則在20 世紀初，成為中國駐美公使。經由他的努力與交涉，美國退回“庚子賠款”。清華大學就是用這筆“庚子賠款”建立的。而清華最初的四位校長中，竟有三位是耶魯 的畢業生——原來中國頂尖學府和耶魯大學，還有這麼一絲淵源。

          當今中美雙方的最高領導人，又都分別畢業於清華與耶魯，也是一個有趣的對比。

          留美幼童在康州時，耶魯大學聘請了威廉先生（Samuel Wells Williams），教授中國語言及中國歷史。這是全美的首例，也激發了耶魯師生對中國的關心。當時正值國會審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耶魯人努力積極遊說國會不要通過。可惜的是，沒有成功。1882年“排華法案”通過，一直到1943年二次大戰中美同盟才廢除。

裴好仁

          繼伯駕醫生和布朗牧師之後，耶魯人前仆後繼，響應“屬天的呼召”，去到遙遠的中國。特別是1886年，在佈道家慕迪（D. L. Moody, 1837-1899）的影響下，美國產生了“學生自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在此後50年中，有25,000人獻上自己年輕的生命，成為海外的宣教士，其中有三分之一選擇去了中國。

           在這宣教浪 潮中，耶魯人當然是不會缺席的。其中，1892年畢業的裴好仁（Horace Pitkin，1869-1900），赴河北保定宣教。1897年，當他們夫婦抵達之際，正是中國多事之秋。中國經歷了甲午戰敗、割讓台灣 （1894-1895），“百日維新”以“戊戌政變”的方式收場（1897）。同年兩名德國教士在山東被殺，德國進佔膠州灣，英、法、日、俄等國，也紛紛 效法，開始“瓜分中國”。

           接連的敗戰及不平等條約的恥辱，使中國人有著難以言喻的傷痛和激烈情緒。加上對外的無知和猜忌，國人當時甚至將北方的旱災，都歸咎於“洋鬼子”：“天無雨，地乾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1900年7月1日，“義和團”攻擊保定的教堂。裴好仁牧師被砍頭，其他外籍宣教士並中國基督徒共兩百多人被殺。

           這樣的事，在當時並非個別事件，在山西最為慘烈。在“庚子之亂”中，天主教及基督教共有超過23,000人，因為信仰，在那個混亂的夏天被屠殺。

           當時，裴好仁師母正好帶著剛出生的兒子返美，不在保定。在緊急時裴牧師託人傳話，希望兒子在25歲時，也能獻身中國。聽說他日後果然繼承父親的遺志。

         “義和團”攻擊保定教堂的事件發生時，馮玉祥正好在保定當兵，親睹經過。宣教士從容就義、臨危互助，讓他印象深刻。事件過後，1913年馮玉祥在北京擔任京衛 軍團長時，常常到崇文門的教堂聽牧師講道，1915年受洗成為基督徒。他常請宣教士與傳道人，到他的軍隊中傳道。有一段時期，他的部隊有多達5,000人 領聖餐，使他有“基督將軍”之稱。

雅禮與胡美

            裴好仁牧師的遇害，震撼了一向平靜的耶魯校園。學校在校園內的Woolsey Rotunda，立碑紀念這位殉道者。還有一些人，不滿足於只用一塊冰冷的碑文，來埋葬這轟轟烈烈的事件，決定用實際的行動來延續裴好仁牧師的使命，與對中國的熱愛。

         就在那年冬天，他們成立了“耶魯海外宣教差會”（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四位發起人中的兩位，德士敦（Lawrence Thurston）和席比義（Warren Seabury），很快前往中國，也很快在1903和1907捐軀在神州大陸。他們的名牌，加入了耶魯人在Woolsey Rotunda的行列。“耶魯海外宣教差會”，就是日後的“耶魯在中國”（Yale in China），及今天的“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只不過如今它已不再是教會機構，而是純文化與教育的組織。

           那時，“耶魯海外宣教差會”除了差派宣教士到中國，還決定在中國建立學校。他們選擇了反教情緒一貫高漲的湖南省城長沙，在那兒成立了“雅禮中學”，創立了“湘雅醫院”，進而設立“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也就是日後的“湘雅醫學院”。

         “庚子之亂”並沒有嚇退耶魯人，也沒有澆熄他們宣教的熱誠，與對中國的摯愛，“耶魯海外宣教差會”的呼喊，使得許多的人甘冒“帝國主義侵華先鋒”的嫌疑，把他們的青春奉獻在那陌生又懷有敵意的地方。

          1897年畢業於耶魯的胡美醫師（H. Hume，1876-1957），是第三代的宣教士。他原本在印度醫療傳道，一封“中國更需要你”的信件，在1905年把他帶到長沙。湘雅醫學院在他和其他人的努力下茁壯，與北方的協和醫學院並有“北協和、南湘雅”的美名。

          “新中國”成立後，雅禮協會於1951年，隨著其它西方的宣教機構，黯然地離開中國。然而，他們對中國熱盼的心沒有平息，轉而支持香港的新亞書院（日後與崇基學院及聯合書院，合併成中文大學），繼續為中國人盡力。

博得恩

         在耶魯眾多赴華的宣教士中，威廉·博得恩（William Borden，1887-1913）是很特殊的一位。他家境極其富有，1904年高中的畢業禮物，是一年的環球旅行。然而，金錢沒有攔阻他對永恆事物的追尋。1909年耶魯畢業後，他加入“中國內地會”，立志把上帝的福音，傳給中國西北的回教徒。1912年他出發前往中國，途中在埃及停留，學習回教文化。 一場突如其來的病，結束了他的生命，年僅25歲，他至終沒有踏上中國的土地。

          比起其他的宣教士，他好像沒能交出漂亮的成績單。然而，上帝看的不是我們完成多少，而是我們願意獻上多少。“短而熱切的生命”，在上帝眼中，和“長而豐收的生命”，同樣地寶貴。天國的“投資報酬率”，原是不同於這世界的。

          博得恩“壯志未酬”的事蹟，激勵了更多的人獻身中華。“中國內地會”在甘肅蘭州，蓋了一座記念他的醫院，來繼續他服事中國的心願。博得恩的母親，在他遺留的 聖經上，發現“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沒有保留、沒有後退、沒有後悔”的題字，正是他和許多耶魯人及其他宣教士，對熱愛中國心志的見証。

作者來自台灣，從事航太研究工作，現居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