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安国牧师〈华人教会宣教现况与突破〉有感
刘杰垣
本文原刊于《举目》28期
读了《举目》第25期(2007年5月号)林安国牧师的大作,〈华人教会宣教现况与突破〉,我深有共鸣,尤其在“大使命的思维与领袖”,以及“职业问题与民族中心”这两个问题上。就此仅以我个人所知、所经历,与同道们商讨、共勉。
一、主的大使命的思维与领袖问题
细读主的大使命(《太》28:18-20)后(以英译本为据),宣教领袖们各有不同的诠释。
有人认为这是一重使命(one-fold task),那就是使万人作门徒。浸礼(baptizing)与教导(teaching)这两字,在英文中是动名词,按英语文法,是用以说明造就门徒的。 但亦有人认为是两重使命(two-fold task):传福音(preaching)与教导门徒(teaching)。
这两种观点,各有其依据和理由。若将大使命与《使徒行传》(早期教会史)综合来读,且考虑使徒保罗立下的榜样与模式,我个人认为是三重使命,那就是:1) 传福音;2) 植堂;3) 差传。
三重使命(three-fold task)
1. 传福音事工(Gospel-preaching)
(1) 福音预期事工(pre-evangelism)
(2) 福音传扬(evangelism)
(3) 福音后期事工(post-evangelism)
这三重的工作,缺一不可。设若失之于福音预期事工,教会内传福音时,效果必大为逊色;若无福音后期事工,则无跟进与造就门徒。
2. 植堂事工(Church planting):
(1) 使徒彼得等以耶路撒冷为基地,利用会堂、家庭,向犹太人宣扬从死里复活的弥赛亚(《徒》1-12章)。
(2) 使徒保罗等以安提阿为基地,向外邦人传扬世人的救主(《徒》13-28章)。
植堂的榜样与模式:
* 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有了教会的型(ekklesia infantile)。
* 有恩赐的门徒们被圣灵兴起,被会众认识(being recognized)。
* 承认,接受,设立他们为教会的长老(plurality of elders)。
* 使徒将教导、牧养、保护的责任交托给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并把他们交托给神和神恩惠的道。
* 这些当地的长老们,继续执行大使命。
* 使徒保罗与同工们继续往前行,直到罗马帝国疆界(参读《徒》14:19-28,16:1-15,17:1-15,18:1-15,尤以20:17-35)。
3. 差传事工(Missionary-sending):
(1) 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差派工人外出的教会。
(2) 使徒保罗有三次传福音、植堂事工的行踪。
(3) 路司得,特庇,以哥念,安提阿,是保罗第一次传道的行踪,他传福音,植堂,选立长老,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4) 帖撒罗尼迦是保罗第二次传道的行踪,记载有传福音,植堂等。
(5) 在哥林多“保罗投奔了亚居拉,百基拉,他们本是帜帐棚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一年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徒》18:1-11)。
(6) 去耶路撒冷之前,保罗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elders)来,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overseers or bishops),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 们……”(《徒》20:17-32)。
一位胸怀远见的宣道领袖的愿望、异象,在此表达得淋漓尽致。
使徒时代之后,基督教自小亚细亚扩展到了欧洲等地,继之亚洲、非洲,这就是大使命的三重工作的实现。
二百年前福音进入中国,现在有待于华人基督教会继续遵行这大使命。
教会关系
在这巡回与增殖之时,教会间的关系,据Mr. David Howard(General Director,World Missions)有如此结论:
(1) 依赖,扶助(Dependence):18到19世纪,第三世界基督教会依赖于西方教会的人力与财力供应。
(2) 独立自主(Independence):19世纪到20世纪,第三世界基督教会相继独立,与西方基督教会并立。
基于现今的全球传道经验,容我加添第三点如下:
(3) 独立和互助(Independence and Interdependence):21世纪,西方与东方基督教会独立,应该互相合作完成大使命。
以中国大陆为例:
1949年,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据估计约700,000人。西国传道人先后离开,中国信徒与本地、本色教会却幸存,以独立自主、自传、自养,继续推动圣工。
到2000年,据估计中国有15,000,000圣徒之众,其增长速度为全球之冠。应归功于中国境内圣徒们与教会的的努力。(可参考文章:George Patterson: Christianity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1, #2,Christianity Today, 1963-64)
我的经历
笔者于1958年蒙召去南美洲传道,自此以大使命的三重事工为信念。以巴西为基地开展福音,植堂与差传,前后有七年之久,创立了圣保罗城华侨基督教会。继之,设立金边市教会,莫基市查经班,以至阿根廷的第一间华人教会,也试图在秘鲁开荒。
2003年笔者应邀返巴西,与众圣徒庆祝建堂40周年大庆。这是主“常与你们同在”的应许的实例,亦是圣徒们遵行大使命所致。
二、职业问题与民族中心问题:
笔者在南美七年中,五年任教于科研所与药剂工业,但一直与教会长老们同工。1965年返回美国,任教于密西根大学,并参与安娜堡城(Ann Arbor)中国同学查经班的事奉。继之设立教会,与其他两位长老牧养教会18年之久。
教研与教牧事工同时进行,并无辞去教授职位的必要。蒙主的带领,深蒙祝福。
70年代开始,自台湾、香港、东南亚、澳、纽等地来美求学者众多,美国各大学校园查经班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这是圣灵工作的巨流,为华人教会日后备才。
80年代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中国学子们来美求学或工作者数以万计。在这些年代内,顺圣灵巨流的带领,查经班脱颖而出,成为华人教会,为数甚多。
正如林安国牧师在〈华人教会宣教现况与突破〉中所言,“华人教会中大部分精英,都是专业人士”。这实在是言之至真。但,“若参与宣教,相等于放弃职业,…… 带职上工场事奉,这在西方差会已推动多年,医疗专业和教育人才,……文化事业,投资从商,电脑人才,心理保健,幸福家庭,农业建设等,皆是很好的带职事奉 的管道”。我十二万分同意这话。
例如:笔者自1980年开始,应中国大陆的学校、部委邀请,讲学与辅助科研,有27次之多,足迹遍及东南 西北。在低调、守法、务实的原则之下,进行小型基督徒事奉。近来,中国开放幅度增加,有待基督徒专业人员善为利用神所赋予的恩赐,在各等的机会之下参与事 工(1980年中美外交正常化后,仅应聘去中国教授英文者,就数以万计)。
中国盼望在2015年时,能成为第一流科研国家,因而多方邀请 海外华裔专业人士参加,共策盛举。近年来,我华裔学子所发表的论文,其质量已达到上乘地位,美国科学协会称誉此潮流是“Asianization”(亚洲 化),可见其贡献之多、之大。若中国基督徒科学家能带职返国事奉,将科技应用在本国,改变形势,造福社会,将是何等美好。不但今日内心得慰藉,来日见主面 时相信亦得蒙称赞。
2002年10月,《大使命双月刊》刊载了我的文章:〈织帐篷的基督徒〉。文章中提议:
(1) 重新发掘与遵行大使命教义。
(2) 神学教育中,增添“织帐篷的宣教方式”(此乃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与“平信徒运动”的教导,使专职与带职互补互助,以在实际教牧工作上,带来地方堂会的兴旺与生气。
(3) 建议华人差传机构增设“织帐篷事奉”。
(4) 差传年会、冬令会、夏令年会等,邀请带职事奉人士,作专题讨论,以群策群力,共尽其工。
2003年,我创立了“织帐篷工人国际团契”(Tent-Makers’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已获得美国马里兰州政府给予宗教法人团体地位,其目的,即是推动专业人才,带职参与大使命的三重工作。
组织成立迄今已有三年之久,反应并不踊跃,多人裹足不前。这是否与我华人的民族中心、文化意识、教会工作参与、生活方式有关,有待社会学者研究。
近年来,英、美、德的各类科学杂志,常刊载各国“聘请专业人才与教研人员”的广告,许多招聘者为第三世界,例如阿拉伯等国家。其聘金、待遇,并不亚于美、英。若华裔专业人才有心志、意愿,应聘以带职事奉,乃一举两得,是蒙主悦纳的事奉。
但愿我华人基督教会以遵行大使命为重。在这21世纪内,若仅用传统方式执行“大使命”,恐嫌不够,似应辅以非传统方式,双管齐下。
但愿教牧们视带职事奉,是互助(complementary method),是互补(supplementary method),以勉励与激发会众;专业人士能体念到这是新世纪的新方法,紧抓时机,善为利用,因为机会一去不返。
作者为“织帐篷工人国际团契”的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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