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林安國牧師〈華人教會宣教現況與突破〉有感
劉傑垣
本文原刊於《舉目》28期
讀了《舉目》第25期(2007年5月號)林安國牧師的大作,〈華人教會宣教現況與突破〉,我深有共鳴,尤其在“大使命的思維與領袖”,以及“職業問題與民族中心”這兩個問題上。就此僅以我個人所知、所經歷,與同道們商討、共勉。
一、主的大使命的思維與領袖問題
細讀主的大使命(《太》28:18-20)後(以英譯本為據),宣教領袖們各有不同的詮釋。
有人認為這是一重使命(one-fold task),那就是使萬人作門徒。浸禮(baptizing)與教導(teaching)這兩字,在英文中是動名詞,按英語文法,是用以說明造就門徒的。 但亦有人認為是兩重使命(two-fold task):傳福音(preaching)與教導門徒(teaching)。
這兩種觀點,各有其依據和理由。若將大使命與《使徒行傳》(早期教會史)綜合來讀,且考慮使徒保羅立下的榜樣與模式,我個人認為是三重使命,那就是:1) 傳福音;2) 植堂;3) 差傳。
三重使命(three-fold task)
1. 傳福音事工(Gospel-preaching)
(1) 福音預期事工(pre-evangelism)
(2) 福音傳揚(evangelism)
(3) 福音後期事工(post-evangelism)
這三重的工作,缺一不可。設若失之於福音預期事工,教會內傳福音時,效果必大為遜色;若無福音後期事工,則無跟進與造就門徒。
2. 植堂事工(Church planting):
(1) 使徒彼得等以耶路撒冷為基地,利用會堂、家庭,向猶太人宣揚從死裡復活的彌賽亞(《徒》1-12章)。
(2) 使徒保羅等以安提阿為基地,向外邦人傳揚世人的救主(《徒》13-28章)。
植堂的榜樣與模式:
* 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有了教會的型(ekklesia infantile)。
* 有恩賜的門徒們被聖靈興起,被會眾認識(being recognized)。
* 承認,接受,設立他們為教會的長老(plurality of elders)。
* 使徒將教導、牧養、保護的責任交托給他們,按手在他們頭上,並把他們交托給神和神恩惠的道。
* 這些當地的長老們,繼續執行大使命。
* 使徒保羅與同工們繼續往前行,直到羅馬帝國疆界(參讀《徒》14:19-28,16:1-15,17:1-15,18:1-15,尤以20:17-35)。
3. 差傳事工(Missionary-sending):
(1) 安提阿教會是第一個差派工人外出的教會。
(2) 使徒保羅有三次傳福音、植堂事工的行蹤。
(3) 路司得,特庇,以哥念,安提阿,是保羅第一次傳道的行蹤,他傳福音,植堂,選立長老,禁食禱告,把他們交托所信的主。
(4) 帖撒羅尼迦是保羅第二次傳道的行蹤,記載有傳福音,植堂等。
(5) 在哥林多“保羅投奔了亞居拉,百基拉,他們本是幟帳棚為業。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做工一年六個月,將神的道教訓他們”(《徒》18:1-11)。
(6) 去耶路撒冷之前,保羅請了以弗所教會的長老(elders)來,說:“我卻不以性命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 (overseers or bishops),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如今我把你們交托給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 們……”(《徒》20:17-32)。
一位胸懷遠見的宣道領袖的願望、異象,在此表達得淋漓盡致。
使徒時代之後,基督教自小亞細亞擴展到了歐洲等地,繼之亞洲、非洲,這就是大使命的三重工作的實現。
二百年前福音進入中國,現在有待於華人基督教會繼續遵行這大使命。
教會關係
在這巡迴與增殖之時,教會間的關係,據Mr. David Howard(General Director,World Missions)有如此結論:
(1) 依賴,扶助(Dependence):18到19世紀,第三世界基督教會依賴於西方教會的人力與財力供應。
(2) 獨立自主(Independence):19世紀到20世紀,第三世界基督教會相繼獨立,與西方基督教會並立。
基於現今的全球傳道經驗,容我加添第三點如下:
(3) 獨立和互助(Independence and Interdependence):21世紀,西方與東方基督教會獨立,應該互相合作完成大使命。
以中國大陸為例:
1949年,中國大陸的基督徒據估計約700,000人。西國傳道人先後離開,中國信徒與本地、本色教會卻倖存,以獨立自主、自傳、自養,繼續推動聖工。
到2000年,據估計中國有15,000,000聖徒之眾,其增長速度為全球之冠。應歸功於中國境內聖徒們與教會的的努力。(可參考文章:George Patterson: Christianity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1, #2,Christianity Today, 1963-64)
我的經歷
筆者於1958年蒙召去南美洲傳道,自此以大使命的三重事工為信念。以巴西為基地開展福音,植堂與差傳,前後有七年之久,創立了聖保羅城華僑基督教會。繼之,設立金邊市教會,莫基市查經班,以至阿根廷的第一間華人教會,也試圖在秘魯開荒。
2003年筆者應邀返巴西,與眾聖徒慶祝建堂40週年大慶。這是主“常與你們同在”的應許的實例,亦是聖徒們遵行大使命所致。
二、職業問題與民族中心問題:
筆者在南美七年中,五年任教於科研所與藥劑工業,但一直與教會長老們同工。1965年返回美國,任教於密西根大學,並參與安娜堡城(Ann Arbor)中國同學查經班的事奉。繼之設立教會,與其他兩位長老牧養教會18年之久。
教研與教牧事工同時進行,並無辭去教授職位的必要。蒙主的帶領,深蒙祝福。
70年代開始,自台灣、香港、東南亞、澳、紐等地來美求學者眾多,美國各大學校園查經班如雨後春筍,相繼成立。這是聖靈工作的巨流,為華人教會日後備才。
80年代中美外交關係正常化,中國學子們來美求學或工作者數以萬計。在這些年代內,順聖靈巨流的帶領,查經班脫穎而出,成為華人教會,為數甚多。
正如林安國牧師在〈華人教會宣教現況與突破〉中所言,“華人教會中大部分精英,都是專業人士”。這實在是言之至真。但,“若參與宣教,相等於放棄職業,…… 帶職上工場事奉,這在西方差會已推動多年,醫療專業和教育人才,……文化事業,投資從商,電腦人才,心理保健,幸福家庭,農業建設等,皆是很好的帶職事奉 的管道”。我十二萬分同意這話。
例如:筆者自1980年開始,應中國大陸的學校、部委邀請,講學與輔助科研,有27次之多,足跡遍及東南 西北。在低調、守法、務實的原則之下,進行小型基督徒事奉。近來,中國開放幅度增加,有待基督徒專業人員善為利用神所賦予的恩賜,在各等的機會之下參與事 工(1980年中美外交正常化後,僅應聘去中國教授英文者,就數以萬計)。
中國盼望在2015年時,能成為第一流科研國家,因而多方邀請 海外華裔專業人士參加,共策盛舉。近年來,我華裔學子所發表的論文,其質量已達到上乘地位,美國科學協會稱譽此潮流是“Asianization”(亞洲 化),可見其貢獻之多、之大。若中國基督徒科學家能帶職返國事奉,將科技應用在本國,改變形勢,造福社會,將是何等美好。不但今日內心得慰藉,來日見主面 時相信亦得蒙稱讚。
2002年10月,《大使命雙月刊》刊載了我的文章:〈織帳篷的基督徒〉。文章中提議:
(1) 重新發掘與遵行大使命教義。
(2) 神學教育中,增添“織帳篷的宣教方式”(此乃效法使徒保羅的榜樣),與“平信徒運動”的教導,使專職與帶職互補互助,以在實際教牧工作上,帶來地方堂會的興旺與生氣。
(3) 建議華人差傳機構增設“織帳篷事奉”。
(4) 差傳年會、冬令會、夏令年會等,邀請帶職事奉人士,作專題討論,以群策群力,共盡其工。
2003年,我創立了“織帳篷工人國際團契”(Tent-Makers’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已獲得美國馬里蘭州政府給予宗教法人團体地位,其目的,即是推動專業人才,帶職參與大使命的三重工作。
組織成立迄今已有三年之久,反應並不踴躍,多人裹足不前。這是否與我華人的民族中心、文化意識、教會工作參與、生活方式有關,有待社會學者研究。
近年來,英、美、德的各類科學雜誌,常刊載各國“聘請專業人才與教研人員”的廣告,許多招聘者為第三世界,例如阿拉伯等國家。其聘金、待遇,並不亞於美、英。若華裔專業人才有心志、意願,應聘以帶職事奉,乃一舉兩得,是蒙主悅納的事奉。
但願我華人基督教會以遵行大使命為重。在這21世紀內,若僅用傳統方式執行“大使命”,恐嫌不夠,似應輔以非傳統方式,雙管齊下。
但願教牧們視帶職事奉,是互助(complementary method),是互補(supplementary method),以勉勵與激發會眾;專業人士能体念到這是新世紀的新方法,緊抓時機,善為利用,因為機會一去不返。
作者為“織帳篷工人國際團契”的創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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