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联”的发展过程，对往后的中国教会具有长远的影响。当年许多学生时代蒙召全职事奉者，成为今日华人教会的领袖……

刘智钦

一、前言

本文原刊于《举目》27期

       “在宣教的历史中，许多宣教运动乃是由具有普世异象的学生所点燃的。”这是大卫．豪尔（David Howard）在 Student Power in World Mission （IVP，1970）一书中的序言。它也说明了学生福音运动在近代教会宣教史中的地位。        不仅在教会宣教、神学教育等范围内是如此，综观近代政冶、社会的变革，学生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教会史中，无论是神学立场属较自由派的 “基督徒学生运动”（以下简称“学运”），或神学立场较为保守之“基督徒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他们在大陆政权建立前的事工，都具有长远的影 响。唯因“学运”之历史较久，文献资料存留及后人论著较多，而“学联”的工作，时间只有从1945到1951，文字资料亦少，故我们对“学联”的认识也比 较模糊。

        然而，1937到1949年间，中国教会最大的特色，就是校园中的布道培灵工作，而“学联”的发展过程，包括青年基督徒怎样在中 国大学里得到复兴，以及学生奋斗的经过，对往后的中国教会具有长远的影响。只有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认识当时事工的全貌，并提出信仰的反省，我们才能从这 段历史得到借鉴，以面对未来普世教会可能会遭遇的共同危机。

二、近代基督徒学生运动及对中国教会之影响

        1882年，美国布道家慕迪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布道，点燃了学生宣教的热火。1885年，七名剑桥大学毕业生，加入由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甫于1865成立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给英国大学基督徒团契带来一阵冲击。1886年，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麻州黑门山举行研经夏令营，大会讲员慕迪先生向学生提出献 身宣教的挑战，直接促成了1888年在美国正式成立的“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此运动在起初的40年，一共派遣了10,500位英、美的宣教士，其中约三分之一来到了中国。但由于此一运动在信 仰上渐倾向自由神学，以致英国的剑桥大学团契于1919年，宣布脱离该组织，而成为今日之“全英国大学基督徒团契”（University & College Christian Fellowship，UCCF）。

         1934年起，英美等国之学生工作者，每年举办学生福音会议。1939年二次大战前，亦筹备了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生会议，参加者达八百余人，但因大战的爆发，使得原本倡议成立之国际学生福音运动组织，无法顺利进行。

        大战结束，1946年于英国牛津召开首次国际学生会议，代表们深感成立一国际组织的时机业已成熟，遂于1947年于美国波士顿正式成立“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1lowship Evangelical Student，IFES）。

        随着英美学生工作的分裂，中国自难脱离其影响。当时在中国为第一大差会之内地会，其宣教士有不少的比例是受福音派学生工作所影响，自然不会坐视“学运”在中 国对学生之影响。这当中极具关键的人物，仍是1934年来到中国的大卫．艾得理（David Adenly）。他在大学时为“剑桥基督徒团契”学生宣教祕书，毕业后任全英国大学基督徒团契 （UCCF）宣教祕书，并成立大学宣教团契，团训为：“广传福音，不完不休。”

三、“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的成立

        1937年，中国宣布对日抗战，随着战局逆转，华北、华东、华南相继落入日军手中，国民政府亦由南京而汉口，最后迁往重庆。此时各国立大学不是迁往后方就是停办， 而教会大学包括迁往成都之基督教联合大学（由华西、金陵、金陵女大、齐鲁医学院、东吴大学生物系等组成），以及移往租界接受外国保护的上海基督教大学（由 圣约翰、沪江、之江、东吴大学，在上海公共租界组成）。

        国民政府为因应当时情势，在大后方亦设立了不少大学，招收了不少逃难的流亡学生。苦难与战争的阴影，为抗战时期的人心预备了沃土，远离家园的学子不再有家庭的束缚，有利福音在学生中的传扬，这是大时代的走向。

        另一方面，“学运”亦因原事工大多集中在沿海的教会大学内，内地是他们事工较弱的区域，而青年会干事亦投入救济等社会工作，使得以青年会为主体的“学运”，只能在13所偏僻的国立大学，利用外国捐款成立学生公社。

        另一方面，属于基要或福音派信仰的传道人，却在大后方的大学中向学生传福音，这些人包括了计志文牧师（他曾在成都的华西坝体育馆、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礼堂， 分别向一千多位学生布道）、内地会的孔保罗牧师，以及当时负责“十字军”向边区传福音之赵君影牧师。“十字军”接受美国Zondervan公司之经济支 持，而赵君影牧师因看到当时学生工作的需要，所以亦向学生传福音。

         1944年冬，赵君影牧师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的联合校址布道三天，每晚大礼堂座无虚席，约有两千余人，在台前认罪决志信主者约两百多人。学生工作在极短的时间遍及大后方的大学。

         1945 年7月，“十字军”改组为“中华传道会”，赵君影牧师决定用此外国捐款召开“全国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地点在重庆南山的灵修学院，贾玉铭牧师为主要讲员。 共计有来自川、陕、云、贵等省，42个院校169位参加。滕近辉牧师当时为西北大学团契主席，他回忆该次的夏令会时写到：

       “我们坐了数天无盖无座卡车，穿山越岭，付了很大的代价，才到达重庆。圣灵在大会数百大学生中间大大作工，我自己得到灵性的复兴，有16位学生献身全职事奉主（其中有陈终道牧师）。这是我初次尝到复兴的滋味。”

        夏令会结束前夕，7月12日“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Chinese 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CIVCF）组织成立，赵君影牧师被选为总干事。

四、“学联”同工与事工状况

        随着对日抗战的胜利，“学联”的事工也发展到华东、华北各地，学生们迅速地在各大学成立小组，除东北、台湾之外，在当时一百五十多所大学中，其中98所有“学联”的事工，近百名的学生成为志愿同工，推动事工直到1951年止，有近两万多的学生信主。

        这一段时期，“学联”的全职干事，一般都维持在卅多人的状况，陆续参与的则约有四十多人，其中国人与西人各半，西人则以“内地会”的同工为主，包括孔保罗、赖恩融及任职副总干事的艾得理。

        1946年1月，“内地会”将艾得理牧师借给“学联”，由于当时急需人手，他便由伦敦搭大型水上飞机飞往重庆，家人则乘轮船来华。甫抵重庆便参加了第一区的冬令会，与学生们在大学的体育馆内席地而睡。这个冬令会使华西各大学的基督徒团契人数与日俱增。

        为了方便有效地推动事工，促进基督徒的参与，赵君影牧师在“学联”成立之初，便成立了“顾问会”，贾玉铭牧师为第一位首席顾问，学生则成立“学生执行委员会”来执行事工，并成立校际地区联合会，以强化校际间的福音运动。

        南京为“学联”总部的所在，1947年7月，假“华东神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夏令会，为“学联”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聚会，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大会主席由当时仍为学生的焦源濂担任。

        负责当时场地与总务的南京大学等团契，在会前工作中，将人分成两组，一组进行打扫，一组则祷告守望，隔段时间则两组互调。在当时通货膨胀，政冶与社会混乱 中，这群大学基督徒活出了信仰美好的见证。在与会的五百多位学生中，有近一百位献身，其中查逸锟弟兄为往后台湾校园福音团契的创立者。讲员则有杨绍唐、计 志文、贾玉铭、赵君影及内地会会督华福兰。

        由于“学联”事工的兴旺，使得神学院不得不修改教学课程，以适应这些大学毕业生的需要。不少教 会、神学院亦因“学联”而受益匪浅。如南京之“灵修学院”，1945年迁回南京时，就得颇多大学毕业生之助。而位于广州之“东山浸信会”，其中的大学团契 尤为突出，在广州爱主的青年基督徒，除了一部份在聚会处，其余的大部份都在这个团契里，他们也是各大学学校内的团契负责人。”

      “学联”在各大学事工的发展，不但引起小群教会与耶稣家庭的注意，更引起了共党的注意。它的成功引发了教会内外的关注。

五、“学联”的信仰与属灵观

        要了解“学联”的信仰，我们可从领导人赵君影的成长过程去分析。在台湾设立中原大学与关渡基督书院的贾加美牧师，为赵君影中学时代的校长，但赵君影却在进入 之江大学后，受到了自由派信仰的影响。他在大学期间因得肺结核病而休学，休养期间在贾加美牧师家中，适值计志文牧师前来布道，而清楚信仰，待身体痊愈后就 未再返之江大学就读，而随贾加美牧师到各中学布道。

         赵君影本人亦说；“我在当时所作的学生工作，在教义上是与贾玉铭一条路线，工作上是与 王明道相呼应的，在奋兴的事工上是宋尚节式的，现在回想起来，抗战期间大学生的复兴工作在基层上的教义都是基要主义的，也就是贾玉铭所教授的。”“学联” 的信条也是赵君影拟妥之后，交由贾玉铭牧师过目修正的。这信条共计四条：

        1. 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真神。

        2. 信全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3. 信主耶稣由圣灵藉童贞女道成肉身，曾钉死在十字架，替人赎罪，复活升天，必二次再来，审判世界。

        4. 信唯一的救法是以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从圣灵重生，得为神的儿女。

       根据上述的信仰原则，他发展了一套基督教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经济观、人类的命运与天国的理想。而其中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更是在大学布道中最常见的讲演，其三篇典型的讲章为“我为什么信上帝？”与“基督教的宇宙观”，“基督教的人生观”。

          对于当时内战期间的社会关怀工作，虽然“学联”的领导人赵君影亦提出了社会关怀理论，但他唯恐当时教会误会他信仰变节，而始终未行。因此，“传扬福音，造就 灵性”，设立团契，就成为“学联”极重要的工作模式。而赵君影在回顾这段事奉的过程后，亦认为“抗战期间的学联，徒有属灵的追求，未能进一步对国家民族有 所贡献。”“由此可知，学生运动应该双管齐下。”

六、“学联”事工的结束

        当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之前，“学联”的工 作，受到来自国共双方的侵扰。在当时的环境中，“学联”仍坚持属灵栽培与祷告的工作，使“学联”所属的团契，基本的领导权仍在爱主的基督徒学生手中。中共 政权初建立时，对各宗教仍保持宽忍的政策，各地“学联”的团契仍可以聚会，但学生们深知可以自由敬拜的时间不长了，在校内他们面对“唯物论”的信仰，“学 联”的弟兄姊妹要时刻预备自己，跟这一群相信“唯物论”的同学干部辩论。

        面对上述的问题，“学联”的干事吴永泉于1950年初，出版了他的著作《信仰问题》，由于中共执政初期的宗教自由政策，使得该书迅速地在学生中流传，甚至上海的“安息日会”、“天主教会”亦购买该书分发给会众。短短六个月内共印了六万册，未经许可而自行翻印的尚不知几许。

         1950年8月，艾得理牧师被迫离开大陆，不久《信仰问题》被列为禁书，吴永泉亦被监禁。这书大概是在共党统治下出版的唯一基督教护教学的书籍。

        及至1948年11月，“学联”总干事赵君影唯恐受共党的斗争，离开上海到香港；1950年8月，“学联”副总干事艾得理被中共驱离大陆，“学联”的事工亦 因同学们的毕业而人数渐少，“学联”作为一个机构，遂于1951年正式解散。只有位于北京未正式加入“学联”，由15所大学组成的“北平学联”，直到 1955年仍有活动。

七、结语

        “学联”在大陆的工作，若将抗战末期一并计算，充其量不过十年，但当我们回顾当年事工，对今日台湾、香港、大陆教会的影响，就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与香港的“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原则上承接了“学联”事奉的异象，当年许多学生时代蒙召全职事奉者，成为今日华人教会的领袖，在大陆“学联”事工的成果，也透过小组转入地下。

        艾得理牧师的一段话，更可以为“学联”的事工，注下最好的评语：

       “五十年代中国基督徒学生的见证，无疑为七十年代家庭教会注入新的活力，挂名的基督徒无可奈何地妥协之后，信徒之间的团契就靠年青人去维持；各大学团契组织虽然被瓦解，昔日的基督徒学生及他们的子女，却成为真正教会的一部份，这教会继续在黑暗中发光。”

        盼望这段往事能给从事学生工作者一点激励与提醒。让今日的流泪撒种，成为明日的欢呼收割。

作者原为台湾校园团契同工，现在泰国当宣教士。
本文原载《校园》杂志1991年10月号，经作者同意，删改部份内容后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