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聯”的發展過程，對往後的中國教會具有長遠的影響。當年許多學生時代蒙召全職事奉者，成為今日華人教會的領袖……

劉智欽

一、前言

本文原刊於《舉目》27期

       “在宣教的歷史中，許多宣教運動乃是由具有普世異象的學生所點燃的。”這是大衛．豪爾（David Howard）在 Student Power in World Mission （IVP，1970）一書中的序言。它也說明了學生福音運動在近代教會宣教史中的地位。        不僅在教會宣教、神學教育等範圍內是如此，綜觀近代政冶、社會的變革，學生更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在近百年來的中國教會史中，無論是神學立場屬較自由派的 “基督徒學生運動”（以下簡稱“學運”），或神學立場較為保守之“基督徒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學聯”），他們在大陸政權建立前的事工，都具有長遠的影 響。唯因“學運”之歷史較久，文獻資料存留及後人論著較多，而“學聯”的工作，時間只有從1945到1951，文字資料亦少，故我們對“學聯”的認識也比 較模糊。

        然而，1937到1949年間，中國教會最大的特色，就是校園中的佈道培靈工作，而“學聯”的發展過程，包括青年基督徒怎樣在中 國大學裡得到復興，以及學生奮鬥的經過，對往後的中國教會具有長遠的影響。只有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認識當時事工的全貌，並提出信仰的反省，我們才能從這 段歷史得到借鑒，以面對未來普世教會可能會遭遇的共同危機。

二、近代基督徒學生運動及對中國教會之影響

        1882年，美國佈道家慕迪在英國劍橋大學的佈道，點燃了學生宣教的熱火。1885年，七名劍橋大學畢業生，加入由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甫於1865成立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給英國大學基督徒團契帶來一陣衝擊。1886年，基督教青年會（YMCA）在麻州黑門山舉行研經夏令營，大會講員慕迪先生向學生提出獻 身宣教的挑戰，直接促成了1888年在美國正式成立的“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此運動在起初的40年，一共派遣了10,500位英、美的宣教士，其中約三分之一來到了中國。但由於此一運動在信 仰上漸傾向自由神學，以致英國的劍橋大學團契於1919年，宣佈脫離該組織，而成為今日之“全英國大學基督徒團契”（University & College Christian Fellowship，UCCF）。

         1934年起，英美等國之學生工作者，每年舉辦學生福音會議。1939年二次大戰前，亦籌備了一次大規模的國際學生會議，參加者達八百餘人，但因大戰的爆發，使得原本倡議成立之國際學生福音運動組織，無法順利進行。

        大戰結束，1946年於英國牛津召開首次國際學生會議，代表們深感成立一國際組織的時機業已成熟，遂於1947年於美國波士頓正式成立“國際學生福音團契”（International Fe1lowship Evangelical Student，IFES）。

        隨著英美學生工作的分裂，中國自難脫離其影響。當時在中國為第一大差會之內地會，其宣教士有不少的比例是受福音派學生工作所影響，自然不會坐視“學運”在中 國對學生之影響。這當中極具關鍵的人物，仍是1934年來到中國的大衛．艾得理（David Adenly）。他在大學時為“劍橋基督徒團契”學生宣教祕書，畢業後任全英國大學基督徒團契 （UCCF）宣教祕書，並成立大學宣教團契，團訓為：“廣傳福音，不完不休。”

三、“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的成立

        1937年，中國宣佈對日抗戰，隨著戰局逆轉，華北、華東、華南相繼落入日軍手中，國民政府亦由南京而漢口，最後遷往重慶。此時各國立大學不是遷往後方就是停辦， 而教會大學包括遷往成都之基督教聯合大學（由華西、金陵、金陵女大、齊魯醫學院、東吳大學生物系等組成），以及移往租界接受外國保護的上海基督教大學（由 聖約翰、滬江、之江、東吳大學，在上海公共租界組成）。

        國民政府為因應當時情勢，在大後方亦設立了不少大學，招收了不少逃難的流亡學生。苦難與戰爭的陰影，為抗戰時期的人心預備了沃土，遠離家園的學子不再有家庭的束縛，有利福音在學生中的傳揚，這是大時代的走向。

        另一方面，“學運”亦因原事工大多集中在沿海的教會大學內，內地是他們事工較弱的區域，而青年會幹事亦投入救濟等社會工作，使得以青年會為主体的“學運”，只能在13所偏僻的國立大學，利用外國捐款成立學生公社。

        另一方面，屬於基要或福音派信仰的傳道人，卻在大後方的大學中向學生傳福音，這些人包括了計志文牧師（他曾在成都的華西壩体育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禮堂， 分別向一千多位學生佈道）、內地會的孔保羅牧師，以及當時負責“十字軍”向邊區傳福音之趙君影牧師。“十字軍”接受美國Zondervan公司之經濟支 持，而趙君影牧師因看到當時學生工作的需要，所以亦向學生傳福音。

         1944年冬，趙君影牧師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與重慶大學的聯合校址佈道三天，每晚大禮堂座無虛席，約有兩千餘人，在台前認罪決志信主者約兩百多人。學生工作在極短的時間遍及大後方的大學。

         1945 年7月，“十字軍”改組為“中華傳道會”，趙君影牧師決定用此外國捐款召開“全國基督徒學生夏令會”，地點在重慶南山的靈修學院，賈玉銘牧師為主要講員。 共計有來自川、陝、雲、貴等省，42個院校169位參加。滕近輝牧師當時為西北大學團契主席，他回憶該次的夏令會時寫到：

       “我們坐了數天無蓋無座卡車，穿山越嶺，付了很大的代價，才到達重慶。聖靈在大會數百大學生中間大大作工，我自己得到靈性的復興，有16位學生獻身全職事奉主（其中有陳終道牧師）。這是我初次嚐到復興的滋味。”

        夏令會結束前夕，7月12日“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Chinese 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CIVCF）組織成立，趙君影牧師被選為總幹事。

四、“學聯”同工與事工狀況

        隨著對日抗戰的勝利，“學聯”的事工也發展到華東、華北各地，學生們迅速地在各大學成立小組，除東北、台灣之外，在當時一百五十多所大學中，其中98所有“學聯”的事工，近百名的學生成為志願同工，推動事工直到1951年止，有近兩萬多的學生信主。

        這一段時期，“學聯”的全職幹事，一般都維持在卅多人的狀況，陸續參與的則約有四十多人，其中國人與西人各半，西人則以“內地會”的同工為主，包括孔保羅、賴恩融及任職副總幹事的艾得理。

        1946年1月，“內地會”將艾得理牧師借給“學聯”，由於當時急需人手，他便由倫敦搭大型水上飛機飛往重慶，家人則乘輪船來華。甫抵重慶便參加了第一區的冬令會，與學生們在大學的体育館內席地而睡。這個冬令會使華西各大學的基督徒團契人數與日俱增。

        為了方便有效地推動事工，促進基督徒的參與，趙君影牧師在“學聯”成立之初，便成立了“顧問會”，賈玉銘牧師為第一位首席顧問，學生則成立“學生執行委員會”來執行事工，並成立校際地區聯合會，以強化校際間的福音運動。

        南京為“學聯”總部的所在，1947年7月，假“華東神學院”舉行的第二屆夏令會，為“學聯”最後一次全國性的聚會，但它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大會主席由當時仍為學生的焦源濂擔任。

        負責當時場地與總務的南京大學等團契，在會前工作中，將人分成兩組，一組進行打掃，一組則禱告守望，隔段時間則兩組互調。在當時通貨膨脹，政冶與社會混亂 中，這群大學基督徒活出了信仰美好的見證。在與會的五百多位學生中，有近一百位獻身，其中查逸錕弟兄為往後台灣校園福音團契的創立者。講員則有楊紹唐、計 志文、賈玉銘、趙君影及內地會會督華福蘭。

        由於“學聯”事工的興旺，使得神學院不得不修改教學課程，以適應這些大學畢業生的需要。不少教 會、神學院亦因“學聯”而受益匪淺。如南京之“靈修學院”，1945年遷回南京時，就得頗多大學畢業生之助。而位於廣州之“東山浸信會”，其中的大學團契 尤為突出，在廣州愛主的青年基督徒，除了一部份在聚會處，其餘的大部份都在這個團契裡，他們也是各大學學校內的團契負責人。”

      “學聯”在各大學事工的發展，不但引起小群教會與耶穌家庭的注意，更引起了共黨的注意。它的成功引發了教會內外的關注。

五、“學聯”的信仰與屬靈觀

        要了解“學聯”的信仰，我們可從領導人趙君影的成長過程去分析。在台灣設立中原大學與關渡基督書院的賈加美牧師，為趙君影中學時代的校長，但趙君影卻在進入 之江大學後，受到了自由派信仰的影響。他在大學期間因得肺結核病而休學，休養期間在賈加美牧師家中，適值計志文牧師前來佈道，而清楚信仰，待身体痊癒後就 未再返之江大學就讀，而隨賈加美牧師到各中學佈道。

         趙君影本人亦說；“我在當時所作的學生工作，在教義上是與賈玉銘一條路線，工作上是與 王明道相呼應的，在奮興的事工上是宋尚節式的，現在回想起來，抗戰期間大學生的復興工作在基層上的教義都是基要主義的，也就是賈玉銘所教授的。”“學聯” 的信條也是趙君影擬妥之後，交由賈玉銘牧師過目修正的。這信條共計四條：

        1. 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体之真神。

        2. 信全部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3. 信主耶穌由聖靈藉童貞女道成肉身，曾釘死在十字架，替人贖罪，復活升天，必二次再來，審判世界。

        4. 信唯一的救法是以信心接受主耶穌基督，從聖靈重生，得為神的兒女。

       根據上述的信仰原則，他發展了一套基督教的宇宙觀、人生觀、社會觀、歷史觀、經濟觀、人類的命運與天國的理想。而其中的人生觀與宇宙觀更是在大學佈道中最常見的講演，其三篇典型的講章為“我為什麼信上帝？”與“基督教的宇宙觀”，“基督教的人生觀”。

          對於當時內戰期間的社會關懷工作，雖然“學聯”的領導人趙君影亦提出了社會關懷理論，但他唯恐當時教會誤會他信仰變節，而始終未行。因此，“傳揚福音，造就 靈性”，設立團契，就成為“學聯”極重要的工作模式。而趙君影在回顧這段事奉的過程後，亦認為“抗戰期間的學聯，徒有屬靈的追求，未能進一步對國家民族有 所貢獻。”“由此可知，學生運動應該雙管齊下。”

六、“學聯”事工的結束

        當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之前，“學聯”的工 作，受到來自國共雙方的侵擾。在當時的環境中，“學聯”仍堅持屬靈栽培與禱告的工作，使“學聯”所屬的團契，基本的領導權仍在愛主的基督徒學生手中。中共 政權初建立時，對各宗教仍保持寬忍的政策，各地“學聯”的團契仍可以聚會，但學生們深知可以自由敬拜的時間不長了，在校內他們面對“唯物論”的信仰，“學 聯”的弟兄姊妹要時刻預備自己，跟這一群相信“唯物論”的同學幹部辯論。

        面對上述的問題，“學聯”的幹事吳永泉於1950年初，出版了他的著作《信仰問題》，由於中共執政初期的宗教自由政策，使得該書迅速地在學生中流傳，甚至上海的“安息日會”、“天主教會”亦購買該書分發給會眾。短短六個月內共印了六萬冊，未經許可而自行翻印的尚不知幾許。

         1950年8月，艾得理牧師被迫離開大陸，不久《信仰問題》被列為禁書，吳永泉亦被監禁。這書大概是在共黨統治下出版的唯一基督教護教學的書籍。

        及至1948年11月，“學聯”總幹事趙君影唯恐受共黨的鬥爭，離開上海到香港；1950年8月，“學聯”副總幹事艾得理被中共驅離大陸，“學聯”的事工亦 因同學們的畢業而人數漸少，“學聯”作為一個機構，遂於1951年正式解散。只有位於北京未正式加入“學聯”，由15所大學組成的“北平學聯”，直到 1955年仍有活動。

七、結語

        “學聯”在大陸的工作，若將抗戰末期一併計算，充其量不過十年，但當我們回顧當年事工，對今日台灣、香港、大陸教會的影響，就不能忽視它的存在。

         台灣的“校園福音團契”與香港的“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原則上承接了“學聯”事奉的異象，當年許多學生時代蒙召全職事奉者，成為今日華人教會的領袖，在大陸“學聯”事工的成果，也透過小組轉入地下。

        艾得理牧師的一段話，更可以為“學聯”的事工，註下最好的評語：

       “五十年代中國基督徒學生的見證，無疑為七十年代家庭教會注入新的活力，掛名的基督徒無可奈何地妥協之後，信徒之間的團契就靠年青人去維持；各大學團契組織雖然被瓦解，昔日的基督徒學生及他們的子女，卻成為真正教會的一部份，這教會繼續在黑暗中發光。”

        盼望這段往事能給從事學生工作者一點激勵與提醒。讓今日的流淚撒種，成為明日的歡呼收割。

作者原為台灣校園團契同工，現在泰國當宣教士。
本文原載《校園》雜誌1991年10月號，經作者同意，刪改部份內容後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