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从永恒中“失焦”，是人类堕落的关键原因。更新文化的目的乃为建立福音的文化，也就是能够接受神的启示、耶稣的救恩的文化。

吴献章

本文原刊于《举目》27期

（续上期）
在回答“圣经是否支持科技与文化更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解经的过程需要留意上下文，这是不能回避的。循此原则，我们可以采取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从《创世记》4章和5章的对比来看，文化更新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创世记》四章17-24节
《创世记》五章
该隐家谱
亚当–塞特家谱
拉麦以自我为中心，多妻，仇杀
以诺与神同行
无年岁记录
记录年岁
无儿女生养记载
记录生儿养女（享天伦之乐）
人本主义、文化成就
神学（求告神的名）
家谱从救恩历史中消失
家谱延续且蒙祝福（闪、含、雅弗）

         此图表左右两侧呈现了强烈的对比。该隐的后裔有人本主义和文化成就，圣经记载下来了，并没有抹灭他们的贡献。但是该隐世家自我中心、多妻和仇杀等史实，同样也被毫无遮拦地记载下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中没有该隐后裔年岁的记录，也没有他们“儿女生养”的记载。而且，塞特一出现，该隐世家就不再是重点。更悽惨的是，洪水之后，该隐家谱就从救恩历史中消失了。

        反之，塞特世家虽然没有人本主义和文化成就，但是皆有年岁记录（5：3-32），有“生儿养女”的记载，可见享有天伦之乐。还特别记下以诺与神同行（5：22，24），说明与神亲密的交往与神的启示。

        可见，该隐一脉虽然可以夸口对科技文明的贡献，但是上帝似乎更看重“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塞特世家（4：26）。当有科技文明的该隐世家被洪水所淹没后，倚重 “神学”的塞特世家的家谱，却被延续（闪、含、雅弗），且蒙祝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甚至主耶稣，也是从塞特后裔出来的。

第二，从《创世记》1-12章的经文流程来看，该隐世家不过是“过门”：
(1) 创造（Creation，1-2章）
(2) 破坏（De-creation，3-11章）
a. 破坏的开始：犯罪／始祖受蛇引诱，不遵守神的话（3：1-13）
审判／被逐出伊甸园，地受咒诅（3：14-24）
恩典／女人后裔得胜（3：15），代死的牺牲（3：21）
b. 破坏的蔓延：犯罪／该隐杀弟亚伯（4：3-8）
审判／逐出，不得见神的面，地不再效力（4：11-12）
恩典／塞特代替亚伯（4：25）
c. 破坏的巅峰：犯罪／人终日思念恶（6：5）
审判／洪水毁灭全地（7-8章）
恩典／挪亚一家藉方舟得救（7-9章）
d. 破坏的再现：犯罪／巴别塔事件（11：1-9）
审判／变乱口音，分散各地（11：6-9）
恩典／亚伯拉罕蒙拣选（12：1-3）
(3) 恢复（Re-creation，12章之后）

         从《创世记》1-12章的经文来看，该隐世家所处的位置，乃是四个破坏步骤中的一环。再从创造（creation）、破坏（de-creation）、恢复 （re-creation）角度看，拥有科技文明可以夸耀的该隐世家，在《创世记》1-11章的整体中，不过是个“过门”。当“破坏的巅峰”降临，被视为 “审判”族类的该隐一脉，即烟消云散。惟有塞特、挪亚、亚伯拉罕家族，才是上帝所看重的，被永恒记念。

      《创世记》4章，对于犯了罪的该隐家族的记载，确实比求告上帝的塞特子孙（4：25-26），占用更大的篇幅。人因离开神而孤独、寻求自立，发展科技变成了必须；相对的，倚靠上帝的塞特家族，却尽心求告神的名，且经历上帝的丰富。

第三，在这两个角度之下，可以看到文化不可能“全面基督化”：

        虽然，如本文前面所论述的，富足、科技可能诱使人离开神，且贻害子孙，但城市在旧约中不完全代表负面的意象，文明也不是全然被否定，音乐艺术可以用于神的圣 工，科技与信仰也并不互斥，甚且互相牵连。是否该发展科技和文明，是否该更新文化，在于人的视野是否倚靠上帝！寻求文化更新者必须切记：人类的救恩不在这世上！

         由此可见，改革宗神学家凯柏（Abraham Kuyper，1837-1920）的观点，其实是过头的。他那“人间文化全面基督化”的主张，发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欧美国家， 科技、工业、贸易、文化，都正处于世界的顶尖，且尚未受到两次大战蹂躏，没有体会到，“科技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原子弹的祖师爱因斯坦，就为此深感无 奈）。

         凯柏殷切盼望欧洲更新、归向基督，其勇气、理想和异象，值得赞扬。但：
(1) 圣经对神儿女的命令，不是使人类文化基督化，而是万民作耶稣的门徒（《太》28：19）。
(2) 虽然凯柏并没有主张普救论，但是其主张的蕴含（盼望全人类得救），是倾向普救论的。可是圣经绝对不支持普救论（《太》22：14）。
(3) 以多元主义横行的后现代来看，凯柏的主张显得很突兀。更重要的是，以为现今的世界若更新，就可以达到新天新地的境界，乃是对于上帝末世计划的误解。由此引发的致命伤，是误导人们以为，这世上就可以找到人类最宝贵的救恩。

         从该隐的后代都在审判下看，有文化、艺术、科学、经济等，与得到真正的幸福乃至永恒的救恩，并无必然的关系。该隐后裔的绝望与沦丧，乃因为失去了正确的焦点。人类若想找回真正的希望，关键在于正确的“聚焦”──归回上帝！

四、近主才能影响主流文化
《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的著者，尼布尔（Richard Niebuhr），在探讨基督教与文明的关系时，将福音与文化的关系，分成下列五种模式（笔者在此一并简要列出其具代表性的支持者）：
第一，五种模式，及其具代表性的支持者
1. 基督反文化（Christ against the Culture）
主张福音抗拒文化，福音救人进神国，福音不要也不能改变世界。
支持者：特土良（Tertullian）、居普良（Cyprianus）、亚美教派（Amish）、重洗派（Anabaptist）、托尔斯泰。
2. 基督属文化（Christ of the Culture）
主张基督教乃世界文化的一支，福音补足文化，神国乃在人间的天堂。
支持者：亚伯拉德（Peter Abelard）、士莱马赫（Schleiermacher）、自由派、文化派基督教、诺斯底派等。
3. 基督超文化（Christ above Culture）
主张福音结合文化。源自中世纪。
支持者：亚历山太的革利免、天主教阿奎那。
4. 基督抗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
主张福音既联合又斗争文化，持二元论：基督与文化、律法与恩典、神怒与慈爱对立。
支持者：马丁路德，祈克果、潘霍华。
5. 基督变文化（Christ transforming Culture）
主张福音肩负改进世界文化的使命。
支持者：新柏拉图主义者、极端的二元论者、奥古斯丁、加尔文、爱德华滋。
当然，这套分法有模糊、重叠的地方，有许多互相涵盖、重叠和不明确之处，连尼布尔，都不敢下决断，提出一个“惟一、理想”模式，只敢以呼应祈克果的书“结束不科学的跋语”（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作为该书的结尾。
之所以难以提出一套“标准答案”，乃因为各时代、各种族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复杂多元，为了传福音必须“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10：16），难有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模式。

第二，站在制高点上，才能昂首不随波逐流

        就算福音派的基本立场是“福音变文化”，试图改变文化、更新文化，但因是“更新该文化的世界观”，必须仍然借重该文化现存的模式和力量，好让更新成为可能。
譬如，即使以“克拉朋联盟”长期在英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仍然必须加上天时、地利、人和，方能废除根深蒂固的黑奴贩卖制度。

        然而，要改变“该文化的世界观”，除了要有如威伯大众（William Wilberforce）般，位处社会政治的“制高点”外，更不能或缺的乃是灵性上的“制高点”──长期祈祷。传道的卫斯理——是卫斯理长期的牧养、代祷、鼓励，支持着威伯大众。

        原来，唯有属灵生命超自然的注入，方能切断罪人世界所发展出来的世界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6：12）。

      《创世记》4：16-24，记载着人间如火如荼地进行文化更新、世界改造的工程，一点都没警觉到文化更新后的洪水，很快就会淹没这被该隐后裔所改造的世界（7-8章）。
这时，塞特的后裔站在了属灵的“制高点”，“塞特……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4：26）。并且，塞特后裔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他们和旧约的先知一样，都站在制高点──上帝的视野，对人间的君王、时代、文化见証并传道。他们都因为靠近主，因此不仅不被主流文化左右，不随波逐流，还昂 首走过人间文化被洪水侵袭、淹没的灾难，影响着以后的世代（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原来，靠近主，才能长期影响文化！

第三，文化更新的最高层次，生命主权的改变

         文化更新的目标在哪里？绝非一些热爱华人文化的学者所主张，让华人文化有“爱”、有“情”而已。文化更新，不是为了短暂善变的人间文化，而是为了永恒的福音与宣教。
没有这样“定焦”，所有的“文化更新”、“文化使命”，不仅是脆弱的草木禾楷，经不起永火的试验（《林前》3：12-15），还可能浪费教会资源，做上帝不要教会做的事。

        因此，投入所谓的“文化使命”者，必须是福音“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太》24：45），知道将文化带往何处去。

        福音派新一代后起之秀、神学大师范浩沙（Kevin Vanhoozer）精辟地指出，更新文化的目的乃为建立福音的文化，也就是能够接受神的启示、耶稣的救恩的文化。

         正确的文化更新，乃牵涉到更新原文化的世界观，好让神的道可以自由传扬、被该文化的人了解，救恩被该文化的人喜乐地接纳，且继续传扬（如此也改变了该文化的体质）。

       文化更新的最高层次，在于“人生命的主权”（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而不在外在的文化形式。简而言之，文化更新其实乃福音的开路者，好让文化中那“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

第四，旷野的孤单，视野必须被上帝所提升

         因此，文化工作者必须能忍受施洗约翰所忍受的旷野的孤单，“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赛》40：3），削平文化中有碍福音传扬的“大小山冈”，挪除堵塞人心的“崎崎岖岖”，以迎接“耶和华的荣耀”（《赛》40：4-5）。

        而且，当被辖制的人心归向基督后，文化工作者就必须心甘情愿，从“开路者”的角色，转变成“让路者”，让教会来接管、接收，牧养这些从罪恶文化中回转的属灵新生儿。文化工作者则甘心继续走孤独路，“祂必兴旺、我必衰微”，且乐此不疲（《约》3：29-30）！

        文化工作者还必须当聪明的工头（《林前》3：10），要有清楚的“教会论”，屈膝成为教会的仆人，帮助教会、成全教会，处处替教会着想，而非另起炉灶与教会争夺地盘、资源。 

        教会中投入文化更新的信徒，更要有圣经清楚的“末世论”，趁早放弃在人间建立一个乌托邦文化帝国的虚幻梦想，免得自己辛苦一辈子却做了虚工，以致遭受亏损，末了还经不起永火的考验（《林前》3：13-15）。

        另一方面，文化工作背后需要“教会”的支撑。教会应当尽力鼓励信徒，为了福音广传，投入文化更新、世界改造的工作。福音若想渗透社会，信徒、传道人必须先被 上帝渗透，扮演上帝要求的角色；教会若想影响世界、改变世界，视野必须被上帝提升。若没有“聚焦”天上，就可能发生“敬虔的塞特后裔，被该隐的后裔拖垮” 的危机（《创》6：1-5）。

        总之，要是前提不定位在“归向上帝”，神儿女原有的“两国论”眼光和焦点，将被压缩到只有今生“一国论”的短暂视野。这不仅不能更新人间文化，反而要被人间文化所同化！（全文完）

作者系芝加哥三一国际大学神学博士，现任教于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
编者按：文化更新与福音的关系是当代很重要的议题。欢迎读者就这个议题提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