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更新(下) ──失乐园后的失焦与聚焦(吴献章)

       视野从永恒中“失焦”,是人类堕落的关键原因。更新文化的目的乃为建立福音的文化,也就是能够接受神的启示、耶稣的救恩的文化。

吴献章

本文原刊于《举目》27期

(续上期)
在回答“圣经是否支持科技与文化更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解经的过程需要留意上下文,这是不能回避的。循此原则,我们可以采取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从《创世记》4章和5章的对比来看,文化更新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创世记》四章17-24节
《创世记》五章
该隐家谱
亚当–塞特家谱
拉麦以自我为中心,多妻,仇杀
以诺与神同行
无年岁记录
记录年岁
无儿女生养记载
记录生儿养女(享天伦之乐)
人本主义、文化成就
神学(求告神的名)
家谱从救恩历史中消失
家谱延续且蒙祝福(闪、含、雅弗)

         此图表左右两侧呈现了强烈的对比。该隐的后裔有人本主义和文化成就,圣经记载下来了,并没有抹灭他们的贡献。但是该隐世家自我中心、多妻和仇杀等史实,同样也被毫无遮拦地记载下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中没有该隐后裔年岁的记录,也没有他们“儿女生养”的记载。而且,塞特一出现,该隐世家就不再是重点。更悽惨的是,洪水之后,该隐家谱就从救恩历史中消失了。

        反之,塞特世家虽然没有人本主义和文化成就,但是皆有年岁记录(5:3-32),有“生儿养女”的记载,可见享有天伦之乐。还特别记下以诺与神同行(5:22,24),说明与神亲密的交往与神的启示。

        可见,该隐一脉虽然可以夸口对科技文明的贡献,但是上帝似乎更看重“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塞特世家(4:26)。当有科技文明的该隐世家被洪水所淹没后,倚重 “神学”的塞特世家的家谱,却被延续(闪、含、雅弗),且蒙祝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甚至主耶稣,也是从塞特后裔出来的。

第二,从《创世记》1-12章的经文流程来看,该隐世家不过是“过门”:
(1) 创造(Creation,1-2章)
(2) 破坏(De-creation,3-11章)
a. 破坏的开始:犯罪/始祖受蛇引诱,不遵守神的话(3:1-13)
审判/被逐出伊甸园,地受咒诅(3:14-24)
恩典/女人后裔得胜(3:15),代死的牺牲(3:21)
b. 破坏的蔓延:犯罪/该隐杀弟亚伯(4:3-8)
审判/逐出,不得见神的面,地不再效力(4:11-12)
恩典/塞特代替亚伯(4:25)
c. 破坏的巅峰:犯罪/人终日思念恶(6:5)
审判/洪水毁灭全地(7-8章)
恩典/挪亚一家藉方舟得救(7-9章)
d. 破坏的再现:犯罪/巴别塔事件(11:1-9)
审判/变乱口音,分散各地(11:6-9)
恩典/亚伯拉罕蒙拣选(12:1-3)
(3) 恢复(Re-creation,12章之后)

         从《创世记》1-12章的经文来看,该隐世家所处的位置,乃是四个破坏步骤中的一环。再从创造(creation)、破坏(de-creation)、恢复 (re-creation)角度看,拥有科技文明可以夸耀的该隐世家,在《创世记》1-11章的整体中,不过是个“过门”。当“破坏的巅峰”降临,被视为 “审判”族类的该隐一脉,即烟消云散。惟有塞特、挪亚、亚伯拉罕家族,才是上帝所看重的,被永恒记念。

      《创世记》4章,对于犯了罪的该隐家族的记载,确实比求告上帝的塞特子孙(4:25-26),占用更大的篇幅。人因离开神而孤独、寻求自立,发展科技变成了必须;相对的,倚靠上帝的塞特家族,却尽心求告神的名,且经历上帝的丰富。

第三,在这两个角度之下,可以看到文化不可能“全面基督化”:

        虽然,如本文前面所论述的,富足、科技可能诱使人离开神,且贻害子孙,但城市在旧约中不完全代表负面的意象,文明也不是全然被否定,音乐艺术可以用于神的圣 工,科技与信仰也并不互斥,甚且互相牵连。是否该发展科技和文明,是否该更新文化,在于人的视野是否倚靠上帝!寻求文化更新者必须切记:人类的救恩不在这世上!

         由此可见,改革宗神学家凯柏(Abraham Kuyper,1837-1920)的观点,其实是过头的。他那“人间文化全面基督化”的主张,发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欧美国家, 科技、工业、贸易、文化,都正处于世界的顶尖,且尚未受到两次大战蹂躏,没有体会到,“科技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原子弹的祖师爱因斯坦,就为此深感无 奈)。

         凯柏殷切盼望欧洲更新、归向基督,其勇气、理想和异象,值得赞扬。但:
(1) 圣经对神儿女的命令,不是使人类文化基督化,而是万民作耶稣的门徒(《太》28:19)。
(2) 虽然凯柏并没有主张普救论,但是其主张的蕴含(盼望全人类得救),是倾向普救论的。可是圣经绝对不支持普救论(《太》22:14)。
(3) 以多元主义横行的后现代来看,凯柏的主张显得很突兀。更重要的是,以为现今的世界若更新,就可以达到新天新地的境界,乃是对于上帝末世计划的误解。由此引发的致命伤,是误导人们以为,这世上就可以找到人类最宝贵的救恩。

         从该隐的后代都在审判下看,有文化、艺术、科学、经济等,与得到真正的幸福乃至永恒的救恩,并无必然的关系。该隐后裔的绝望与沦丧,乃因为失去了正确的焦点。人类若想找回真正的希望,关键在于正确的“聚焦”──归回上帝!

四、近主才能影响主流文化
《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的著者,尼布尔(Richard Niebuhr),在探讨基督教与文明的关系时,将福音与文化的关系,分成下列五种模式(笔者在此一并简要列出其具代表性的支持者):
第一,五种模式,及其具代表性的支持者
1. 基督反文化(Christ against the Culture)
主张福音抗拒文化,福音救人进神国,福音不要也不能改变世界。
支持者:特土良(Tertullian)、居普良(Cyprianus)、亚美教派(Amish)、重洗派(Anabaptist)、托尔斯泰。
2. 基督属文化(Christ of the Culture)
主张基督教乃世界文化的一支,福音补足文化,神国乃在人间的天堂。
支持者:亚伯拉德(Peter Abelard)、士莱马赫(Schleiermacher)、自由派、文化派基督教、诺斯底派等。
3. 基督超文化(Christ above Culture)
主张福音结合文化。源自中世纪。
支持者:亚历山太的革利免、天主教阿奎那。
4. 基督抗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
主张福音既联合又斗争文化,持二元论:基督与文化、律法与恩典、神怒与慈爱对立。
支持者:马丁路德,祈克果、潘霍华。
5. 基督变文化(Christ transforming Culture)
主张福音肩负改进世界文化的使命。
支持者:新柏拉图主义者、极端的二元论者、奥古斯丁、加尔文、爱德华滋。
当然,这套分法有模糊、重叠的地方,有许多互相涵盖、重叠和不明确之处,连尼布尔,都不敢下决断,提出一个“惟一、理想”模式,只敢以呼应祈克果的书“结束不科学的跋语”(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作为该书的结尾。
之所以难以提出一套“标准答案”,乃因为各时代、各种族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复杂多元,为了传福音必须“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10:16),难有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模式。

第二,站在制高点上,才能昂首不随波逐流

        就算福音派的基本立场是“福音变文化”,试图改变文化、更新文化,但因是“更新该文化的世界观”,必须仍然借重该文化现存的模式和力量,好让更新成为可能。
譬如,即使以“克拉朋联盟”长期在英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仍然必须加上天时、地利、人和,方能废除根深蒂固的黑奴贩卖制度。

        然而,要改变“该文化的世界观”,除了要有如威伯大众(William Wilberforce)般,位处社会政治的“制高点”外,更不能或缺的乃是灵性上的“制高点”──长期祈祷。传道的卫斯理——是卫斯理长期的牧养、代祷、鼓励,支持着威伯大众。

        原来,唯有属灵生命超自然的注入,方能切断罪人世界所发展出来的世界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6:12)。

      《创世记》4:16-24,记载着人间如火如荼地进行文化更新、世界改造的工程,一点都没警觉到文化更新后的洪水,很快就会淹没这被该隐后裔所改造的世界(7-8章)。
这时,塞特的后裔站在了属灵的“制高点”,“塞特……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4:26)。并且,塞特后裔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他们和旧约的先知一样,都站在制高点──上帝的视野,对人间的君王、时代、文化见証并传道。他们都因为靠近主,因此不仅不被主流文化左右,不随波逐流,还昂 首走过人间文化被洪水侵袭、淹没的灾难,影响着以后的世代(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原来,靠近主,才能长期影响文化!

第三,文化更新的最高层次,生命主权的改变

         文化更新的目标在哪里?绝非一些热爱华人文化的学者所主张,让华人文化有“爱”、有“情”而已。文化更新,不是为了短暂善变的人间文化,而是为了永恒的福音与宣教。
没有这样“定焦”,所有的“文化更新”、“文化使命”,不仅是脆弱的草木禾楷,经不起永火的试验(《林前》3:12-15),还可能浪费教会资源,做上帝不要教会做的事。

        因此,投入所谓的“文化使命”者,必须是福音“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太》24:45),知道将文化带往何处去。

        福音派新一代后起之秀、神学大师范浩沙(Kevin Vanhoozer)精辟地指出,更新文化的目的乃为建立福音的文化,也就是能够接受神的启示、耶稣的救恩的文化。

         正确的文化更新,乃牵涉到更新原文化的世界观,好让神的道可以自由传扬、被该文化的人了解,救恩被该文化的人喜乐地接纳,且继续传扬(如此也改变了该文化的体质)。

       文化更新的最高层次,在于“人生命的主权”(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而不在外在的文化形式。简而言之,文化更新其实乃福音的开路者,好让文化中那“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

第四,旷野的孤单,视野必须被上帝所提升

         因此,文化工作者必须能忍受施洗约翰所忍受的旷野的孤单,“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赛》40:3),削平文化中有碍福音传扬的“大小山冈”,挪除堵塞人心的“崎崎岖岖”,以迎接“耶和华的荣耀”(《赛》40:4-5)。

        而且,当被辖制的人心归向基督后,文化工作者就必须心甘情愿,从“开路者”的角色,转变成“让路者”,让教会来接管、接收,牧养这些从罪恶文化中回转的属灵新生儿。文化工作者则甘心继续走孤独路,“祂必兴旺、我必衰微”,且乐此不疲(《约》3:29-30)!

        文化工作者还必须当聪明的工头(《林前》3:10),要有清楚的“教会论”,屈膝成为教会的仆人,帮助教会、成全教会,处处替教会着想,而非另起炉灶与教会争夺地盘、资源。 

        教会中投入文化更新的信徒,更要有圣经清楚的“末世论”,趁早放弃在人间建立一个乌托邦文化帝国的虚幻梦想,免得自己辛苦一辈子却做了虚工,以致遭受亏损,末了还经不起永火的考验(《林前》3:13-15)。

        另一方面,文化工作背后需要“教会”的支撑。教会应当尽力鼓励信徒,为了福音广传,投入文化更新、世界改造的工作。福音若想渗透社会,信徒、传道人必须先被 上帝渗透,扮演上帝要求的角色;教会若想影响世界、改变世界,视野必须被上帝提升。若没有“聚焦”天上,就可能发生“敬虔的塞特后裔,被该隐的后裔拖垮” 的危机(《创》6:1-5)。

        总之,要是前提不定位在“归向上帝”,神儿女原有的“两国论”眼光和焦点,将被压缩到只有今生“一国论”的短暂视野。这不仅不能更新人间文化,反而要被人间文化所同化!(全文完)

作者系芝加哥三一国际大学神学博士,现任教于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
编者按:文化更新与福音的关系是当代很重要的议题。欢迎读者就这个议题提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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