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野從永恆中“失焦”，是人類墮落的關鍵原因。更新文化的目的乃為建立福音的文化，也就是能夠接受神的啟示、耶穌的救恩的文化。

吳獻章

本文原刊於《舉目》27期

（續上期）
在回答“聖經是否支持科技與文化更新”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瞭解，解經的過程需要留意上下文，這是不能迴避的。循此原則，我們可以採取兩個角度來分析：

        第一，從《創世記》4章和5章的對比來看，文化更新並不是最重要的事：
《創世記》四章17-24節
《創世記》五章
該隱家譜
亞當–塞特家譜
拉麥以自我為中心，多妻，仇殺
以諾與神同行
無年歲記錄
記錄年歲
無兒女生養記載
記錄生兒養女（享天倫之樂）
人本主義、文化成就
神學（求告神的名）
家譜從救恩歷史中消失
家譜延續且蒙祝福（閃、含、雅弗）

         此圖表左右兩側呈現了強烈的對比。該隱的後裔有人本主義和文化成就，聖經記載下來了，並沒有抹滅他們的貢獻。但是該隱世家自我中心、多妻和仇殺等史實，同樣也被毫無遮攔地記載下來了。

        值得注意的是，聖經中沒有該隱後裔年歲的記錄，也沒有他們“兒女生養”的記載。而且，塞特一出現，該隱世家就不再是重點。更悽慘的是，洪水之後，該隱家譜就從救恩歷史中消失了。

        反之，塞特世家雖然沒有人本主義和文化成就，但是皆有年歲記錄（5：3-32），有“生兒養女”的記載，可見享有天倫之樂。還特別記下以諾與神同行（5：22，24），說明與神親密的交往與神的啟示。

        可見，該隱一脈雖然可以誇口對科技文明的貢獻，但是上帝似乎更看重“求告耶和華的名”的塞特世家（4：26）。當有科技文明的該隱世家被洪水所淹沒後，倚重 “神學”的塞特世家的家譜，卻被延續（閃、含、雅弗），且蒙祝福。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大衛，甚至主耶穌，也是從塞特後裔出來的。

第二，從《創世記》1-12章的經文流程來看，該隱世家不過是“過門”：
(1) 創造（Creation，1-2章）
(2) 破壞（De-creation，3-11章）
a. 破壞的開始：犯罪／始祖受蛇引誘，不遵守神的話（3：1-13）
審判／被逐出伊甸園，地受咒詛（3：14-24）
恩典／女人後裔得勝（3：15），代死的犧牲（3：21）
b. 破壞的蔓延：犯罪／該隱殺弟亞伯（4：3-8）
審判／逐出，不得見神的面，地不再效力（4：11-12）
恩典／塞特代替亞伯（4：25）
c. 破壞的巔峰：犯罪／人終日思念惡（6：5）
審判／洪水毀滅全地（7-8章）
恩典／挪亞一家藉方舟得救（7-9章）
d. 破壞的再現：犯罪／巴別塔事件（11：1-9）
審判／變亂口音，分散各地（11：6-9）
恩典／亞伯拉罕蒙揀選（12：1-3）
(3) 恢復（Re-creation，12章之後）

         從《創世記》1-12章的經文來看，該隱世家所處的位置，乃是四個破壞步驟中的一環。再從創造（creation）、破壞（de-creation）、恢復 （re-creation）角度看，擁有科技文明可以誇耀的該隱世家，在《創世記》1-11章的整体中，不過是個“過門”。當“破壞的巔峰”降臨，被視為 “審判”族類的該隱一脈，即煙消雲散。惟有塞特、挪亞、亞伯拉罕家族，才是上帝所看重的，被永恆記念。

      《創世記》4章，對於犯了罪的該隱家族的記載，確實比求告上帝的塞特子孫（4：25-26），佔用更大的篇幅。人因離開神而孤獨、尋求自立，發展科技變成了必須；相對的，倚靠上帝的塞特家族，卻盡心求告神的名，且經歷上帝的豐富。

第三，在這兩個角度之下，可以看到文化不可能“全面基督化”：

        雖然，如本文前面所論述的，富足、科技可能誘使人離開神，且貽害子孫，但城市在舊約中不完全代表負面的意象，文明也不是全然被否定，音樂藝術可以用於神的聖 工，科技與信仰也並不互斥，甚且互相牽連。是否該發展科技和文明，是否該更新文化，在於人的視野是否倚靠上帝！尋求文化更新者必須切記：人類的救恩不在這世上！

         由此可見，改革宗神學家凱柏（Abraham Kuyper，1837-1920）的觀點，其實是過頭的。他那“人間文化全面基督化”的主張，發於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當時，深受基督教影響的歐美國家， 科技、工業、貿易、文化，都正處於世界的頂尖，且尚未受到兩次大戰蹂躪，沒有体會到，“科技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原子彈的祖師愛因斯坦，就為此深感無 奈）。

         凱柏殷切盼望歐洲更新、歸向基督，其勇氣、理想和異象，值得讚揚。但：
(1) 聖經對神兒女的命令，不是使人類文化基督化，而是萬民作耶穌的門徒（《太》28：19）。
(2) 雖然凱柏並沒有主張普救論，但是其主張的蘊含（盼望全人類得救），是傾向普救論的。可是聖經絕對不支持普救論（《太》22：14）。
(3) 以多元主義橫行的後現代來看，凱柏的主張顯得很突兀。更重要的是，以為現今的世界若更新，就可以達到新天新地的境界，乃是對於上帝末世計劃的誤解。由此引發的致命傷，是誤導人們以為，這世上就可以找到人類最寶貴的救恩。

         從該隱的後代都在審判下看，有文化、藝術、科學、經濟等，與得到真正的幸福乃至永恆的救恩，並無必然的關係。該隱後裔的絕望與淪喪，乃因為失去了正確的焦點。人類若想找回真正的希望，關鍵在於正確的“聚焦”──歸回上帝！

四、近主才能影響主流文化
《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的著者，尼布爾（Richard Niebuhr），在探討基督教與文明的關係時，將福音與文化的關係，分成下列五種模式（筆者在此一併簡要列出其具代表性的支持者）：
第一，五種模式，及其具代表性的支持者
1. 基督反文化（Christ against the Culture）
主張福音抗拒文化，福音救人進神國，福音不要也不能改變世界。
支持者：特土良（Tertullian）、居普良（Cyprianus）、亞美教派（Amish）、重洗派（Anabaptist）、托爾斯泰。
2. 基督屬文化（Christ of the Culture）
主張基督教乃世界文化的一支，福音補足文化，神國乃在人間的天堂。
支持者：亞伯拉德（Peter Abelard）、士萊馬赫（Schleiermacher）、自由派、文化派基督教、諾斯底派等。
3. 基督超文化（Christ above Culture）
主張福音結合文化。源自中世紀。
支持者：亞歷山太的革利免、天主教阿奎那。
4. 基督抗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
主張福音既聯合又鬥爭文化，持二元論：基督與文化、律法與恩典、神怒與慈愛對立。
支持者：馬丁路德，祈克果、潘霍華。
5. 基督變文化（Christ transforming Culture）
主張福音肩負改進世界文化的使命。
支持者：新柏拉圖主義者、極端的二元論者、奧古斯丁、加爾文、愛德華滋。
當然，這套分法有模糊、重疊的地方，有許多互相涵蓋、重疊和不明確之處，連尼布爾，都不敢下決斷，提出一個“惟一、理想”模式，只敢以呼應祈克果的書“結束不科學的跋語”（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作為該書的結尾。
之所以難以提出一套“標準答案”，乃因為各時代、各種族的文化與社會制度，複雜多元，為了傳福音必須“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太》10：16），難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

第二，站在制高點上，才能昂首不隨波逐流

        就算福音派的基本立場是“福音變文化”，試圖改變文化、更新文化，但因是“更新該文化的世界觀”，必須仍然借重該文化現存的模式和力量，好讓更新成為可能。
譬如，即使以“克拉朋聯盟”長期在英國政治舞臺上的影響力，仍然必須加上天時、地利、人和，方能廢除根深蒂固的黑奴販賣制度。

        然而，要改變“該文化的世界觀”，除了要有如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般，位處社會政治的“制高點”外，更不能或缺的乃是靈性上的“制高點”──長期祈禱。傳道的衛斯理——是衛斯理長期的牧養、代禱、鼓勵，支持著威伯福斯。

        原來，唯有屬靈生命超自然的注入，方能切斷罪人世界所發展出來的世界觀！“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6：12）。

      《創世記》4：16-24，記載著人間如火如荼地進行文化更新、世界改造的工程，一點都沒警覺到文化更新後的洪水，很快就會淹沒這被該隱後裔所改造的世界（7-8章）。
這時，塞特的後裔站在了屬靈的“制高點”，“塞特……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4：26）。並且，塞特後裔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

        他們和舊約的先知一樣，都站在制高點──上帝的視野，對人間的君王、時代、文化見証並傳道。他們都因為靠近主，因此不僅不被主流文化左右，不隨波逐流，還昂 首走過人間文化被洪水侵襲、淹沒的災難，影響著以後的世代（閃、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原來，靠近主，才能長期影響文化！

第三，文化更新的最高層次，生命主權的改變

         文化更新的目標在哪裡？絕非一些熱愛華人文化的學者所主張，讓華人文化有“愛”、有“情”而已。文化更新，不是為了短暫善變的人間文化，而是為了永恆的福音與宣教。
沒有這樣“定焦”，所有的“文化更新”、“文化使命”，不僅是脆弱的草木禾楷，經不起永火的試驗（《林前》3：12-15），還可能浪費教會資源，做上帝不要教會做的事。

        因此，投入所謂的“文化使命”者，必須是福音“忠心有見識的僕人”（《太》24：45），知道將文化帶往何處去。

        福音派新一代後起之秀、神學大師范浩沙（Kevin Vanhoozer）精闢地指出，更新文化的目的乃為建立福音的文化，也就是能夠接受神的啟示、耶穌的救恩的文化。

         正確的文化更新，乃牽涉到更新原文化的世界觀，好讓神的道可以自由傳揚、被該文化的人瞭解，救恩被該文化的人喜樂地接納，且繼續傳揚（如此也改變了該文化的体質）。

       文化更新的最高層次，在於“人生命的主權”（世界觀、價值觀）的改變，而不在外在的文化形式。簡而言之，文化更新其實乃福音的開路者，好讓文化中那“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10：5）。

第四，曠野的孤單，視野必須被上帝所提升

         因此，文化工作者必須能忍受施洗約翰所忍受的曠野的孤單，“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賽》40：3），削平文化中有礙福音傳揚的“大小山岡”，挪除堵塞人心的“崎崎嶇嶇”，以迎接“耶和華的榮耀”（《賽》40：4-5）。

        而且，當被轄制的人心歸向基督後，文化工作者就必須心甘情願，從“開路者”的角色，轉變成“讓路者”，讓教會來接管、接收，牧養這些從罪惡文化中回轉的屬靈新生兒。文化工作者則甘心繼續走孤獨路，“祂必興旺、我必衰微”，且樂此不疲（《約》3：29-30）！

        文化工作者還必須當聰明的工頭（《林前》3：10），要有清楚的“教會論”，屈膝成為教會的僕人，幫助教會、成全教會，處處替教會著想，而非另起爐灶與教會爭奪地盤、資源。 

        教會中投入文化更新的信徒，更要有聖經清楚的“末世論”，趁早放棄在人間建立一個烏托邦文化帝國的虛幻夢想，免得自己辛苦一輩子卻做了虛工，以致遭受虧損，末了還經不起永火的考驗（《林前》3：13-15）。

        另一方面，文化工作背後需要“教會”的支撐。教會應當盡力鼓勵信徒，為了福音廣傳，投入文化更新、世界改造的工作。福音若想滲透社會，信徒、傳道人必須先被 上帝滲透，扮演上帝要求的角色；教會若想影響世界、改變世界，視野必須被上帝提升。若沒有“聚焦”天上，就可能發生“敬虔的塞特後裔，被該隱的後裔拖垮” 的危機（《創》6：1-5）。

        總之，要是前提不定位在“歸向上帝”，神兒女原有的“兩國論”眼光和焦點，將被壓縮到只有今生“一國論”的短暫視野。這不僅不能更新人間文化，反而要被人間文化所同化！（全文完）

作者係芝加哥三一國際大學神學博士，現任教於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
編者按：文化更新與福音的關係是當代很重要的議題。歡迎讀者就這個議題提出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