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使命到文化宣教(陈宗清)

陈宗清

本文原刊于《举目》26期

        过去十年,哈利波特的旋风横扫世界小说和电影的市场,有些人十分讶异,何以这个以 “巫术”和“灵异”为主轴的故事,风靡了全世界的读者和观众。为何在科学时代,人们还会拥抱灵觉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世界观?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世界整体的世界观已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由笛卡尔和牛顿等人建构的机械式的宇宙观逐渐失去影响力,取而代 之的则是“新灵性主义”(new spiritualism)及“实体的另类模式”(alternative modes of reality)。无怪乎,新纪元运动在西方大行其道。

          然而,目前在中国,科学主义则是主流文化之一,因为大家喜欢标榜“科学”或“合乎科学”,作为赢得信赖或品质保証的凭据。倘若基督信仰被视为与科学敌对,要人们信奉基督教便会有很大的障碍。如此观之,文化氛围或文化情境会成为人信主的助力或阻力,这是不証自明的事实。

一、中美文化都在寻求出路

         20世纪初,当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世界强有力的批判与挑衅时,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走向。何处是出路?于是有了“体用”之争,究竟是要“中体西 用”呢?还是要“西体中用”?抑是要“全盘西化”?经过戊戍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共产党社会主义的统治之后,这样的争执依然是非常热门的话 题。

         直到今天,面对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陆的适应,以及市场经济的挑战,中国学术界中“自由主义”及“新左派”之间的冲突与对峙从未消失。中国文化何去何从?基督徒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必须要去正视,并从信仰的角度给予答复。

         过去40年来,美国社会也不断出现“文化战争”的问题。传统的美国社会建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价值观上,是有神论的文化。然而,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现代主 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及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传统价值观遭受严重的摧残。每次总统大选,这种不同意识形态所产生的观点,就会在道德和信仰的议题上展开剧烈 争战。过去基督徒右翼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受到质疑和污蔑,美国主流文化价值一直面对压力、冲突与重新解释的必要。究竟前途如何?目前尚未可知。

二、传统神学怎样看文化使命

         在谈“文化使命”之前,需要先澄清文化是指何而言?文化的定义有160种之多,但简单说来,文化是指人类一切活动的综合体。根据圣经,人是所有受造者中最 “高明”的生物,所以有智慧来管理神在地上所造的一切。若详细分析《创世记》第一、二章的记载,我们可以把文化使命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首先,《创世记》1:28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命令很显然包括了建立家庭,组织群体的责任,让人类的社会可以和谐的发展。文化使命一定要从家 庭开始,因为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也是人学习文化、创造文化的摇篮。这个学习的过程无疑即是发展最原始的“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 学”和“政治学”。

        接着,根据1:26、28及2:19-20,人类的使命是要“管理”和“治理”其他的受造物,包括地球上的各类生物、 海洋、矿物等。于是亚当和夏娃要开始去认识周遭的环境,才可以成为忠心的管家。套用现代术语,他们要研究较基本的“命名学”、“分类学”、“矿物学”、 “植物学”、“动物学”、“海洋学”、“气象学”,甚至进而探讨“物理学”、“化学”及“医学”等。

         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领受了具体的命令,要“修理看守”(2:15)这个美丽的园地。于是他们要研究“生态学”、“天文学”,以达成环境保护的责任。他们体会,若要让水果、菜蔬可以有良好的收获,必须要有效的修理和维护。

         最后,在天地万物造好后,神定第七日为“安息日”,以便享受祂创造的成果。这样一来,祂也为人和一切受造物制定了“安息”的原则,使人可以认识神的伟大,并把荣耀归给祂,这也就是真正“宗教学”的内涵与精神。

        如此看来,文化使命乃是奠基于神创造的事实。它涵盖了家庭、社会、工作与休闲等重要的内容。所以文化建设必须以神为中心,在这个不容置疑的真理上,人扮演神要我们发挥的角色,使受造物在祂所定规的计划和蓝图里,展现一切潜能,荣耀神的名。

三、从文化使命到福音使命

        自从亚当堕落后,人在进行文化建设时便偏离了神创造的原则。这种“异化”或“脱轨”的状况先在家庭里发生,以后扩大到族群与社会中。由堕落的人性发展而来的 伦理、道德、管理观念、经济结构、教育宗旨,出现极严重的扭曲和错误。甚至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动机与心态也不正确,导致生活水平的提升不一定能真正造 福沧桑社稷。

        《创世记》第四章描写该隐对亚伯的谋杀,孕育出社会中的仇视、冲突与报复。虽然人类发展畜牧、制造乐器、改良生产工具,使物质文明不断向上提高,但安和乐利的社会却无法临到。罪成为人类社会中的毒瘤。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化使命”的终极目标永远不能达到。

         因此,神要对人类和文化施行救赎。《创世记》对这个主题的说明,是透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和物件启示出来。首先,神为亚当夫妇作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而衣服是由兽皮制成(《创》3:21),暗示动物的牺牲。亚伯的献祭显明,人和神关系的恢复需要赎罪的祭物。

          从挪亚开始,坛的建立成为人与神交通必须有的程序。摩西为神建造会幕,五种献祭成为以色列百姓蒙赎与得福的媒介。当然,这些旧约的预表都指向加略山上十字架的完美救赎──神子耶稣为承担世人的罪而牺牲。

       “福音使命”(evangelistic mandate)或“宣教使命”(missionary mandate)即是向堕落的世人宣告神救赎的恩典,这也就是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对门徒吩咐的“大使命”(《太》28:18-20)。严格说来,文化使命若 要完全落实,必须以完成福音使命为前提。然而,过去一百年来,在西方的宣教会议中,究竟这两个使命孰重孰轻,却争议不断。特别是文化使命中有关“社会关 怀”的问题在第三世界中愈来愈引起普遍的注重。

          在西方教会对宣教产生争议的时期,斯托德牧师(John Stott)于1975年受邀到牛津的威克里夫大厅演讲,这是著名的沙瓦塞(Chavasse)讲座,讲题是普世宣教。他特别提到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关系 ──社会关怀是传福音的表现、手段、还是伙伴?他赞成第三种关系。该演讲最后集结成《当今世界的基督徒宣教》(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一书。

          第一届洛桑会议(1974)以后,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问题一直成为讨论的焦点。在福音派的阵 营中,逐渐形成三个派别。第一派强调历史上宣教的导向,即以传福音为主轴,他们分别在1989、1995、1997年举办了世界宣教的全球性会议 (Global Consultation on World Evangelization),来贯彻他们的目标。

          第二派是以斯托德为领袖,主张整合一种对宣教全方位的进路,把传福音与社会公义和复和的问题一并纳入考虑。1983年他们曾在惠顿学院举办会议,探讨建立正确完整的神学基 础,来面对教会的宣教,反对把传福音与社会责任分开的两元论。这个派别虽然强调传福音和社会责任应是“伙伴关系”,但还是以“传福音”为优先、为重要。

         第三派属于较激进的门徒式群体,认为追求社会公义与传福音都应视为“宣教”,没有优先秩序的问题。赞成此派别的有赛德(Ron Sider),帕底拉(Rene Padilla)及叶司寇伯(Samuel Escobar)。

         持平而论,文化使命必须奠基于福音使命,否则将会功亏一篑。而福音使命若要有效的完成,则必须配合文化使命的进行。此两者乃唇齿相依,关系密切。

四、文化宣教兼顾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

        “文化宣教”并非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在圣经和教会历史中,许多圣徒都曾在他们的生活中努力落实这件事,只是没有人用这样的“措词”。说穿了,文化宣教就是把“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结合在一起。

          所谓文化宣教,即指各行各业的基督徒在不同的文化领域里为真理作见証,引人归向基督。比方说,作家可以藉文学作品肯定基督信仰的价值,诠释福音的真谛。鲁益 士是这方面杰出的典范。他在《纳尼亚春秋》里,以狮王阿斯能影射基督,说明人需要救赎的必须性和基督复活的大能。同样的原则可以运用在音乐、绘画、雕刻等 领域。这种文化宣教的方法基本上不是直接陈述,而是借着“旁敲侧击”的形式,引发读者或受众对真理有更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我们也可以从有 效沟通的角度来思想“文化宣教”的特色。向任何人宣讲永恒的真理,一定要注意受众本身的意识形态、世界观、语词的含义等,因此进行文化宣教,必须用对方能 听懂的方式来表达真理。尤有进者,宣讲者必须先取得听者的尊重与信赖,只靠理性的陈述还不一定能达到效果。

         在学术界中的讨论,对话的形式 愈来愈普遍。基督徒学者可以从圣经的立场表达对“哲学”、“科学”、“法律”、“政治”等观点,说明圣经的世界观是经得起考验,也有充足可靠的研究报告为 依据。由圣经建构的科学观、司法观、政治观等应当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可以和其它的观点抗衡,为“真理”说话。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 基督徒哲学家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便不停著述出书,用哲学术语为圣经有神论的模式辩护。公元两千年,他出版《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在西方哲学界赢得好评,也对中国的哲学界造成震撼。

          另外,柏克莱大学退休的法学教授詹腓力 (Phillip Johnson),过去20年的努力也值得赞赏。1987年,他在英格兰渡安息年时阅读了一些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书,惊讶地发现其中的论証十分离谱,于是 下定决心,要以“科学方法”揭发“进化论”非常脆弱的科学基础。不久后,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响应他的呼吁,纷纷投入这个阵营,企图从物理学、宇宙学、和生 物学,为“智慧设计”模式辩护。1990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成立的“发现学院”(Discovery Institute),即是为了要驳斥科学以“自然主义”为默认的反神浪潮。

         由此可见,“文化宣教”终极的目标,是要让基督的真理进入所有的文化领域里,以致圣经的世界观可以向固有的或世俗的世界观挑战。透过彼此之间不断的互动、交流、与对话,好叫世人的心思意念可以转变而归向神。由此观 之,文化宣教的理想远景是“改变文化土壤”,让更新后的文化可以为基督作见証。这也就是著名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所讲的社会中“合理性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的问题。当文化的氛围以“有神”为合理时,要引人归主就比较容易。反之,则较困难。

五、从圣经的例子看文化宣教

         其实,圣经本身亦是文化宣教的成果。当那位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主宰欲向希伯来人晓谕祂的荣耀与本性时,祂必须以当时的希伯来文化为素材,作为启示的媒介,使接受信息者明白祂的意思。

        《创世记》描写约瑟的故事精彩而生动。就约瑟的处境而言,他十分不容易在埃及为神作见証。他从事“文化宣教”所以能成功,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他在自己 的岗位上有杰出的表现。第二、他的生活与信仰是一致的,且令人羡慕。第三、他懂得抓住机会,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神介绍出来。

         摩西撰述五 经又是一个文化宣教的范例。他要把神的启示晓谕给同胞,一定得用他们能明白的话语、故事、比喻或隐喻等,于是当时的文化素材就成为他写《创世记》的媒介。 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听凭神的指示,把不合宜的内容从原始的口传资料中剔除,以致百姓所得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真理。

         《撒母耳记》描写大卫是善长弹琴的人,我们可以想像,他经常一面弹、一面唱,因《诗篇》中有不少他的作品。借着音乐来表达信仰也是十分有效的方式,因为音乐的本能是神创造的,而透过音乐来传递信息,通常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是文化宣教很重要的领域。

         传统上,所罗门被视为是《传道书》与《箴言》的作者。他是善于用文字来传达真理的文学家。这两卷书充满了处世的睿智和格言,让读者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领悟永恒的真理。所以,写作必然是文化宣教重要的一环。历世历代不少圣徒的悔改,是直接阅读圣经的结果。

          但以理是位奇特的先知,也是神在犹太人亡国后,为祂百姓存留的属灵巨人,然而他却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传道人”。自从年轻时被掳到异地,他就开始在外邦的王 宫中做事。由于他的智慧与出类拔萃的表现,最后成为波斯国的总长,位置在其他二位总长和一百二十位总督之上,拥有极高的权柄和尊荣。由于他对神至死尽忠, 使尼布甲尼撒、伯提沙撒、和大利乌都降服在耶和华面前,称颂祂至高无上的荣耀。此外,像尼希米是在波斯宫廷中的见証,和以斯帖勇于为百姓担当的精神,都是 文化宣教的典范。

          在新约中,主耶稣教训门徒:“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太》5:16)这里的“好行为”也可以放大到指一切在文化领域中好的表现。《使徒行传》描写多加在约帕的好名声,及哥尼流在该撒利亚军人中的影响力, 都是文化宣教的佳绩。

六、华人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

          在华人的文化中,仍然有许多意识形态是阻挡人认识神、 接受福音的。20世纪神州大陆经过“实用主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传统中国哲学复苏的洗礼,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基督信仰,已有先入为主的 偏见。要铲除文化土壤中的“石头”与“荆棘”,本非易事。在这个特殊的政治及文化的情境中,文化宣教显得格外迫切和需要。笔者认识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姊妹, 由于她在专业上有优秀的表现,加上尽忠职守,以致赢得学生对她的爱戴,借此在私底下有许多传福音的机会,因而也引领不少莘莘学子归向基督。去年她在学校开 设“心灵阳光工程”,把基督爱的真理注入其教材内,帮助学生向圣经的世界观开放。

         寇尔森(Charles Colson)是美国福音派的领袖之一。过去30年,他努力在文化领域中与敌对圣经的世界观拼搏。1999年他出版了《世界观的故事》(How Now Shall We Live?),阐述基督徒如何在不同的行业中为主作见証。他深刻体会文化宣教的重要性,该书是至今笔者所读过在这方面最佳的著作。虽然寇尔森并未用“文化 宣教”一词,但是他所讲的内容,是如何把圣经的世界观带到各个文化领域中,并至终引人归向基督。虽然华人的文化情境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书中许多宝贵 的原则,依旧可以采用。

         改变文化土壤诚然是一项巨大的属灵工程,带职或双职基督徒在专业领域中的杰出表现,只能达到部分成效。文化宣教必须要有教会复兴作基础,否则非基督徒可能一时渴慕圣经真理,却找不到真实的信仰群体把这样的真理活出来,最后还是无济于事。

         要把圣经的世界观注入中华文化土壤,基本上是一场属灵的争战。“文化宣教士”必须与教会紧密合作,同心作战。另外,台湾的文化土壤主要受“灵觉主义”世界观 所影响,神州大陆则整体受“自然主义”世界观主导,两者有所不同,因此在从事文化宣教时,策略和目标也有所不同,这也是进行文化宣教时必须注意的。
作者为恩福文化宣教使团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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