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清

本文原刊于《举目》26期

        过去十年，哈利波特的旋风横扫世界小说和电影的市场，有些人十分讶异，何以这个以 “巫术”和“灵异”为主轴的故事，风靡了全世界的读者和观众。为何在科学时代，人们还会拥抱灵觉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世界观？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世界整体的世界观已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由笛卡尔和牛顿等人建构的机械式的宇宙观逐渐失去影响力，取而代 之的则是“新灵性主义”（new spiritualism）及“实体的另类模式”（alternative modes of reality）。无怪乎，新纪元运动在西方大行其道。

          然而，目前在中国，科学主义则是主流文化之一，因为大家喜欢标榜“科学”或“合乎科学”，作为赢得信赖或品质保証的凭据。倘若基督信仰被视为与科学敌对，要人们信奉基督教便会有很大的障碍。如此观之，文化氛围或文化情境会成为人信主的助力或阻力，这是不証自明的事实。

一、中美文化都在寻求出路

         20世纪初，当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世界强有力的批判与挑衅时，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走向。何处是出路？于是有了“体用”之争，究竟是要“中体西 用”呢？还是要“西体中用”？抑是要“全盘西化”？经过戊戍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共产党社会主义的统治之后，这样的争执依然是非常热门的话 题。

         直到今天，面对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陆的适应，以及市场经济的挑战，中国学术界中“自由主义”及“新左派”之间的冲突与对峙从未消失。中国文化何去何从？基督徒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必须要去正视，并从信仰的角度给予答复。

         过去40年来，美国社会也不断出现“文化战争”的问题。传统的美国社会建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价值观上，是有神论的文化。然而，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现代主 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及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传统价值观遭受严重的摧残。每次总统大选，这种不同意识形态所产生的观点，就会在道德和信仰的议题上展开剧烈 争战。过去基督徒右翼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受到质疑和污蔑，美国主流文化价值一直面对压力、冲突与重新解释的必要。究竟前途如何？目前尚未可知。

二、传统神学怎样看文化使命

         在谈“文化使命”之前，需要先澄清文化是指何而言？文化的定义有160种之多，但简单说来，文化是指人类一切活动的综合体。根据圣经，人是所有受造者中最 “高明”的生物，所以有智慧来管理神在地上所造的一切。若详细分析《创世记》第一、二章的记载，我们可以把文化使命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首先，《创世记》1：28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命令很显然包括了建立家庭，组织群体的责任，让人类的社会可以和谐的发展。文化使命一定要从家 庭开始，因为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也是人学习文化、创造文化的摇篮。这个学习的过程无疑即是发展最原始的“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 学”和“政治学”。

        接着，根据1：26、28及2：19-20，人类的使命是要“管理”和“治理”其他的受造物，包括地球上的各类生物、 海洋、矿物等。于是亚当和夏娃要开始去认识周遭的环境，才可以成为忠心的管家。套用现代术语，他们要研究较基本的“命名学”、“分类学”、“矿物学”、 “植物学”、“动物学”、“海洋学”、“气象学”，甚至进而探讨“物理学”、“化学”及“医学”等。

         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领受了具体的命令，要“修理看守”（2：15）这个美丽的园地。于是他们要研究“生态学”、“天文学”，以达成环境保护的责任。他们体会，若要让水果、菜蔬可以有良好的收获，必须要有效的修理和维护。

         最后，在天地万物造好后，神定第七日为“安息日”，以便享受祂创造的成果。这样一来，祂也为人和一切受造物制定了“安息”的原则，使人可以认识神的伟大，并把荣耀归给祂，这也就是真正“宗教学”的内涵与精神。

        如此看来，文化使命乃是奠基于神创造的事实。它涵盖了家庭、社会、工作与休闲等重要的内容。所以文化建设必须以神为中心，在这个不容置疑的真理上，人扮演神要我们发挥的角色，使受造物在祂所定规的计划和蓝图里，展现一切潜能，荣耀神的名。

三、从文化使命到福音使命

        自从亚当堕落后，人在进行文化建设时便偏离了神创造的原则。这种“异化”或“脱轨”的状况先在家庭里发生，以后扩大到族群与社会中。由堕落的人性发展而来的 伦理、道德、管理观念、经济结构、教育宗旨，出现极严重的扭曲和错误。甚至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动机与心态也不正确，导致生活水平的提升不一定能真正造 福沧桑社稷。

        《创世记》第四章描写该隐对亚伯的谋杀，孕育出社会中的仇视、冲突与报复。虽然人类发展畜牧、制造乐器、改良生产工具，使物质文明不断向上提高，但安和乐利的社会却无法临到。罪成为人类社会中的毒瘤。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化使命”的终极目标永远不能达到。

         因此，神要对人类和文化施行救赎。《创世记》对这个主题的说明，是透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和物件启示出来。首先，神为亚当夫妇作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而衣服是由兽皮制成（《创》3：21），暗示动物的牺牲。亚伯的献祭显明，人和神关系的恢复需要赎罪的祭物。

          从挪亚开始，坛的建立成为人与神交通必须有的程序。摩西为神建造会幕，五种献祭成为以色列百姓蒙赎与得福的媒介。当然，这些旧约的预表都指向加略山上十字架的完美救赎──神子耶稣为承担世人的罪而牺牲。

       “福音使命”（evangelistic mandate）或“宣教使命”（missionary mandate）即是向堕落的世人宣告神救赎的恩典，这也就是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对门徒吩咐的“大使命”（《太》28：18-20）。严格说来，文化使命若 要完全落实，必须以完成福音使命为前提。然而，过去一百年来，在西方的宣教会议中，究竟这两个使命孰重孰轻，却争议不断。特别是文化使命中有关“社会关 怀”的问题在第三世界中愈来愈引起普遍的注重。

          在西方教会对宣教产生争议的时期，斯托德牧师（John Stott）于1975年受邀到牛津的威克里夫大厅演讲，这是著名的沙瓦塞（Chavasse）讲座，讲题是普世宣教。他特别提到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关系 ──社会关怀是传福音的表现、手段、还是伙伴？他赞成第三种关系。该演讲最后集结成《当今世界的基督徒宣教》（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一书。

          第一届洛桑会议（1974）以后，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问题一直成为讨论的焦点。在福音派的阵 营中，逐渐形成三个派别。第一派强调历史上宣教的导向，即以传福音为主轴，他们分别在1989、1995、1997年举办了世界宣教的全球性会议 （Global Consultation on World Evangelization），来贯彻他们的目标。

          第二派是以斯托德为领袖，主张整合一种对宣教全方位的进路，把传福音与社会公义和复和的问题一并纳入考虑。1983年他们曾在惠顿学院举办会议，探讨建立正确完整的神学基 础，来面对教会的宣教，反对把传福音与社会责任分开的两元论。这个派别虽然强调传福音和社会责任应是“伙伴关系”，但还是以“传福音”为优先、为重要。

         第三派属于较激进的门徒式群体，认为追求社会公义与传福音都应视为“宣教”，没有优先秩序的问题。赞成此派别的有赛德（Ron Sider），帕底拉（Rene Padilla）及叶司寇伯（Samuel Escobar）。

         持平而论，文化使命必须奠基于福音使命，否则将会功亏一篑。而福音使命若要有效的完成，则必须配合文化使命的进行。此两者乃唇齿相依，关系密切。

四、文化宣教兼顾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

        “文化宣教”并非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在圣经和教会历史中，许多圣徒都曾在他们的生活中努力落实这件事，只是没有人用这样的“措词”。说穿了，文化宣教就是把“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结合在一起。

          所谓文化宣教，即指各行各业的基督徒在不同的文化领域里为真理作见証，引人归向基督。比方说，作家可以藉文学作品肯定基督信仰的价值，诠释福音的真谛。鲁益 士是这方面杰出的典范。他在《纳尼亚春秋》里，以狮王阿斯能影射基督，说明人需要救赎的必须性和基督复活的大能。同样的原则可以运用在音乐、绘画、雕刻等 领域。这种文化宣教的方法基本上不是直接陈述，而是借着“旁敲侧击”的形式，引发读者或受众对真理有更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我们也可以从有 效沟通的角度来思想“文化宣教”的特色。向任何人宣讲永恒的真理，一定要注意受众本身的意识形态、世界观、语词的含义等，因此进行文化宣教，必须用对方能 听懂的方式来表达真理。尤有进者，宣讲者必须先取得听者的尊重与信赖，只靠理性的陈述还不一定能达到效果。

         在学术界中的讨论，对话的形式 愈来愈普遍。基督徒学者可以从圣经的立场表达对“哲学”、“科学”、“法律”、“政治”等观点，说明圣经的世界观是经得起考验，也有充足可靠的研究报告为 依据。由圣经建构的科学观、司法观、政治观等应当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可以和其它的观点抗衡，为“真理”说话。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 基督徒哲学家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便不停著述出书，用哲学术语为圣经有神论的模式辩护。公元两千年，他出版《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在西方哲学界赢得好评，也对中国的哲学界造成震撼。

          另外，柏克莱大学退休的法学教授詹腓力 （Phillip Johnson），过去20年的努力也值得赞赏。1987年，他在英格兰渡安息年时阅读了一些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书，惊讶地发现其中的论証十分离谱，于是 下定决心，要以“科学方法”揭发“进化论”非常脆弱的科学基础。不久后，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响应他的呼吁，纷纷投入这个阵营，企图从物理学、宇宙学、和生 物学，为“智慧设计”模式辩护。1990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成立的“发现学院”（Discovery Institute），即是为了要驳斥科学以“自然主义”为默认的反神浪潮。

         由此可见，“文化宣教”终极的目标，是要让基督的真理进入所有的文化领域里，以致圣经的世界观可以向固有的或世俗的世界观挑战。透过彼此之间不断的互动、交流、与对话，好叫世人的心思意念可以转变而归向神。由此观 之，文化宣教的理想远景是“改变文化土壤”，让更新后的文化可以为基督作见証。这也就是著名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所讲的社会中“合理性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的问题。当文化的氛围以“有神”为合理时，要引人归主就比较容易。反之，则较困难。

五、从圣经的例子看文化宣教

         其实，圣经本身亦是文化宣教的成果。当那位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主宰欲向希伯来人晓谕祂的荣耀与本性时，祂必须以当时的希伯来文化为素材，作为启示的媒介，使接受信息者明白祂的意思。

        《创世记》描写约瑟的故事精彩而生动。就约瑟的处境而言，他十分不容易在埃及为神作见証。他从事“文化宣教”所以能成功，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他在自己 的岗位上有杰出的表现。第二、他的生活与信仰是一致的，且令人羡慕。第三、他懂得抓住机会，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神介绍出来。

         摩西撰述五 经又是一个文化宣教的范例。他要把神的启示晓谕给同胞，一定得用他们能明白的话语、故事、比喻或隐喻等，于是当时的文化素材就成为他写《创世记》的媒介。 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听凭神的指示，把不合宜的内容从原始的口传资料中剔除，以致百姓所得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真理。

         《撒母耳记》描写大卫是善长弹琴的人，我们可以想像，他经常一面弹、一面唱，因《诗篇》中有不少他的作品。借着音乐来表达信仰也是十分有效的方式，因为音乐的本能是神创造的，而透过音乐来传递信息，通常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是文化宣教很重要的领域。

         传统上，所罗门被视为是《传道书》与《箴言》的作者。他是善于用文字来传达真理的文学家。这两卷书充满了处世的睿智和格言，让读者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领悟永恒的真理。所以，写作必然是文化宣教重要的一环。历世历代不少圣徒的悔改，是直接阅读圣经的结果。

          但以理是位奇特的先知，也是神在犹太人亡国后，为祂百姓存留的属灵巨人，然而他却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传道人”。自从年轻时被掳到异地，他就开始在外邦的王 宫中做事。由于他的智慧与出类拔萃的表现，最后成为波斯国的总长，位置在其他二位总长和一百二十位总督之上，拥有极高的权柄和尊荣。由于他对神至死尽忠， 使尼布甲尼撒、伯提沙撒、和大利乌都降服在耶和华面前，称颂祂至高无上的荣耀。此外，像尼希米是在波斯宫廷中的见証，和以斯帖勇于为百姓担当的精神，都是 文化宣教的典范。

          在新约中，主耶稣教训门徒：“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太》5：16）这里的“好行为”也可以放大到指一切在文化领域中好的表现。《使徒行传》描写多加在约帕的好名声，及哥尼流在该撒利亚军人中的影响力， 都是文化宣教的佳绩。

六、华人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

          在华人的文化中，仍然有许多意识形态是阻挡人认识神、 接受福音的。20世纪神州大陆经过“实用主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传统中国哲学复苏的洗礼，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基督信仰，已有先入为主的 偏见。要铲除文化土壤中的“石头”与“荆棘”，本非易事。在这个特殊的政治及文化的情境中，文化宣教显得格外迫切和需要。笔者认识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姊妹， 由于她在专业上有优秀的表现，加上尽忠职守，以致赢得学生对她的爱戴，借此在私底下有许多传福音的机会，因而也引领不少莘莘学子归向基督。去年她在学校开 设“心灵阳光工程”，把基督爱的真理注入其教材内，帮助学生向圣经的世界观开放。

         寇尔森（Charles Colson）是美国福音派的领袖之一。过去30年，他努力在文化领域中与敌对圣经的世界观拼搏。1999年他出版了《世界观的故事》（How Now Shall We Live?），阐述基督徒如何在不同的行业中为主作见証。他深刻体会文化宣教的重要性，该书是至今笔者所读过在这方面最佳的著作。虽然寇尔森并未用“文化 宣教”一词，但是他所讲的内容，是如何把圣经的世界观带到各个文化领域中，并至终引人归向基督。虽然华人的文化情境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书中许多宝贵 的原则，依旧可以采用。

         改变文化土壤诚然是一项巨大的属灵工程，带职或双职基督徒在专业领域中的杰出表现，只能达到部分成效。文化宣教必须要有教会复兴作基础，否则非基督徒可能一时渴慕圣经真理，却找不到真实的信仰群体把这样的真理活出来，最后还是无济于事。

         要把圣经的世界观注入中华文化土壤，基本上是一场属灵的争战。“文化宣教士”必须与教会紧密合作，同心作战。另外，台湾的文化土壤主要受“灵觉主义”世界观 所影响，神州大陆则整体受“自然主义”世界观主导，两者有所不同，因此在从事文化宣教时，策略和目标也有所不同，这也是进行文化宣教时必须注意的。
作者为恩福文化宣教使团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