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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更新?(上) ──失乐园后的失焦与聚焦(吴献章)

吴献章
本文原刊于《举目》26期

      根据《创世记》的记载,人类在犯罪堕落、离开伊 甸园之后,开始了人类的文明。首先在科技方面,人类从石器时代推进到铜器、铁器时代(4:22);艺术方面,从“清唱”进入弹琴吹箫的器乐时代 (4:21);在生活方式上,人类从伊甸园的“乡村”文明,进入“都市”文明(4:17);从农业社会,进入畜牧社会(4:20)。         但是人类文明在向前跃进的同时,道德却反向沉沦。譬如在婚姻上,4:19、23记载,人类开始了多妻;6:4-5也剖析了堕落的高峰──婚姻混乱;19章更记载着导致“天火焚城”的同性恋;4:8、24则分别见証了人类暴力的扩大。

        《创世记》的记载也隐含了文明与文化进步的同时,拜金、享乐、消费主义的一路相随。从耶稣在《路加福音》17:27-28,提到挪亚和罗得时代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并说明这也是末世的特征。这意味着当人类一离开伊甸园,堕落的本质就出现了。

        堕落的人类还面临巴别塔(11章)和之前所代表的理性、启蒙主义(哲学家康德、犹太拉比Rashi和旧约学者Gerhard von Rad,都将《创世记》3:7中,人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眼睛明亮了”,解释为人长大了,聪明了,“启蒙”了),以及后巴别塔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 多元主义(所谓的“人人有一本圣经”)等的挑战。

          圣经作为神给人的救赎蓝图,不仅提出问题,也给了答案。正如《创世记》3-11章,不仅显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完整范畴,也为神儿女如何在前现代(古典)、现代(启蒙)、后现代(后巴别塔)的人间文化中,能够站立得住、进而达到“以福音更新文化”,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

          面对伊甸园外的堕落文化,神儿女该如何回应?新正统神学家巴特说:“现实生活与主何干?来跟从主吧!”荷兰改革宗神学家Abraham Kuyper则拒绝巴特的看法,他主张基督乃文化之主(Christ is Lord of culture),基督的主权,要在生活与文化的每个领域中彰显。福音派历史学家Mark Noll也提醒福音派,教会不能失去创造论这个“舞台”,神儿女当从创造论著手,积极投入更新人类文化的浩大工程。然而,谈到要以福音更新文化(所谓的 “文化使命”)时,我们绝对不能避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人间文化的本质。

         本文将用圣经神学的方法,从《创世记》查考有关伊甸园前后的资 料,分析人类文化的本质,并思考华人是否该投入“以福音更新文化”的“使命”?如何投入?有何陷阱?有否先后次序?以及,焦点到底是“福音”,还是“文 化”?免得到头来文化更新不成,自己却因为“失焦”,“反被弃绝了”(《林前》9:27),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还不自知!

一、人类的垂直面与水平面

         选择了背弃神的人类,在伊甸园外面,没有上帝可以依靠,只得靠自己的智慧了。但是人背弃神之后,眼睛虽是明亮,却没有因而更加聪明、更“启蒙”,看见的反而是自己离开神之后的恶果:有了不堪负荷的羞耻和罪恶感(3:7-10、22)。

        第一,垂直面被切断,带来水平面的扭曲

人类这罪恶的直接结果,从垂直面看,是从此与神隔离,失去了与上帝直接面对面的特权。原本可以亲近上帝的自由,也被“惧怕上帝”所取代(3:8-10、22-24)。

        垂直面的切断,带来水平面的扭曲。原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第一家庭(2:25),也开始推诿卸责、互相控告(3:11-13),互争控制权,或恋慕、或管辖(3:16;4:7)

        垂直面的伤害,深深影响着人与己、人与人,乃至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苦难从此进入人间。女人要经历产难(3:16),男人得劳苦营生(3:17-19),死亡 也进入人间(2:17,3:19)。就连大自然也受人的罪波及,地受咒诅(《创》3:17-18),“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罗》8:22)!

          垂直面被切断的终极结果,乃是被逐出伊甸园(《创》3:22-24),从此人类在“不以上帝为中心”下,发展出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与文明(《创》4章)。但是 罪恶及其传染性,人的变脸、发怒、凶杀(4:1-8)、多妻(4:19、23)、暴力等(4:23-24),却一代传一代地扩大下去(《罗》5:12)。

         故此,在论及如何用福音来更新文化之前,不能不谈到圣经的前提: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社会性、政治性、心理性的,而是神学性的。没有神学的社会学、政治 学、心理学、生态学……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文化的本质具有神学性,人类的文化就是在人离开神之后的总累积!没有归回上帝却试图更新文化,乃是不可能的任 务。诚如登山宝训所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20)──文化结不出好果子,是因为神学出了问题。

          第二,片断的改造是必须的,但是全盘改造不可能

         是否该投入文化更新?应如何投入文化更新?争议的关键,在于创造论(上帝的主权╱文化使命)和救赎论(基督救恩论╱福音使命)间的张力。

         从正面看,基督徒艺术家比非基督徒更容易发挥创作的潜能,因为福音的启示,叫基督徒艺术家在创作上得了自由。有了信仰的根,就容易结文化的果。宗教改革之后所带来的西方文化更新,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从反面来说,基督徒应当重救赎而非创造,因为大使命中看不出有所谓“文化使命”的意涵(参《太》28:19-20)。提倡“文化使命”的人,所引用的经 文,往往来自旧约,特别是《创世记》1:28(参《诗》8篇)。但实际上,其中“生养众多”、“治理这地”,虽与9:1、7所呼应,其上下文的9:2、 5、6,却已经被堕落后的恐惧、杀害、流血等阴霾所笼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文化救赎”,片断的改造是可能、而且是必须的,但是全盘改造的可能性却不存在。

          文化需要从神学角度来解读、阐述、评估。文化出差错,关键在文化的根基出差错。垂直面的神学,影响且决定了水平面的文化。这在人离开 伊甸园后,在堕落的最高峰──巴别塔的后现代文化中,特别明显。正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说的:“如果没有上帝,凡事都被允许(If there is no God, everything is permitted)。”没有垂直面的绝对性,必导致水平面的多元性。后现代文化(后巴别塔)即突显了这一点。

          后现代思维关心的不是“这对吗?”而是“这与我何干?”其特质是没有永恒、没有绝对、没有形而上学、没有上帝,不信任理性。一切只是相对的,连“意义”也是相对的,因此,谈“意义”是没有意义的……如此观点之下,文化甚至不值得保留。

         现代主义造就出了自己的敌人──后现代主义。后者且保留着前者的架构(都市、资本主义、科技等),但将前者的理性和信仰架空,使之沉沦在绝望里。后现代主义 反对绝对的真理,反对有一位绝对的上帝,当然也反对文化使命者所本的上帝及其创造主权,更反对坚持福音使命者所本的基督救恩论。因此,在后现代潮流中(后 巴别塔时代),文化更新最根本的解答,和古典时代、现代(前巴别塔时代)一样,仍是归回上帝。

         从《创世记》所记载的人类堕落史看,没有垂直面的根基和坚持(神本主义的视野),文化更新的理想,容易与世俗妥协,最后逐渐失去福音的本质,走入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虚无主义,乃至普救论的死胡同中。

         从西方神学的堕落史看,自从康德以来,欧洲人因为看重上帝的内蕴性过于超越性,进入了“没有重量的神/福音”的自由神学(注1)——这当成为华人教会中,留心文化更新(水平视野),却忽略救赎使命(垂直眼光)者的暮鼓晨钟!

二、人类文明是一条不归路

           奥古斯丁在其旷世巨作《上帝的城》(City of God)中,分析罗马的历史(其实他是从圣经的角度,给全人类的历史作神学性的诠释、解读):人类历史乃地上的城(属世的人)和天上的城(属神的人)的冲 突史。地上的城(包括罗马帝国)的特征,乃人类自我中心的爱。自我中心的爱必带来自我的毁灭。只有爱上帝,才能救人脱离自我中心、自我毁灭的文化。该隐世 家、挪亚时代的人、巴别塔的建造者等,都是自我中心者──“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6:5)、按自己的名建造城(《创》4:17)、“为要传扬我 们的名”(11:4)。结果,他们都被自身的罪所杀!

         奥氏在《上帝的城》中更指出,人类的历史进程乃是直线性(progressive linear sequence)的。人类自从离开伊甸园后,不论是亚当世家还是该隐世家,人类的罪恶在扩大、蔓延,也导致上帝越来越强烈地“出手”,借着死、流离、毁 灭、分散全地,审判虽有文化却没有神的人类。人类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乡,也越来越走向不归路。人类文明说穿了,就是人类离开伊甸园,走在不归路上的记录和 累积。从圣经的《创世记》到《启示录》来看是如此,从人类历史演变来看也是如此。

         圣经的原则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笔者认为,当然也包括文化)都要过去”(《约壹》2:17),只有天国的真理和救赎计划不变。地上的国度终会归于无有,只有上帝的国度永远长存(《但》2:44,4:34,7:18)。

         人类的“家乡观”决定了其世界观与文化观。中古世纪的遁世观来自于不留恋伊甸园的情怀,这样的世界观,对世界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这些观念在受希腊二元论影响下的禁欲和修道主义者的作品中,都可以轻易找到痕迹。

          新教徒也承接了一些与世隔离的中古世纪遁世、修道主义,例如班扬所写的《天路历程》,卷首即描绘了基督徒男主角离家前的挣扎。意识到生活已经进入毁灭之城的 他,感受到上帝的恩光照耀他,离开罪恶世界走天路。他不理会试图依附于他的妻儿哀求,用手堵住耳,一边跑离家乡,一边呐喊:“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

         不同的是,《天路历程》中男主角的“定焦”,乃前瞻性、积极性的。被上帝赶出伊甸园的亚当、夏娃,失望地回顾伊甸园,但是他们很快擦干眼泪,因为摆在他们前 面的世界虽然不美好,却仍有上帝的引导和帮助,何惧之有?如果没有如此正确的定焦,繁荣会带来毁灭——正如资本主义的成果,铺设了进入世俗化的轨道,加速 人类走入后巴别塔、后现代。这发展印証了“人类的文明是一条不归路”的圣经史观:从离开伊甸园开始,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沿途改革发展,却也因而朝向《启示 录》中的巴比伦文化和后巴别塔文化直奔!

       因此,在谈文化更新时,神儿女必须清楚地“对焦”,免得走上该隐后裔的路:原本是要“更新文化”,却在“主流”文化中“失焦”、迷失,陷入涌向巴别塔的洪流,最后被世界的文化所淹没。

         深受路德和加尔文神学所影响的清教徒澄清了教会历史中的禁欲主义,信徒刻苦勤劳地工作、赚钱,并储蓄金钱,善用于教会和慈善事业。因此带来了西方的工业文明,也造就了注重勤奋、节俭、守信用的美国精神。

           若从更新华人文化的角度来反思,正如韦伯(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看法,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若不经历宗教改革,会对这些民族 的经济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哈佛大学历史和经济学教授大卫.蓝迪斯(David Landes),呼应这观点时指出,中世纪科技的代表,水车、眼镜、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后三项都源自中国,却在封建势力压迫下,无法继续发展。而欧洲 之所以能把它们发展光大,主要是缘于犹太基督教义的“顺服上帝而工作”、“抛弃泛神论、多神论的迷信”、“直线时间观念(无‘轮回转世’)带来进步想法” 等关键的宗教理念,其次才是“自由市场竞争”。

          因此,华人文化要更新,必须在影响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的基础面──神学和圣经上耕耘,好让圣经中的创造论、救赎论、伦理学、末世论等,彻底在文化的底层,“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方能“建立、栽植”(《耶》1:10)。

三、人类的救恩不在这世上

        正如本文前面所论的,圣经记载该隐后裔对人类文明贡献良多,包括:

       1. 从伊甸园,进入城市文明(4:17)
2. 从农业进入畜牧(4:20)
3. 创造艺术文化(4:21)
4. 从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4:22)

       然而圣经支持科技与文化更新吗?(未完,下期续)

注:
1. 见卫尔斯(David F. Wells)著,《孤独的神──后现代的福音派信仰危机》(God in the Wasteland: the Reality of Truth in a World of Fading Dreams),页76-103、134-165。

作者系芝加哥三一国际大学神学博士。现任教于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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