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創世記》的記載,人類在犯罪墮落、離開伊 甸園之後,開始了人類的文明。首先在科技方面,人類從石器時代推進到銅器、鐵器時代(4:22);藝術方面,從“清唱”進入彈琴吹簫的器樂時代 (4:21);在生活方式上,人類從伊甸園的“鄉村”文明,進入“都市”文明(4:17);從農業社會,進入畜牧社會(4:20)。 但是人類文明在向前躍進的同時,道德卻反向沉淪。譬如在婚姻上,4:19、23記載,人類開始了多妻;6:4-5也剖析了墮落的高峰──婚姻混亂;19章更記載著導致“天火焚城”的同性戀;4:8、24則分別見証了人類暴力的擴大。
《創世記》的記載也隱含了文明與文化進步的同時,拜金、享樂、消費主義的一路相隨。從耶穌在《路加福音》17:27-28,提到挪亞和羅得時代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並說明這也是末世的特徵。這意味著當人類一離開伊甸園,墮落的本質就出現了。
墮落的人類還面臨巴別塔(11章)和之前所代表的理性、啟蒙主義(哲學家康德、猶太拉比Rashi和舊約學者Gerhard von Rad,都將《創世記》3:7中,人類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後“眼睛明亮了”,解釋為人長大了,聰明了,“啟蒙”了),以及後巴別塔所代表的後現代主義、 多元主義(所謂的“人人有一本聖經”)等的挑戰。
聖經作為神給人的救贖藍圖,不僅提出問題,也給了答案。正如《創世記》3-11章,不僅顯示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完整範疇,也為神兒女如何在前現代(古典)、現代(啟蒙)、後現代(後巴別塔)的人間文化中,能夠站立得住、進而達到“以福音更新文化”,提供了啟示性的典範。
面對伊甸園外的墮落文化,神兒女該如何回應?新正統神學家巴特說:“現實生活與主何干?來跟從主吧!”荷蘭改革宗神學家Abraham Kuyper則拒絕巴特的看法,他主張基督乃文化之主(Christ is Lord of culture),基督的主權,要在生活與文化的每個領域中彰顯。福音派歷史學家Mark Noll也提醒福音派,教會不能失去創造論這個“舞臺”,神兒女當從創造論著手,積極投入更新人類文化的浩大工程。然而,談到要以福音更新文化(所謂的 “文化使命”)時,我們絕對不能避開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人間文化的本質。
本文將用聖經神學的方法,從《創世記》查考有關伊甸園前後的資 料,分析人類文化的本質,並思考華人是否該投入“以福音更新文化”的“使命”?如何投入?有何陷阱?有否先後次序?以及,焦點到底是“福音”,還是“文 化”?免得到頭來文化更新不成,自己卻因為“失焦”,“反被棄絕了”(《林前》9:27),成為主流文化的附庸,還不自知!
一、人類的垂直面與水平面
選擇了背棄神的人類,在伊甸園外面,沒有上帝可以依靠,只得靠自己的智慧了。但是人背棄神之後,眼睛雖是明亮,卻沒有因而更加聰明、更“啟蒙”,看見的反而是自己離開神之後的惡果:有了不堪負荷的羞恥和罪惡感(3:7-10、22)。
第一,垂直面被切斷,帶來水平面的扭曲
人類這罪惡的直接結果,從垂直面看,是從此與神隔離,失去了與上帝直接面對面的特權。原本可以親近上帝的自由,也被“懼怕上帝”所取代(3:8-10、22-24)。
垂直面的切斷,帶來水平面的扭曲。原本“赤身露体,並不羞恥”的第一家庭(2:25),也開始推諉卸責、互相控告(3:11-13),互爭控制權,或戀慕、或管轄(3:16;4:7)
垂直面的傷害,深深影響著人與己、人與人,乃至人與大自然的關係。苦難從此進入人間。女人要經歷產難(3:16),男人得勞苦營生(3:17-19),死亡 也進入人間(2:17,3:19)。就連大自然也受人的罪波及,地受咒詛(《創》3:17-18),“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羅》8:22)!
垂直面被切斷的終極結果,乃是被逐出伊甸園(《創》3:22-24),從此人類在“不以上帝為中心”下,發展出以人為中心的文化與文明(《創》4章)。但是 罪惡及其傳染性,人的變臉、發怒、凶殺(4:1-8)、多妻(4:19、23)、暴力等(4:23-24),卻一代傳一代地擴大下去(《羅》5:12)。
故此,在論及如何用福音來更新文化之前,不能不談到聖經的前提:人類最根本的問題,不是社會性、政治性、心理性的,而是神學性的。沒有神學的社會學、政治 學、心理學、生態學……不能解決人類的問題。文化的本質具有神學性,人類的文化就是在人離開神之後的總累積!沒有歸回上帝卻試圖更新文化,乃是不可能的任 務。誠如登山寶訓所說,“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太》7:20)──文化結不出好果子,是因為神學出了問題。
第二,片斷的改造是必須的,但是全盤改造不可能
是否該投入文化更新?應如何投入文化更新?爭議的關鍵,在於創造論(上帝的主權╱文化使命)和救贖論(基督救恩論╱福音使命)間的張力。
從正面看,基督徒藝術家比非基督徒更容易發揮創作的潛能,因為福音的啟示,叫基督徒藝術家在創作上得了自由。有了信仰的根,就容易結文化的果。宗教改革之後所帶來的西方文化更新,就是最好的例證。
但從反面來說,基督徒應當重救贖而非創造,因為大使命中看不出有所謂“文化使命”的意涵(參《太》28:19-20)。提倡“文化使命”的人,所引用的經 文,往往來自舊約,特別是《創世記》1:28(參《詩》8篇)。但實際上,其中“生養眾多”、“治理這地”,雖與9:1、7所呼應,其上下文的9:2、 5、6,卻已經被墮落後的恐懼、殺害、流血等陰霾所籠罩。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文化救贖”,片斷的改造是可能、而且是必須的,但是全盤改造的可能性卻不存在。
文化需要從神學角度來解讀、闡述、評估。文化出差錯,關鍵在文化的根基出差錯。垂直面的神學,影響且決定了水平面的文化。這在人離開 伊甸園後,在墮落的最高峰──巴別塔的後現代文化中,特別明顯。正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說的:“如果沒有上帝,凡事都被允許(If there is no God, everything is permitted)。”沒有垂直面的絕對性,必導致水平面的多元性。後現代文化(後巴別塔)即突顯了這一點。
後現代思維關心的不是“這對嗎?”而是“這與我何干?”其特質是沒有永恆、沒有絕對、沒有形而上學、沒有上帝,不信任理性。一切只是相對的,連“意義”也是相對的,因此,談“意義”是沒有意義的……如此觀點之下,文化甚至不值得保留。
現代主義造就出了自己的敵人──後現代主義。後者且保留著前者的架構(都市、資本主義、科技等),但將前者的理性和信仰架空,使之沉淪在絕望裡。後現代主義 反對絕對的真理,反對有一位絕對的上帝,當然也反對文化使命者所本的上帝及其創造主權,更反對堅持福音使命者所本的基督救恩論。因此,在後現代潮流中(後 巴別塔時代),文化更新最根本的解答,和古典時代、現代(前巴別塔時代)一樣,仍是歸回上帝。
從《創世記》所記載的人類墮落史看,沒有垂直面的根基和堅持(神本主義的視野),文化更新的理想,容易與世俗妥協,最後逐漸失去福音的本質,走入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相對主義、多元主義、虛無主義,乃至普救論的死胡同中。
從西方神學的墮落史看,自從康德以來,歐洲人因為看重上帝的內蘊性過於超越性,進入了“沒有重量的神/福音”的自由神學(註1)——這當成為華人教會中,留心文化更新(水平視野),卻忽略救贖使命(垂直眼光)者的暮鼓晨鐘!
二、人類文明是一條不歸路
奧古斯丁在其曠世巨作《上帝的城》(City of God)中,分析羅馬的歷史(其實他是從聖經的角度,給全人類的歷史作神學性的詮釋、解讀):人類歷史乃地上的城(屬世的人)和天上的城(屬神的人)的衝 突史。地上的城(包括羅馬帝國)的特徵,乃人類自我中心的愛。自我中心的愛必帶來自我的毀滅。只有愛上帝,才能救人脫離自我中心、自我毀滅的文化。該隱世 家、挪亞時代的人、巴別塔的建造者等,都是自我中心者──“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創》6:5)、按自己的名建造城(《創》4:17)、“為要傳揚我 們的名”(11:4)。結果,他們都被自身的罪所殺!
奧氏在《上帝的城》中更指出,人類的歷史進程乃是直線性(progressive linear sequence)的。人類自從離開伊甸園後,不論是亞當世家還是該隱世家,人類的罪惡在擴大、蔓延,也導致上帝越來越強烈地“出手”,藉著死、流離、毀 滅、分散全地,審判雖有文化卻沒有神的人類。人類越來越遠離自己的家鄉,也越來越走向不歸路。人類文明說穿了,就是人類離開伊甸園,走在不歸路上的記錄和 累積。從聖經的《創世記》到《啟示錄》來看是如此,從人類歷史演變來看也是如此。
聖經的原則是,“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筆者認為,當然也包括文化)都要過去”(《約壹》2:17),只有天國的真理和救贖計劃不變。地上的國度終會歸於無有,只有上帝的國度永遠長存(《但》2:44,4:34,7:18)。
人類的“家鄉觀”決定了其世界觀與文化觀。中古世紀的遁世觀來自於不留戀伊甸園的情懷,這樣的世界觀,對世界採取消極、悲觀的態度。這些觀念在受希臘二元論影響下的禁慾和修道主義者的作品中,都可以輕易找到痕跡。
新教徒也承接了一些與世隔離的中古世紀遁世、修道主義,例如班揚所寫的《天路歷程》,卷首即描繪了基督徒男主角離家前的掙扎。意識到生活已經進入毀滅之城的 他,感受到上帝的恩光照耀他,離開罪惡世界走天路。他不理會試圖依附於他的妻兒哀求,用手堵住耳,一邊跑離家鄉,一邊吶喊:“生命,生命,永恆的生命!”
不同的是,《天路歷程》中男主角的“定焦”,乃前瞻性、積極性的。被上帝趕出伊甸園的亞當、夏娃,失望地回顧伊甸園,但是他們很快擦乾眼淚,因為擺在他們前 面的世界雖然不美好,卻仍有上帝的引導和幫助,何懼之有?如果沒有如此正確的定焦,繁榮會帶來毀滅——正如資本主義的成果,鋪設了進入世俗化的軌道,加速 人類走入後巴別塔、後現代。這發展印証了“人類的文明是一條不歸路”的聖經史觀:從離開伊甸園開始,人類的文明和文化沿途改革發展,卻也因而朝向《啟示 錄》中的巴比倫文化和後巴別塔文化直奔!
因此,在談文化更新時,神兒女必須清楚地“對焦”,免得走上該隱後裔的路:原本是要“更新文化”,卻在“主流”文化中“失焦”、迷失,陷入湧向巴別塔的洪流,最後被世界的文化所淹沒。
深受路德和加爾文神學所影響的清教徒澄清了教會歷史中的禁慾主義,信徒刻苦勤勞地工作、賺錢,並儲蓄金錢,善用於教會和慈善事業。因此帶來了西方的工業文明,也造就了注重勤奮、節儉、守信用的美國精神。
若從更新華人文化的角度來反思,正如韋伯(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基本看法,古老民族的宗教倫理精神,若不經歷宗教改革,會對這些民族 的經濟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哈佛大學歷史和經濟學教授大衛.藍迪斯(David Landes),呼應這觀點時指出,中世紀科技的代表,水車、眼鏡、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後三項都源自中國,卻在封建勢力壓迫下,無法繼續發展。而歐洲 之所以能把它們發展光大,主要是緣於猶太基督教義的“順服上帝而工作”、“拋棄泛神論、多神論的迷信”、“直線時間觀念(無‘輪迴轉世’)帶來進步想法” 等關鍵的宗教理念,其次才是“自由市場競爭”。
因此,華人文化要更新,必須在影響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的基礎面──神學和聖經上耕耘,好讓聖經中的創造論、救贖論、倫理學、末世論等,徹底在文化的底層,“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方能“建立、栽植”(《耶》1:10)。
三、人類的救恩不在這世上
正如本文前面所論的,聖經記載該隱後裔對人類文明貢獻良多,包括:
1. 從伊甸園,進入城市文明(4:17)
2. 從農業進入畜牧(4:20)
3. 創造藝術文化(4:21)
4. 從石器時代進入銅器時代(4:22)
然而聖經支持科技與文化更新嗎?(未完,下期續)
註:
1. 見衛爾斯(David F. Wells)著,《孤獨的神──後現代的福音派信仰危機》(God in the Wasteland: the Reality of Truth in a World of Fading Dreams),頁76-103、134-165。
作者係芝加哥三一國際大學神學博士。現任教於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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