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2.01.26

金振宇

 

2017年，是宗教改革500年纪念。在北美、欧洲以及其他地区，数以百计的专著、讲座、研讨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纭纭专著之中，安德鲁·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的《品牌路德》（Brand Luther），可谓慧眼独具，引起学者广泛的讨论与推荐（注1）。

佩蒂格里的论点相当简明：活字印刷（movable type printing）使宗教改革成为可能；宗教改革则深刻转化印刷产业的生态（注2）。

活在疫后时代的基督教会，同样面对媒体与传播平台的重大转变。从媒体现象的角度，回顾500多年前的西方教会大事，对现今教会或许有所启发。

 

活字印刷的前世今生

说到西方的活字印刷，许多人马上想到其发明者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 1400–1468）。古腾堡生在德国境内的美因茨（Mainz），是冶金匠。1430年，古腾堡来到了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并致力研发印刷术。

经过了10多年的研发，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有了相当的突破。1448年，古腾堡回到美因茨，向亲威借了一笔钱，正式开展他的印刷事业。

古腾堡的出版物，从诗歌、日历，甚至赎罪劵都有，但其中最出名的，当然是1454年出版的《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古腾堡圣经》又称为“42行圣经”（42-line Bible），因为每页纸都印双排（double folio），每排各42行的文字。

Gutenberg Bibl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ource: wikicommons)

活字印刷术的诞生，给西方文明带来深远影响。首先是资讯的保存。就制作速度与准确度而言，印刷品都远远优于手写文稿，大大降低了文献失传的风险。

第二是资讯的传播。当时欧洲识字人口稀少，手写文稿又极其昂贵。活字印刷术虽然没有马上提高识字率，却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成为后来解决问题的关键。

第三，导致了欧洲社会更深刻的变化，就是从口说文化转变为书写文化（oral culture to written culture）。在口说文化中，演说者的表情、语速与情绪，无不影响听众。可以说，是心的交流。在书写文化中，读者埋首在书册中时，多数是头脑在运作。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讲道——再仔细的文字，都无法复制听道时的临场感。

总括来说，活字印刷术使书写文化成为可能，而书写文化又成为现代文明的骨干。

 

划时代的媒体事件

古腾堡的成功，启发了欧洲无数的生意人。15世纪后半叶，大大小小的印刷厂，在欧洲各地相继涌现。然而，到了16世纪初期，虽然欧洲有为数不少的印刷厂，但其市场规模仍然有限。印刷厂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的消息，时有所闻。究其原因，是印刷厂需要巨大的前期投资，但获利速度却相当缓慢（注3）。

当时业者所期望的，是一位能引起大众注意的畅销作家，需求带动供给。1517年，这位畅销作家出现了，名字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Martin Luther, by Lucas Cranach (source: wiki commons)

佩蒂格里指出，宗教改革的发生，与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密切相关。没有印刷术，就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注4）。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简述：

首先，印刷术使赎罪劵的议题受到广泛关注。

当路德在威登堡城堡教堂张贴他那著名的《九十五条》时，他所预期的，是与教廷代表进行一场严肃的学术辩论。然而，受惠于印刷术的高效，1517年10月在威登堡张贴的《九十五条》，于12月已经在莱比锡、纽伦堡和巴塞尔等大城市中受到瞩目，大大超乎路德的预料（注5）。

为了让普罗大众都能明白《九十五条》的重点，路德在1518年3月，出版了讲章《论赎罪券与恩典》。该文引起的反响，甚至比《九十五条》更大（注6），并在1518–1520年间再版24次，风行整个德国和周遭地区。路德谈神学时展露出化繁为简的的功力，使他马上掳获了德国大众的关注，成为人人谈论的畅销作家。

第二，透过印刷品，路德与教廷之间的冲突变得街知巷闻。

赎罪券只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线。接下来的3年（1518–1520年），路德与教廷之间的冲突逐渐升温，最终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仅1518和1519两年，德国印刷厂就为路德出版了45本著作（20本为拉丁文、25本为德文），合计共291个版本（含初版与再版。注7）。

1520年，路德出版了他最具代表性的3部著作：《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3部著作都是洛阳纸贵。单以《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来说，第一版就印了4000册，是当时一般书册印发量的10倍。迅速售罄后，印刷商马上加印。前后一共印出10版（注8）。

也就是说，路德与教廷之间的冲突，是西方史上首次全欧洲的知识分子都能够近距离“追踪”（follow）的公共事件。路德引发的宗教改革，成为西方文明史上的重大媒体事件。

路德的思想如同烈火，印刷术则像木柴——烈火加上木柴，野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活字印刷术使宗教改革成为全欧洲人尽皆知的运动；宗教改革则为印刷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对现今教会的启发

疫后时代的基督教会，同样面对媒体与传播平台的重大转变。教会能从宗教改革运动“划时代媒体革命”中，学到什么？

• 媒体对文化的塑造

首先，我们可由此认识到，媒体对文化的塑造，比想像中来得更深远。

信仰天主教的媒体研究大师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他1964年的著作《认识媒体：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中，有一深具启发性的经典之句：“媒介就是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注9）——媒体（口说、文字、影像），不只传播信息，媒体本身就能塑造信息！

麦克卢汉观察到，印刷术间接造就了个人主义的兴起，带来“去部落化”（detribalization）。而现代以声音和影像为主导的新媒体，却将社会带入“再部落化”（retribalization）的节奏之中（注10）。

麦克卢汉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在1960年代，他用的例子是广播和电视。他的观点，其实同样适用、甚至更加适用于廿一世纪，因为现今社交网络和多媒体的发达，已将社会文明从书写文化带回到类似口说文化之中。

教会在使用各种媒体技术传播信息的同时，不要忘记这一点。

• 新媒体的影响力

第二，掌握新媒体脉动者，似乎更能抢占先机、引领大众。

当今著名的宗教改革历史学家爱德华兹（Mark U. Edwards Jr.）从数量、语言和时间等向度，比较了路德与其对手天主教阵营的出版物：

1. 就数量来说，路德一人的德语著作，是他所有的天主教对手加起来的5倍（注11）。
2. 就语言来说，路德乐意使用大众化的母语书写，而非艰涩的拉丁文：在1518–1544年间，路德有4/5的著作，都用德文写成。天主教阵营的却只有2/5（注12）。
3. 就时间来说，天主教对改教运动的回应相当缓慢。路德有超过一半的著作，在1518–1525年间出版，数量高达1465版（含初版和再版）。而同一时期，天主教阵营在德国出版的著作，加起来也不过296版（注13）。

爱德华兹的结论是：两个阵营对准了不同的目标，著作有不同的受众。改教家以广大群众为目标，期盼改革理念能引起社会的共鸣，因此乐意以母语来书写。天主教阵营的目标，则是社会上层的精英、领袖，因此倾向使用较“高档”的拉丁文来书写（注14）。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改教家拥抱印刷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他们“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的神学理念。专职的神职人员是需要的，但圣经真理不应该只在神职人员手中，而应该以简明、清晰、有条理的方式教导群众。

路德在1529年出版的《大小要理问答》（Small & Large Catechisms），和加尔文在1536年的第一版《基督教要义》（Insi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都是为此目的而写。

 

回到现今社会，各样的社群网站、社交媒体和线上会议的技术，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前就已存在。若不是疫情的催化，大部分教会及福音机构，并不会花太多心思去经营新媒体的事工（注15）。甚为可惜。

 

• 不可忽视的魅力与风险

最后，媒体可以成为传扬福音的利器，亦能成为扭曲真理的帮凶。在口说文化的时代，人总是无法脱离周遭环境。当人用言语来交流，双方都是全人的投入。

活在书写文化时代的读者，则聚焦于文字，因而与周遭环境切割（注16）。如此，虽然阅读能丰富人的内在世界，但受文字主导的书写文化，却使人容易忽略其他感官对世界的感应，所以古人才有“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之叹。

每一项媒体都是传播工具，也都有其限制。在社群媒体无比发达的现今，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它的限制，以及其背后的风险。

宗教改革时代，平民百姓之所以对路德的著作趋之若鹜，除了少部分真的被路德的理念所吸引，更多的是不明就里、人云亦云的追星“粉丝”。

同样，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讲道影片、圣经软件、敬拜音乐在网络随处可得。众教会也卖力地经营社群媒体，以接触广大的网络世代。然而，信仰生命的茁壮，并不单靠资讯的积累。生命的榜样、委身的群体、服事的操练，都是灵命成长的关键要素。

新媒体或许有利于吸引群众、传播资讯、引领潮流，但属灵生命的长进，终究是一门“出死入生”的属灵艺术。

 

注：

1. Andrew Pettegree, Brand Luther: 1517, Printing, and the Making of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Penguin, 2015)。
2. Pettegree, Brand Luther, xi–xii。
3. S.H.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New Castle, DE: Oak Knoll, 1996), 60.
4. Pettegree, Brand Luther, 11.
5. Pettegree, Brand Luther, 75.
6. 《论赎罪券与恩典》基本论点与九十五条相同，但用字较浅白易懂。
7. Pettegree, Brand Luther, 105.
8. Pettegree, Brand Luther, 127.
9.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reprinte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10.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332, 376.
11. Mark U. Edwards Jr. ,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Luther, Kindle Edition [Loc. 509–10].
12. Edwards,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Luther, Kindle Edition [Loc. 517–18].
13. Edwards,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Luther, Kindle Edition [Loc. 378–81] and his Table 5 & 6.
14. Edwards,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Luther, Kindle Edition [Loc. 522–23].
15. 也有少数的例外，譬如台北新生命小组教会(https://www.newlife.org.tw/multi-media/new-media-church-seminar/)，早在2016年就注意到新媒体的经营。美国的福音派教会，也有不少更早接触新媒体事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田纳西州Nashville的Cross Point Church (https://crosspoint.tv)，德州Southlake的Gateway Church(https://gatewaypeople.com)等。
16.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1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