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2.01.26

金振宇

 

2017年，是宗教改革500年紀念。在北美、歐洲以及其他地區，數以百計的專著、講座、研討會，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在紜紜專著之中，安德魯·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的《品牌路德》（Brand Luther），可謂慧眼獨具，引起學者廣泛的討論與推薦（註1）。

佩蒂格里的論點相當簡明：活字印刷（movable type printing）使宗教改革成為可能；宗教改革則深刻轉化印刷產業的生態（註2）。

活在疫後時代的基督教會，同樣面對媒體與傳播平台的重大轉變。從媒體現象的角度，回顧500多年前的西方教會大事，對現今教會或許有所啟發。

 

活字印刷的前世今生

說到西方的活字印刷，許多人馬上想到其發明者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1400–1468）。古騰堡生在德國境內的美因茨（Mainz），是冶金匠。1430年，古騰堡來到了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並致力研發印刷術。

經過了10多年的研發，古騰堡的活字印刷術有了相當的突破。1448年，古騰堡回到美因茨，向親威借了一筆錢，正式開展他的印刷事業。

古騰堡的出版物，從詩歌、日曆，甚至贖罪劵都有，但其中最出名的，當然是1454年出版的《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古騰堡聖經》又稱為“42行聖經”（42-line Bible），因為每頁紙都印雙排（double folio），每排各42行的文字。

Gutenberg Bibl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ource: wikicommons)

活字印刷術的誕生，給西方文明帶來深遠影響。首先是資訊的保存。就製作速度與準確度而言，印刷品都遠遠優於手寫文稿，大大降低了文獻失傳的風險。

第二是資訊的傳播。當時歐洲識字人口稀少，手寫文稿又極其昂貴。活字印刷術雖然沒有馬上提高識字率，卻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成為後來解決問題的關鍵。

第三，導致了歐洲社會更深刻的變化，就是從口說文化轉變为書寫文化（oral culture to written culture）。在口說文化中，演說者的表情、語速與情緒，無不影響聽眾。可以說，是心的交流。在書寫文化中，讀者埋首在書冊中時，多數是頭腦在運作。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講道——再仔細的文字，都無法複製聽道時的臨場感。

總括來說，活字印刷術使書寫文化成為可能，而書寫文化又成為現代文明的骨幹。

 

劃時代的媒體事件

古騰堡的成功，啟發了歐洲無數的生意人。15世紀後半葉，大大小小的印刷廠，在歐洲各地相繼湧現。然而，到了16世紀初期，雖然歐洲有為數不少的印刷廠，但其市場規模仍然有限。印刷廠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倒閉的消息，時有所聞。究其原因，是印刷廠需要巨大的前期投資，但獲利速度卻相當緩慢（註3）。

當時業者所期望的，是一位能引起大眾注意的暢銷作家，需求帶動供給。1517年，這位暢銷作家出現了，名字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Martin Luther, by Lucas Cranach (source: wiki commons)

佩蒂格里指出，宗教改革的發生，與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密切相關。沒有印刷術，就沒有宗教改革運動（註4）。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簡述：

首先，印刷術使贖罪劵的議題受到廣泛關注。

當路德在威登堡城堡教堂張貼他那著名的《九十五條》時，他所預期的，是與教廷代表進行一場嚴肅的學術辯論。然而，受惠於印刷術的高效，1517年10月在威登堡張貼的《九十五條》，於12月已經在萊比錫、紐倫堡和巴塞爾等大城市中受到矚目，大大超乎路德的預料（註5）。

為了讓普羅大眾都能明白《九十五條》的重點，路德在1518年3月，出版了講章《論贖罪券與恩典》。該文引起的反響，甚至比《九十五條》更大（註6），並在1518–1520年間再版24次，風行整個德國和週遭地區。路德談神學時展露出化繁為簡的的功力，使他馬上擄獲了德國大眾的關注，成為人人談論的暢銷作家。

第二，透過印刷品，路德與教廷之間的衝突變得街知巷聞。

贖罪券只是宗教改革運動的導火線。接下來的3年（1518–1520年），路德與教廷之間的衝突逐漸升溫，最終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僅1518和1519兩年，德國印刷廠就為路德出版了45本著作（20本為拉丁文、25本為德文），合計共291個版本（含初版與再版。註7）。

1520年，路德出版了他最具代表性的3部著作：《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教會被擄於巴比倫》、《基督徒的自由》。3部著作都是洛陽紙貴。單以《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來說，第一版就印了4000冊，是當時一般書冊印發量的10倍。迅速售罄後，印刷商馬上加印。前後一共印出10版（註8）。

也就是說，路德與教廷之間的衝突，是西方史上首次全歐洲的知識分子都能夠近距離“追蹤”（follow）的公共事件。路德引發的宗教改革，成為西方文明史上的重大媒體事件。

路德的思想如同烈火，印刷術則像木柴——烈火加上木柴，野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活字印刷術使宗教改革成為全歐洲人盡皆知的運動；宗教改革則為印刷產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

       

對現今教會的啟發

疫後時代的基督教會，同樣面對媒體與傳播平台的重大轉變。教會能從宗教改革運動“劃時代媒體革命”中，學到什麼？

• 媒體對文化的塑造

首先，我們可由此認識到，媒體對文化的塑造，比想像中來得更深遠。

信仰天主教的媒體研究大師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在他1964年的著作《認識媒體：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中，有一深具啟發性的經典之句：“媒介就是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註9）——媒體（口說、文字、影像），不只傳播信息，媒體本身就能塑造信息！

麥克盧漢觀察到，印刷術間接造就了個人主義的興起，帶來“去部落化”（detribalization）。而現代以聲音和影像為主導的新媒體，卻將社會帶入“再部落化”（retribalization）的節奏之中（註10）。

麥克盧漢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在1960年代，他用的例子是廣播和電視。他的觀點，其實同樣適用、甚至更加適用於廿一世紀，因為現今社交網路和多媒體的發達，已將社會文明從書寫文化帶回到類似口說文化之中。

教會在使用各種媒體技術傳播信息的同時，不要忘記這一點。

• 新媒體的影響力

第二，掌握新媒體脈動者，似乎更能搶佔先機、引領大眾。

當今著名的宗教改革歷史學家愛德華茲（Mark U. Edwards Jr.）從數量、語言和時間等向度，比較了路德與其對手天主教陣營的出版物：

1. 就數量來說，路德一人的德語著作，是他所有的天主教對手加起來的5倍（註11）。
2. 就語言來說，路德樂意使用大眾化的母語書寫，而非艱澀的拉丁文：在1518–1544年間，路德有4/5的著作，都用德文寫成。天主教陣營的卻只有2/5（註12）。
3. 就時間來說，天主教對改教運動的回應相當緩慢。路德有超過一半的著作，在1518–1525年間出版，數量高達1465版（含初版和再版）。而同一時期，天主教陣營在德國出版的著作，加起來也不過296版（註13）。

愛德華茲的結論是：兩個陣營對準了不同的目標，著作有不同的受眾。改教家以廣大群眾為目標，期盼改革理念能引起社會的共鳴，因此樂意以母語來書寫。天主教陣營的目標，則是社會上層的精英、領袖，因此傾向使用較“高檔”的拉丁文來書寫（註14）。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改教家擁抱印刷術，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他們“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的神學理念。專職的神職人員是需要的，但聖經真理不應該只在神職人員手中，而應該以簡明、清晰、有條理的方式教導群眾。

路德在1529年出版的《大小要理問答》（Small & Large Catechisms），和加爾文在1536年的第一版《基督教要義》（Insi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都是為此目的而寫。

 

回到現今社會，各樣的社群網站、社交媒體和線上會議的技術，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發以前就已存在。若不是疫情的催化，大部分教會及福音機構，並不會花太多心思去經營新媒體的事工（註15）。甚為可惜。

 

• 不可忽視的魅力與風險

最後，媒體可以成為傳揚福音的利器，亦能成為扭曲真理的幫兇。在口說文化的時代，人總是無法脫離週遭環境。當人用言語來交流，雙方都是全人的投入。

活在書寫文化時代的讀者，則聚焦於文字，因而與週遭環境切割（註16）。如此，雖然閱讀能豐富人的內在世界，但受文字主導的書寫文化，卻使人容易忽略其他感官對世界的感應，所以古人才有“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之嘆。

每一項媒體都是傳播工具，也都有其限制。在社群媒體無比發達的現今，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它的限制，以及其背後的風險。

宗教改革時代，平民百姓之所以對路德的著作趨之若鶩，除了少部分真的被路德的理念所吸引，更多的是不明就裡、人云亦云的追星“粉絲”。

同樣，在資訊發達的今天，講道影片、聖經軟體、敬拜音樂在網路隨處可得。眾教會也賣力地經營社群媒體，以接觸廣大的網路世代。然而，信仰生命的茁壯，並不單靠資訊的積累。生命的榜樣、委身的群體、服事的操練，都是靈命成長的關鍵要素。

新媒體或許有利於吸引群眾、傳播資訊、引領潮流，但屬靈生命的長進，終究是一門“出死入生”的屬靈藝術。

 

註：

1. Andrew Pettegree, Brand Luther: 1517, Printing, and the Making of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Penguin, 2015)。
2. Pettegree, Brand Luther, xi–xii。
3. S.H.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New Castle, DE: Oak Knoll, 1996), 60.
4. Pettegree, Brand Luther, 11.
5. Pettegree, Brand Luther, 75.
6. 《論贖罪券與恩典》基本論點與九十五條相同，但用字較淺白易懂。
7. Pettegree, Brand Luther, 105.
8. Pettegree, Brand Luther, 127.
9.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reprinte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10.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332, 376.
11. Mark U. Edwards Jr. ,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Luther, Kindle Edition [Loc. 509–10].
12. Edwards,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Luther, Kindle Edition [Loc. 517–18].
13. Edwards,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Luther, Kindle Edition [Loc. 378–81] and his Table 5 & 6.
14. Edwards,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Luther, Kindle Edition [Loc. 522–23].
15. 也有少數的例外，譬如台北新生命小組教會(https://www.newlife.org.tw/multi-media/new-media-church-seminar/)，早在2016年就注意到新媒體的經營。美國的福音派教會，也有不少更早接觸新媒體事工，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田納西州Nashville的Cross Point Church (https://crosspoint.tv)，德州Southlake的Gateway Church(https://gatewaypeople.com)等。
16.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1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