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妮

本文原刊于《举目》24期

       17岁的女儿，即将到离家3000哩外的大学就读──不论是人文、自然、气候、生活或是同侪，都将大异于她自幼成长的环境。为人父母的，此时除了殷殷嘱咐之外，就是为她祷告了。

       祷告什么呢？第一是室友，其次是团契，再是属灵同伴，然后则是一位合适的导师（mentor）。

       如此祷告是因为几年前，我有机会一读斯托得（John Stott）的传记，The Making of a Leader（注1）。这本书仅照时间顺序记载了斯托得的上半生，可是却足以让读者了解，一个人的人际背景，会给他的生命带来什么影响。

谁是斯托得

       斯托得在1921年生于伦敦，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同时以法文系和神学系的第一名毕业），至今健在。他对福音派的影响力，既深且远。葛里翰牧师称他为“当今 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传道人”（the most respected clergyman in the world today）。著名基督教传记作家鲍乐基（John Pollock），则称他为“福音派中最具影响力的神学领袖”（in effect the theological leader of world evangelicalism）。

        2004年11月30日的《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上，也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是斯托得〉（Who is John Stott）的短文，说斯托得的文风亲切（他已经出版40多本书籍）、自然而富教养，态度谦卑、善作自我批评，实则自信、喜乐且乐观积极。在他，信心与理性不是对立的，他以身作则，实践出了对圣经“经过认真思考后的忠贞”（thoughtful allegiance）。

       读斯托得传记，最令我震撼的，是斯托得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不论是父母、保姆、学校、团契到教会，甚至是整个社会环境，似乎都有一个彼此衔接、合作的默契，为这个有天份的男孩，奠筑了神学研究及圣经教导的坚实根基。而他，也以最大的诚意作最正面的回应。

      我既惊异于斯托得天性上的朴实纯良，更赞叹在基督教文明的薰陶下，不仅是当时的教会，且在整个英国社会中，都处处自然流露出对个人的关怀和生活教导，并愿意不计代价，长期投资时间、心力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作他的导师与朋友。

童年的关怀

      第一个影响斯托得的，自然是他的双亲。斯托得的父亲是医师，诊所就在自家的楼下。除了日常的耳濡目染外，父亲还会在圣诞夜带斯托得去探访那些因病住院、无法回家团圆的病人。父亲的性格与信念，都对斯托得造成潜在及长期的影响。

       斯托得的母亲则与丈夫一样，具坚强的性格与高标准的行事原则。她固定地带儿女参加教会的聚会，并建立他们的祷告以及每日读经的习惯。

       保姆Nanny Golden是敬虔的基督徒，她教给幼年斯托得与姐姐们许多诗歌。即使在结婚辞职多年后，她仍关心着孩子们的灵性状况。

      在基督教寄宿学校Oakley Hall，斯托得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了更多、更广的认识。在斯托得11岁那年，一位年轻的剑桥三一学院毕业生，Robert Bickersteth，成了斯托得的导师，影响了斯托得的一生。

      在整整两年的相处中，他引导斯托得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甚至利用私人假期，带领斯托得等孩子到野地观察鸟类，记录日志。他对斯托得的指导，也一 直延伸至成年。这些兴趣的培养与训练，成为斯托得一生难得的经验与不可磨灭的宝贵记忆，并且培养了他的自我节制、专注、愉悦平衡与领导能力。

青春的成长

      另一位对斯托得有长期影响的人，是E. J. H. Nash，也是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1932年，他加入圣经公会，被呼召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中传福音。但是在灵性上仍没有找到归宿。

      1938 年2月13日，Nash在Rugby中学对学生进行一场演讲，他所选用的经文是彼拉多的问题：“我怎样对待那被称为基督的耶稣呢？”这对当时还是中学生的 斯托得而言，是个全新的观念。他原以为神已经做了所有的事，人只能默许。然而，Nash坚持，每个人都必须对神作出回应，不能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要不是 像彼拉多一样软弱无力地反对基督，要不就是要接受祂，并且跟随祂。

       在聚会之后，斯托得去找Nash问问题。Nash显然有属灵上的透视力，他邀请斯托得一起坐车兜风，回答他的问题，并解释救赎之道。但Nash也很智慧，并没有要求斯托得立即做什么决定。

       当天晚上，斯托得回应了《启示录》3：20中耶稣的呼召，在睡觉前作了个信心的实验──“开门”的祷告。虽然当时没有特别的感觉或经历，神的救赎与主权，却清楚地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显示出来。

      至少有5年的时间，Nash每日为斯托得祷告，每周写一封信给他，包括如何读经与祷告，如何操练每日与主同行的生活。还给他属灵书籍，和他讨论教义与神学、 属灵原则在伦理与道德上的应用，并帮助他辨别及发展恩赐，甚至安排他在假期中，去一个小教会做助理宣教士，使他有机会讲道。斯托得后来亦成为Nash的重 要同工、左右手。

重要的同侪

      在高中时期，斯托得不仅在学校中课业优良，是学生会的主席，在信仰上也经历了极大的转折，而且开始感受到神对他一生的呼召。

      他的同侪对他亦颇具意义。例如John Richard Bridger是高他一年的学长，全能运动员。他早斯托得两年信主，常在周日午餐后邀请斯托得谈话，带领他。后来，他训练斯托得接替他成为学生领袖。

      受这样环境的影响，斯托得也试着带领小他几个月的Philip Tompson信主，与晚他几个月重生的Peter Melly每周一起读圣经，甚至教导对方如何在生活上坚固信仰，在生命上成长。

       因此，在1939年进入大学之前，斯托得已经知道自己不仅是一名领袖，而且逐渐在聚会中扮演教师与牧师的角色。

      在剑桥，学者Patrick Duff是斯托得的导师──他后来在学术界获得很高的成就与荣誉。在斯托得的父亲强烈反对斯托得读神学时，Duff助了斯托得一臂之力。

      长斯托得两岁的宣教士之子，博士生Oliver Barclay，则是斯托得的属灵密友。Barclay被称为是剑桥团契（CICCU，Cambridge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始于1876）最棒的主席之一。他们一起参加祷告会与诗班，一起吃饭、散步，讨论教会或国家与战争的问题，进入了过去Nash及基督徒营会所 不曾涵盖的属灵范围。

      John Sheldon则是Nash委托斯托得照顾的学生。斯托得找到了他，并开始了一对一的查经。后来两人成为一生的好友。

我心有憾事

      许多人在成长时，常会经历独自摸索的徬徨与孤单。此时如果有一个更有经验、智慧的人，愿意花时间观察、了解，并适时给予客观、公平的评估和指导，那该多好！

      我过去不但未曾听闻所在大学具导师制度，而且几乎与所有的任课老师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不记得与教会的哪位辅导牧者，建立过真正生命的关系，更遑论能得到长期、个别性的指导。

      反观司托得所处的环境，仿佛人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以造就他人为乐，人人纯真而无私，并带出良性循环。大战期间的英国，其实在物资上极其穷乏，但是有人却因为神，而显得富裕慷慨，也因此使多人蒙福，并泽被后代──甚至跨种族与国籍，福泽我辈。

注：
1. “John Stott, the making of a leader: a biography: the early years”; by Timothy Dudley-Smith; Published: 1999 Inter Varsity Press, Downer Grove, Ill.

作者来自台湾，现居洛杉矶，为本刊特约咨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