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妮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17歲的女兒，即將到離家3000哩外的大學就讀──不論是人文、自然、氣候、生活或是同儕，都將大異於她自幼成長的環境。為人父母的，此時除了殷殷囑咐之外，就是為她禱告了。

       禱告什麼呢？第一是室友，其次是團契，再是屬靈同伴，然後則是一位合適的導師（mentor）。

       如此禱告是因為幾年前，我有機會一讀斯托得（John Stott）的傳記，The Making of a Leader（註1）。這本書僅照時間順序記載了斯托得的上半生，可是卻足以讓讀者瞭解，一個人的人際背景，會給他的生命帶來什麼影響。

誰是斯托得

       斯托得在1921年生於倫敦，畢業於劍橋三一學院（同時以法文系和神學系的第一名畢業），至今健在。他對福音派的影響力，既深且遠。葛里翰牧師稱他為“當今 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傳道人”（the most respected clergyman in the world today）。著名基督教傳記作家鮑樂基（John Pollock），則稱他為“福音派中最具影響力的神學領袖”（in effect the theological leader of world evangelicalism）。

        2004年11月30日的《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上，也發表了一篇題為〈誰是斯托得〉（Who is John Stott）的短文，說斯托得的文風親切（他已經出版40多本書籍）、自然而富教養，態度謙卑、善作自我批評，實則自信、喜樂且樂觀積極。在他，信心與理性不是對立的，他以身作則，實踐出了對聖經“經過認真思考後的忠貞”（thoughtful allegiance）。

       讀斯托得傳記，最令我震撼的，是斯托得在整個成長過程中，不論是父母、保姆、學校、團契到教會，甚至是整個社會環境，似乎都有一個彼此銜接、合作的默契，為這個有天份的男孩，奠築了神學研究及聖經教導的堅實根基。而他，也以最大的誠意作最正面的回應。

      我既驚異於斯托得天性上的樸實純良，更讚嘆在基督教文明的薰陶下，不僅是當時的教會，且在整個英國社會中，都處處自然流露出對個人的關懷和生活教導，並願意不計代價，長期投資時間、心力在一個小孩子身上，作他的導師與朋友。

童年的關懷

      第一個影響斯托得的，自然是他的雙親。斯托得的父親是醫師，診所就在自家的樓下。除了日常的耳濡目染外，父親還會在聖誕夜帶斯托得去探訪那些因病住院、無法回家團圓的病人。父親的性格與信念，都對斯托得造成潛在及長期的影響。

       斯托得的母親則與丈夫一樣，具堅強的性格與高標準的行事原則。她固定地帶兒女參加教會的聚會，並建立他們的禱告以及每日讀經的習慣。

       保姆Nanny Golden是敬虔的基督徒，她教給幼年斯托得與姐姐們許多詩歌。即使在結婚辭職多年後，她仍關心著孩子們的靈性狀況。

      在基督教寄宿學校Oakley Hall，斯托得對基督教的信仰有了更多、更廣的認識。在斯托得11歲那年，一位年輕的劍橋三一學院畢業生，Robert Bickersteth，成了斯托得的導師，影響了斯托得的一生。

      在整整兩年的相處中，他引導斯托得對自然、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甚至利用私人假期，帶領斯托得等孩子到野地觀察鳥類，記錄日誌。他對斯托得的指導，也一 直延伸至成年。這些興趣的培養與訓練，成為斯托得一生難得的經驗與不可磨滅的寶貴記憶，並且培養了他的自我節制、專注、愉悅平衡與領導能力。

青春的成長

      另一位對斯托得有長期影響的人，是E. J. H. Nash，也是畢業於劍橋三一學院。1932年，他加入聖經公會，被呼召在英國的公立學校中傳福音。但是在靈性上仍沒有找到歸宿。

      1938 年2月13日，Nash在Rugby中學對學生進行一場演講，他所選用的經文是彼拉多的問題：“我怎樣對待那被稱為基督的耶穌呢？”這對當時還是中學生的 斯托得而言，是個全新的觀念。他原以為神已經做了所有的事，人只能默許。然而，Nash堅持，每個人都必須對神作出回應，不能保持一個中立的立場。要不是 像彼拉多一樣軟弱無力地反對基督，要不就是要接受祂，並且跟隨祂。

       在聚會之後，斯托得去找Nash問問題。Nash顯然有屬靈上的透視力，他邀請斯托得一起坐車兜風，回答他的問題，並解釋救贖之道。但Nash也很智慧，並沒有要求斯托得立即做什麼決定。

       當天晚上，斯托得回應了《啟示錄》3：20中耶穌的呼召，在睡覺前作了個信心的實驗──“開門”的禱告。雖然當時沒有特別的感覺或經歷，神的救贖與主權，卻清楚地在他以後的生活中顯示出來。

      至少有5年的時間，Nash每日為斯托得禱告，每週寫一封信給他，包括如何讀經與禱告，如何操練每日與主同行的生活。還給他屬靈書籍，和他討論教義與神學、 屬靈原則在倫理與道德上的應用，並幫助他辨別及發展恩賜，甚至安排他在假期中，去一個小教會做助理宣教士，使他有機會講道。斯托得後來亦成為Nash的重 要同工、左右手。

重要的同儕

      在高中時期，斯托得不僅在學校中課業優良，是學生會的主席，在信仰上也經歷了極大的轉折，而且開始感受到神對他一生的呼召。

      他的同儕對他亦頗具意義。例如John Richard Bridger是高他一年的學長，全能運動員。他早斯托得兩年信主，常在週日午餐後邀請斯托得談話，帶領他。後來，他訓練斯托得接替他成為學生領袖。

      受這樣環境的影響，斯托得也試著帶領小他幾個月的Philip Tompson信主，與晚他幾個月重生的Peter Melly每週一起讀聖經，甚至教導對方如何在生活上堅固信仰，在生命上成長。

       因此，在1939年進入大學之前，斯托得已經知道自己不僅是一名領袖，而且逐漸在聚會中扮演教師與牧師的角色。

      在劍橋，學者Patrick Duff是斯托得的導師──他後來在學術界獲得很高的成就與榮譽。在斯托得的父親強烈反對斯托得讀神學時，Duff助了斯托得一臂之力。

      長斯托得兩歲的宣教士之子，博士生Oliver Barclay，則是斯托得的屬靈密友。Barclay被稱為是劍橋團契（CICCU，Cambridge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始於1876）最棒的主席之一。他們一起參加禱告會與詩班，一起吃飯、散步，討論教會或國家與戰爭的問題，進入了過去Nash及基督徒營會所 不曾涵蓋的屬靈範圍。

      John Sheldon則是Nash委託斯托得照顧的學生。斯托得找到了他，並開始了一對一的查經。後來兩人成為一生的好友。

我心有憾事

      許多人在成長時，常會經歷獨自摸索的徬徨與孤單。此時如果有一個更有經驗、智慧的人，願意花時間觀察、瞭解，並適時給予客觀、公平的評估和指導，那該多好！

      我過去不但未曾聽聞所在大學具導師制度，而且幾乎與所有的任課老師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也不記得與教會的哪位輔導牧者，建立過真正生命的關係，更遑論能得到長期、個別性的指導。

      反觀司托得所處的環境，彷彿人人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以造就他人為樂，人人純真而無私，並帶出良性循環。大戰期間的英國，其實在物資上極其窮乏，但是有人卻因為神，而顯得富裕慷慨，也因此使多人蒙福，並澤被後代──甚至跨種族與國籍，福澤我輩。

註：
1. “John Stott, the making of a leader: a biography: the early years”; by Timothy Dudley-Smith; Published: 1999 Inter Varsity Press, Downer Grove, Ill.

作者來自台灣，現居洛杉磯，為本刊特約諮詢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