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她1908年出生在芬兰卡列利亚（现在俄国）说起，讲她16岁时放下骄傲的心，真正信主，并立志传道，23岁到中国；再讲她奇蹟般地速成汉语，后来赴 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传道，患严重虐疾，缺医少药，却又在一位外国牧师抹油祷告间痊愈，从此更愿将第二次生命献给主，其中的故事也是精彩的。

        或者着重讲她从30岁到70岁近40年在台湾新竹苗栗一带传道植堂，成为芬兰海外宣教会无人不知的女传道，被人尊称为戴教士也是很有写头的。

       也可以把焦点聚在她退休后，回到芬兰的Jyuaskyla市，又在当地海外华人中传道11年，信主受洗的旅芬华人从无到有，由少变多。且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弟兄，受她关怀，在芬兰攻读神学硕士，后来在瑞典哥德堡华人教会被按立为牧师。其中的故事，也很有讲头。

       如果要倒叙，可以从她葬礼时由华人和芬兰人一起抬棺，追述到她病重住院期间，络驿不绝的华人去平常少有华人影子的医院探望，连护士都知道有这么一位终身没有成家的老太太，有着最多的探访人次。护士们只要一看到华人到来，就主动指路，带到她的病房……

        以上种种写法，都能成文，却总不适意。一则感到不能叙尽我对她的思念和崇敬，二则海外宣教史上，远至戴德生，近到《海外校园》曾介绍过的曼彻斯特的道格拉斯老人（编按：请见第46期35页），或多或少都有如此经历。戴教士在他们中，可能也显得平凡了。

       但记忆中的戴教士却是如此亲切，特别是在她离世两周年之际，我的脑海里不能抹去她慈爱的笑容和朗朗的话语：“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这时 仿佛电话又响了，听筒里是她的声音：“平安，李弟兄，是戴佩贞哪！你有没有时间到寒舍来？……对了，我们很久没有聚会了，你看别的人有空吗？我们可以一起 读经祷告啊！……”

       我到芬兰的第三天，还不是“李弟兄”（即尚未信主），也是她召集聚会，带着一点洋腔洋调说：“欢迎，欢迎。”第一次遇见这么一位会讲中文、却三句不离“神”的芬兰老太太，年轻的我率性而为，打断她的话头，问道“你们信教，我们不信，不是很自由吗？”

      “我们信的不是教，是活生生的主。”她回答这句话，直到今天，在我信主5年后，仍然回响不绝。因为每次回味，都发现这句话是那么基要、那么正确，如果我们信的 不是主而是教，那么容易陷入仪式、戒规、阶层等刻板的“教导”、“教义”中，舍本求末，忘了爱的源头，救恩的施予者：神，没有圣灵充满的活泼。

       戴教士一生宣教，但没有上过神学院，没有神学学位，但她的信仰纯正基要，也証明了神是活的，爱每一个人，神学知识也不是单单上几年神学院就能培养完全的。没有真正与神生命上的连接，我们什么都不能。

       另一个証明是在戴教士去世后，我担心团契会因此萎缩。然而，恰恰相反，不断有人挑起团契的大梁，组织各种活动。这一点与戴教士坚持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传道原则密切相关。

       她悬此金句于墙上，更是身体力行。每次聚会，尽管都有她的苦劳功劳，她却归功于神，每次华人受洗，尽管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有她的一份功绩，她上台演讲，却总是归荣耀于主。闭口不谈自己。

       如此荣神，更是益人，团契因此不是某人的团契，而是主亲自带领的团契。那些人走茶凉，或因人际纠纷、人事更改而引起的分裂或散伙，这里都没有。

        她病重期间，我去看她。她正给同室病友传道，大家送给她的花，她又分送给病区里几乎每个病人。我又一次被感动了。因为先前只以为她爱华人爱得深，现在知道， 她传道的心，由神而来，不论面对何人，都传福音给他们听。这样的传教才是无私的，和崇高的。病重期间，尚且如此，她真是一生为主而活。

        扫墓时望着她简朴的墓碑，看见她自豪地在姓名前镌上“传教士”一词，心中激动不已。芬兰人墓碑上讲究刻些“title”（头衔）当过市长、教授或军官，都急 忙刻上唯恐人家忘了。但戴教士没有这些属世的荣耀，却有属天的“title”。因为她无怨无悔地当了一辈子传教士，而且她更是无愧于这个名称，她也在传道 生涯中饱尝了神的爱和祝福。

       芬兰人的墓地，除了一些固定的节日，是荒凉的，戴教士的墓前却总有人插上鲜花，点上蜡烛。思念她的人是那么多，感谢主的恩典的就更多了。我不禁想起主的话语：“……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5：12）

作者来自中国，曾旅居芬兰，现住加拿大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