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她1908年出生在芬蘭卡列利亞（現在俄國）說起，講她16歲時放下驕傲的心，真正信主，並立志傳道，23歲到中國；再講她奇蹟般地速成漢語，後來赴 雲南少數民族聚居地傳道，患嚴重虐疾，缺醫少藥，卻又在一位外國牧師抹油禱告間痊癒，從此更願將第二次生命獻給主，其中的故事也是精彩的。

        或者著重講她從30歲到70歲近40年在台灣新竹苗栗一帶傳道植堂，成為芬蘭海外宣教會無人不知的女傳道，被人尊稱為戴教士也是很有寫頭的。

       也可以把焦點聚在她退休後，回到芬蘭的Jyuaskyla市，又在當地海外華人中傳道11年，信主受洗的旅芬華人從無到有，由少變多。且有一位來自上海的弟兄，受她關懷，在芬蘭攻讀神學碩士，後來在瑞典哥德堡華人教會被按立為牧師。其中的故事，也很有講頭。

       如果要倒敘，可以從她葬禮時由華人和芬蘭人一起抬棺，追述到她病重住院期間，絡驛不絕的華人去平常少有華人影子的醫院探望，連護士都知道有這麼一位終身沒有成家的老太太，有著最多的探訪人次。護士們只要一看到華人到來，就主動指路，帶到她的病房……

        以上種種寫法，都能成文，卻總不適意。一則感到不能敘盡我對她的思念和崇敬，二則海外宣教史上，遠至戴德生，近到《海外校園》曾介紹過的曼徹斯特的道格拉斯老人（編按：請見第46期35頁），或多或少都有如此經歷。戴教士在他們中，可能也顯得平凡了。

       但記憶中的戴教士卻是如此親切，特別是在她離世兩周年之際，我的腦海裡不能抹去她慈愛的笑容和朗朗的話語：“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兒子賜給我們。”這時 彷彿電話又響了，聽筒裡是她的聲音：“平安，李弟兄，是戴佩貞哪！你有沒有時間到寒舍來？……對了，我們很久沒有聚會了，你看別的人有空嗎？我們可以一起 讀經禱告啊！……”

       我到芬蘭的第三天，還不是“李弟兄”（即尚未信主），也是她召集聚會，帶著一點洋腔洋調說：“歡迎，歡迎。”第一次遇見這麼一位會講中文、卻三句不離“神”的芬蘭老太太，年輕的我率性而為，打斷她的話頭，問道“你們信教，我們不信，不是很自由嗎？”

      “我們信的不是教，是活生生的主。”她回答這句話，直到今天，在我信主5年後，仍然回響不絕。因為每次回味，都發現這句話是那麼基要、那麼正確，如果我們信的 不是主而是教，那麼容易陷入儀式、戒規、階層等刻板的“教導”、“教義”中，捨本求末，忘了愛的源頭，救恩的施予者：神，沒有聖靈充滿的活潑。

       戴教士一生宣教，但沒有上過神學院，沒有神學學位，但她的信仰純正基要，也証明了神是活的，愛每一個人，神學知識也不是單單上幾年神學院就能培養完全的。沒有真正與神生命上的連接，我們什麼都不能。

       另一個証明是在戴教士去世後，我擔心團契會因此萎縮。然而，恰恰相反，不斷有人挑起團契的大樑，組織各種活動。這一點與戴教士堅持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傳道原則密切相關。

       她懸此金句於牆上，更是身体力行。每次聚會，儘管都有她的苦勞功勞，她卻歸功於神，每次華人受洗，儘管每個弟兄姐妹都知道有她的一份功績，她上台演講，卻總是歸榮耀於主。閉口不談自己。

       如此榮神，更是益人，團契因此不是某人的團契，而是主親自帶領的團契。那些人走茶涼，或因人際糾紛、人事更改而引起的分裂或散伙，這裡都沒有。

        她病重期間，我去看她。她正給同室病友傳道，大家送給她的花，她又分送給病區裡幾乎每個病人。我又一次被感動了。因為先前只以為她愛華人愛得深，現在知道， 她傳道的心，由神而來，不論面對何人，都傳福音給他們聽。這樣的傳教才是無私的，和崇高的。病重期間，尚且如此，她真是一生為主而活。

        掃墓時望著她簡樸的墓碑，看見她自豪地在姓名前鐫上“傳教士”一詞，心中激動不已。芬蘭人墓碑上講究刻些“title”（頭銜）當過市長、教授或軍官，都急 忙刻上唯恐人家忘了。但戴教士沒有這些屬世的榮耀，卻有屬天的“title”。因為她無怨無悔地當了一輩子傳教士，而且她更是無愧於這個名稱，她也在傳道 生涯中飽嘗了神的愛和祝福。

       芬蘭人的墓地，除了一些固定的節日，是荒涼的，戴教士的墓前卻總有人插上鮮花，點上蠟燭。思念她的人是那麼多，感謝主的恩典的就更多了。我不禁想起主的話語：“……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太》5：12）

作者來自中國，曾旅居芬蘭，現住加拿大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