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谁同坐?

小羊

本文原刊于《举目》24期

居然成行

      在回国的飞机上,从航空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澳门的文章,才知道马礼逊一家的墓,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回到家后,从书架上找出《马礼逊回忆录》开始读。

       马礼逊卒于1834年,离鸦片战争爆发仅6年。禀承父志的儿子马儒翰,虽然英年早逝,却还是死在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

       由这两个年份,令我想起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的一句话:“做中国人的朋友的关键,是得死的是时候。”费氏的感慨很尖刻,也很深刻。

        马礼逊死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在感情上比较容易接受他为朋友。而他的儿子,死在鸦片战争之后,却很容易被视作是中国人的敌人。更要命的是,马儒翰的语言天赋,使他成了当时唯一能胜任中英谈判的译员。这一参与,变成他短暂一生的致命之处。

       想到马氏父子的死,就很想去看看他们的墓地。彼时,正和台湾的朋友接洽赴台之事。香港的文友,邓弟兄夫妇,忽然写email来邀请我到香港去,分享文字事奉 的心得。我在回信中顺便提到一谒马礼逊墓的想法。邓弟兄告诉我,从香港坐船到澳门只需一小时,一个下午就能满足我的心愿。

台湾访史

        到了台北,不论是校园团契还是宇宙光出版社,都在谈论2007年纪念基督教入华200周年、也就是马礼逊入华200周年的事。

        我有幸拜访了教会史专家查时杰和魏外扬老师。见到史学家,尤其是主内的史学家,我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您如何看待马儒翰涉入南京条约的签订?”

        查老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推荐我先去看苏精所著、介绍马礼逊和他身边之人的新书《中国开门》。魏老师回答时,则谨慎地斟酌著字句:“从事外交工作并不等同于侵略。很多人只定睛在传教士负面的言行,而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传教士积极那面的事实摆出来给大家看。”
我心深处,其实也知道,这样的问题远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之所以还是问,是因为这是20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问的问题,是因为这是200年来西方赴华 传教士一直面临的敌意、华人基督徒一直面临的尴尬。所以我企盼主内的史学家能压缩出一份快餐式的回答,以应对国人的质问。然而,历史的困惑,永远没有简化 的标准答案。一字不慎,回答者便也成了“汉奸”,或“帝国主义的走狗”。

四座坟墓

       回程时住在香港邓弟兄夫妇家,邓弟兄特意从网上下载了好几篇关于墓园的介绍。其中一篇是魏外扬老师原载于《中信》的文章〈墓园故事多〉,较诸其它文更为详实。

        坐渡船由港赴澳。登岸后,出租车把我们带到墓园。墓园在马礼逊小教堂后面,绿树葱郁,静谧无声。因为事先读了魏老师的文章,很快找到了马氏一家的4座坟墓。

       从墓碑看过去,最早去世的,是马礼逊的长子、只活了一天的雅各(他夭折于1811年)。因为实际上把他埋在了郊外,所以墓园中只立了一块令人心酸的小石碑。 10年后,马礼逊的前妻玛丽去世。因为无处下葬,当时雇用马礼逊的东印度公司,买了这块地,作为旅澳西人的墓园。13年后,马礼逊去世,葬在他前妻的左 侧。9年后,马礼逊的次子马儒翰去世,葬在右侧。

       马礼逊临终前,劝慰围床哭泣的华人信徒说:“百年后当结实万倍。”果然。

       马氏夫妇的石棺上刻了很多铭文。而马儒翰的石棺上,一如魏老师所观察到的,除了名字以外,不著一字。为什么马儒翰连生卒年月也不愿镌刻在墓石上?难道他在生前就意识到,死在鸦片战争后、又参与南京条约的自己,将被误解,因而缄口不言,留下一块无字碑任后人评论?

       然而,我们是谁,又有什么权柄论断自己的弟兄?

       当我忙着用数码相机拍摄各种资料的时候,邓弟兄在后面喊我:“姊妹,不能光顾著照相,让我们在马礼逊墓前默祷。”于是,我们3人围立在马礼逊的墓前,默默地缅怀这位宣教先驱。

       看园人从门口用粤语对我们说,五点一刻清场关门,催促我们早早了事。直到我们离开,自始至终,墓园中只有我们3人。

深园寂寞

        征得门卫的同意,我们又参观了毗邻的东印度公司遗址(今东方基金会)。建筑正在整修,除了一目了然的花园外,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虽然如此,仍有三两名游客在园中漫步。

       东方基金会旁边,是白鸽巢花园,本地居民休闲的好去处,随处都是纳凉嬉戏的男女老少。

        沿着小路走不远,就到了著名的“大三巴”(圣保罗天主教堂的音译)。巍峨的门楼下人群涌动,多半是远方来的观光客。

        再登船离岸,看到暮色中,码头上新建的赌场霓虹闪烁,想来赌桌边、角子机旁,也一定是人满为患。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夜幕下寂寞的马礼逊墓。

       这天不仅是周日,而且是中国的国庆假期,所以不仅澳门居民和香港居民,利用双休日出游,还有很多国内的游人来此过“十一”黄金周。一路上已经听到东南西北不 下5、6种方言了,路头巷尾挤满了逛街购物的人群,各个观光景点也热闹非凡。而马礼逊的墓园,竟无人拜谒。他生前所忍受的孤独,在他死后仍然延续。200 年后,他所服事的民,大多数仍没有认识他,也不认识差遣他来的那一位。

最终答案

      一直休息得很好的我,那天晚上失眠了。苏州拙政园有一座亭子,叫“与谁同坐轩”。这是一个浪漫的名字,也是一个孤独的名字。想到荒无一人的墓园,又想到人潮涌动的“大三巴”。阳光下无新鲜事,200年后,人们追求的仍是外表的华美与壮观,以及看得见的名气。

        当年的马礼逊,路过尚未烧毁、更为巍峨的大三巴,或是路过金壁辉煌的天后宫,再回到他的小教堂,向区区3、4人布道时,他的心中会不会掠过对使命的疑惑: “神,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你为何拣选我?为何差遣我到中国来?面对这亿万之众,我又算得了什么?我究竟又能做什么?一个人,真能改变一个人群、一个民 族吗?”但显然他最终的答案,像他在“三叉号”船上回答别人一样坚定:“我不能,但神能够。”

旅澳西人

        马礼逊一生,都 在寻求与他同坐的人。孤独贯穿在他的书信中。在澳门的西方侨民中,鲜有人与他同坐。正因为东印度公司不愿载送传教士,所以马礼逊只能绕道美国,曲线赴华。 虽然马礼逊出色的语言才干,令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长年倚重他,但对他的传教事业却深具戒心。澳门天主教的神甫则敌意更浓,他觉得马礼逊来,不是一起开拓神的国,而是来抢他的地盘。

        当时,除了个别艺术家、医生(如马的岳父)、外交官外,停留在澳门的,多半是水手、商人、鸦片贩子和冒险家。这些人,不但对宣教事业毫无帮助,反而经常引起各类外交纠纷。东印度公司的墓园中,碑石林立,埋的很多都是马礼逊的同时代人,但有几个在马礼逊的事奉中有份呢?

        在外邦人中做美好的见証?对旅澳西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苛刻了。

家人妻儿

       玛丽是曾与马礼逊同坐的知己。但是短短12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雇员,马礼逊每年有近半年的时间,要到广州参加贸易。因 清政府严令禁止西方妇女入境,所以玛丽必须独守澳门。玛丽的父母早已回国,她的弟弟威廉,原来决定留下来跟马礼逊学中文,几年后却放弃了向中国人传道的念 头,转去印度。

        长期的分居,亲人的离去,长子的夭折,和先天的体弱,使玛丽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于1815年带着一双儿女回国疗养。虽然5年后她健康好转,把儿女带回澳门,却在第二年分娩之际急病去世。

       丧妻的马礼逊,不得不把儿女又送回英国。翌年,马礼逊唯一的同工米怜又去世。马礼逊又是孑然一身。

       但是几年后,马礼逊还是把孩子们带回了伤心之地,继续服事中国人。

      “我的一家要世代事奉耶和华”,对家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沉重了。

母国同胞

        马礼逊一到中国,就开始呼吁西方教会派遣更多的传教士赴华。直到6年后,他才迎来第2名传教士米怜。米怜却无法停留澳门,转赴马六甲传道。即便是这样唯一一位唇齿相依的同工,也很快过世了。

        米怜去世8年后,也就是马礼逊去世前4年,才有第3“批”传教士前来──这回由两个美国差会派遣,加在一起,也只有两名。

        不仅如此,马礼逊竭尽财、智收集到的中国书籍,运到英国后,先是受到海关的官僚对待,然后便是长年尘封,无人过问。在他建议下开办的汉语学院,也在他离开后关闭,不仅因为师资无著,也因为生源渺茫。

        马礼逊发出的200余封书信,回信率低于百分之一。有的或许被水手不经意地撇在货船的角落,有的或许在海难中失散。更多的则可能在下午茶、小甜点的奶香中被冷漠所湮没。马礼逊既然去了远东,学了汉语,就让他和中国人去社交吧。

        然而,虽然不参与,批评却照样批评。当马礼逊为了获得驻华的合法身分,不得不受聘于东印度公司时,就有人谴责他背叛了宣教的誓言。当马礼逊在封闭得如铜墙铁 壁般的大清帝国,孤军奋战20余载,编撰华英字典、翻译圣经、创办英华学院,并笔耕中英文著述近40种时,却有人嫌他的翻译和教育工作皆为不急之务──几 乎所有这些批评家,终生没有到过中国,也不识一个汉字。

        甚至今天,西方非基督教的史学家对马礼逊的研究,仍是凤毛麟角。

       “到中国去宣教”?对马礼逊母国的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匪夷所思了。

未得之民

       那么,马礼逊所服事的对象,有没有意识到,他所付出的牺牲呢?

       清政府不仅禁教,而且严格控制洋人入境、与中国人接触。马礼逊学中文、购买中文书和印刷中文书籍,都要付出高于市价数倍的金额,不然就请不到人冒死来做。

       中国商人重利,文人重名,都视马礼逊所传的福音为愚拙。迷信的平民,甚至对马氏客死他乡的妻儿毫无同情心,不允许他在当地人中落葬。终其一生,马礼逊亲自带 领归主的中国人屈指可数。而且,除了梁发之外,大部分都从教会流失了。即使今天,听过马礼逊这个名字的国人,也比例极小。

       “相信耶稣基督”?对中国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荒唐了。

时代限

        教会内外,仍有很多华人,把中国近代史的屈辱记忆,投射在以译员身分参与外交的马氏父子身上。但是当时除了传教士外,还有谁会钻研中文呢?作为那个时代文化桥梁的马氏父子,是否便注定了生前生后受双重的批判?

        因此,我重新深思《创世记》中对挪亚的评价──在表明“挪亚是个义人”之后,圣经补充了一句,“在当时世代(他)是个完全人”。我们都只能在神放置我们的那 个空间和时间称义,在我们所生活的世代认识神、跟随神、事奉神。史前时期的挪亚如此,十九世纪的马礼逊如此,200年后的我们仍然如此。

        比如,在马礼逊的文字中,“heathen”(异教徒,含野蛮、未开化意)和“pagan”(异教徒)的字样,对受过现代社会学训练的我格外刺眼。或许这是 他的时代局限性之一。但在十九世纪,这两个单词大概是他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词汇了。其实,pagan这个单词,直到一个世纪后,林语堂先生写《信仰之旅》 (英文为From Pagan to Christian)时,仍然使用,并无避讳。

振聋发聩

         与邓弟兄探讨,如何在阐述教会史时,引起现代人的共鸣。若是读者合上书本,只觉得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史,了解了几名古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们看完一个又一个宣教的见証,受到感动之后,只不过一次又一次“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又有什么益处呢?

        华人基督徒文字事工,如何能做到,“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马礼逊啊,马礼逊,但愿蒙受你事工之恩惠的华人教会,并不只是在200周年的日子里才想到你。愿我们每个人都兴起效法你,如同你效法主,向这个世代发出一点不一样的声音──因你那沉默的石棺所发的声音,比任何人声更振聋发聩:“谁与我同坐?谁与我同工?”

作者来自上海,现旅居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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