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羊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居然成行

      在回國的飛機上，從航空雜誌上看到一篇介紹澳門的文章，才知道馬禮遜一家的墓，完好地保存在那裡。回到家後，從書架上找出《馬禮遜回憶錄》開始讀。

       馬禮遜卒於1834年，離鴉片戰爭爆發僅6年。稟承父志的兒子馬儒翰，雖然英年早逝，卻還是死在了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簽訂之後（1843年）。

       由這兩個年份，令我想起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說的一句話：“做中國人的朋友的關鍵，是得死的是時候。”費氏的感慨很尖刻，也很深刻。

        馬禮遜死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在感情上比較容易接受他為朋友。而他的兒子，死在鴉片戰爭之後，卻很容易被視作是中國人的敵人。更要命的是，馬儒翰的語言天賦，使他成了當時唯一能勝任中英談判的譯員。這一參與，變成他短暫一生的致命之處。

       想到馬氏父子的死，就很想去看看他們的墓地。彼時，正和台灣的朋友接洽赴台之事。香港的文友，鄧弟兄夫婦，忽然寫email來邀請我到香港去，分享文字事奉 的心得。我在回信中順便提到一謁馬禮遜墓的想法。鄧弟兄告訴我，從香港坐船到澳門只需一小時，一個下午就能滿足我的心願。

台灣訪史

        到了台北，不論是校園團契還是宇宙光出版社，都在談論2007年紀念基督教入華200周年、也就是馬禮遜入華200周年的事。

        我有幸拜訪了教會史專家查時傑和魏外揚老師。見到史學家，尤其是主內的史學家，我忍不住問出了心中的疑惑：“您如何看待馬儒翰涉入南京條約的簽訂？”

        查老師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推薦我先去看蘇精所著、介紹馬禮遜和他身邊之人的新書《中國開門》。魏老師回答時，則謹慎地斟酌著字句：“從事外交工作並不等同於侵略。很多人只定睛在傳教士負面的言行，而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傳教士積極那面的事實擺出來給大家看。”
我心深處，其實也知道，這樣的問題遠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我之所以還是問，是因為這是200年來中國人一直在問的問題，是因為這是200年來西方赴華 傳教士一直面臨的敵意、華人基督徒一直面臨的尷尬。所以我企盼主內的史學家能壓縮出一份快餐式的回答，以應對國人的質問。然而，歷史的困惑，永遠沒有簡化 的標準答案。一字不慎，回答者便也成了“漢奸”，或“帝國主義的走狗”。

四座墳墓

       回程時住在香港鄧弟兄夫婦家，鄧弟兄特意從網上下載了好幾篇關於墓園的介紹。其中一篇是魏外揚老師原載於《中信》的文章〈墓園故事多〉，較諸其它文更為詳實。

        坐渡船由港赴澳。登岸後，計程車把我們帶到墓園。墓園在馬禮遜小教堂後面，綠樹蔥鬱，靜謐無聲。因為事先讀了魏老師的文章，很快找到了馬氏一家的4座墳墓。

       從墓碑看過去，最早去世的，是馬禮遜的長子、只活了一天的雅各（他夭折於1811年）。因為實際上把他埋在了郊外，所以墓園中只立了一塊令人心酸的小石碑。 10年後，馬禮遜的前妻瑪麗去世。因為無處下葬，當時雇用馬禮遜的東印度公司，買了這塊地，作為旅澳西人的墓園。13年後，馬禮遜去世，葬在他前妻的左 側。9年後，馬禮遜的次子馬儒翰去世，葬在右側。

       馬禮遜臨終前，勸慰圍床哭泣的華人信徒說：“百年後當結實萬倍。”果然。

       馬氏夫婦的石棺上刻了很多銘文。而馬儒翰的石棺上，一如魏老師所觀察到的，除了名字以外，不著一字。為什麼馬儒翰連生卒年月也不願鐫刻在墓石上？難道他在生前就意識到，死在鴉片戰爭後、又參與南京條約的自己，將被誤解，因而緘口不言，留下一塊無字碑任後人評論？

       然而，我們是誰，又有什麼權柄論斷自己的弟兄？

       當我忙著用數碼相機拍攝各種資料的時候，鄧弟兄在後面喊我：“姊妹，不能光顧著照相，讓我們在馬禮遜墓前默禱。”於是，我們3人圍立在馬禮遜的墓前，默默地緬懷這位宣教先驅。

       看園人從門口用粵語對我們說，五點一刻清場關門，催促我們早早了事。直到我們離開，自始至終，墓園中只有我們3人。

深園寂寞

        徵得門衛的同意，我們又參觀了毗鄰的東印度公司遺址（今東方基金會）。建築正在整修，除了一目了然的花園外，幾乎沒有什麼可看的。雖然如此，仍有三兩名遊客在園中漫步。

       東方基金會旁邊，是白鴿巢花園，本地居民休閒的好去處，隨處都是納涼嬉戲的男女老少。

        沿著小路走不遠，就到了著名的“大三巴”（聖保羅天主教堂的音譯）。巍峨的門樓下人群湧動，多半是遠方來的觀光客。

        再登船離岸，看到暮色中，碼頭上新建的賭場霓虹閃爍，想來賭桌邊、角子機旁，也一定是人滿為患。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夜幕下寂寞的馬禮遜墓。

       這天不僅是周日，而且是中國的國慶假期，所以不僅澳門居民和香港居民，利用雙休日出遊，還有很多國內的遊人來此過“十一”黃金周。一路上已經聽到東南西北不 下5、6種方言了，路頭巷尾擠滿了逛街購物的人群，各個觀光景點也熱鬧非凡。而馬禮遜的墓園，竟無人拜謁。他生前所忍受的孤獨，在他死後仍然延續。200 年後，他所服事的民，大多數仍沒有認識他，也不認識差遣他來的那一位。

最終答案

      一直休息得很好的我，那天晚上失眠了。蘇州拙政園有一座亭子，叫“與誰同坐軒”。這是一個浪漫的名字，也是一個孤獨的名字。想到荒無一人的墓園，又想到人潮湧動的“大三巴”。陽光下無新鮮事，200年後，人們追求的仍是外表的華美與壯觀，以及看得見的名氣。

        當年的馬禮遜，路過尚未燒毀、更為巍峨的大三巴，或是路過金壁輝煌的天后宮，再回到他的小教堂，向區區3、4人佈道時，他的心中會不會掠過對使命的疑惑： “神，我不過是一個渺小的人，你為何揀選我？為何差遣我到中國來？面對這億萬之眾，我又算得了什麼？我究竟又能做什麼？一個人，真能改變一個人群、一個民 族嗎？”但顯然他最終的答案，像他在“三叉號”船上回答別人一樣堅定：“我不能，但神能夠。”

旅澳西人

        馬禮遜一生，都 在尋求與他同坐的人。孤獨貫穿在他的書信中。在澳門的西方僑民中，鮮有人與他同坐。正因為東印度公司不願載送傳教士，所以馬禮遜只能繞道美國，曲線赴華。 雖然馬禮遜出色的語言才幹，令東印度公司不得不長年倚重他，但對他的傳教事業卻深具戒心。澳門天主教的神甫則敵意更濃，他覺得馬禮遜來，不是一起開拓神的國，而是來搶他的地盤。

        當時，除了個別藝術家、醫生（如馬的岳父）、外交官外，停留在澳門的，多半是水手、商人、鴉片販子和冒險家。這些人，不但對宣教事業毫無幫助，反而經常引起各類外交糾紛。東印度公司的墓園中，碑石林立，埋的很多都是馬禮遜的同時代人，但有幾個在馬禮遜的事奉中有份呢？

        在外邦人中做美好的見証？對旅澳西人來說，馬禮遜的聲音太苛刻了。

家人妻兒

       瑪麗是曾與馬禮遜同坐的知己。但是短短12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作為東印度公司的雇員，馬禮遜每年有近半年的時間，要到廣州參加貿易。因 清政府嚴令禁止西方婦女入境，所以瑪麗必須獨守澳門。瑪麗的父母早已回國，她的弟弟威廉，原來決定留下來跟馬禮遜學中文，幾年後卻放棄了向中國人傳道的念 頭，轉去印度。

        長期的分居，親人的離去，長子的夭折，和先天的体弱，使瑪麗的身体每況愈下，不得不於1815年帶著一雙兒女回國療養。雖然5年後她健康好轉，把兒女帶回澳門，卻在第二年分娩之際急病去世。

       喪妻的馬禮遜，不得不把兒女又送回英國。翌年，馬禮遜唯一的同工米憐又去世。馬禮遜又是孑然一身。

       但是幾年後，馬禮遜還是把孩子們帶回了傷心之地，繼續服事中國人。

      “我的一家要世代事奉耶和華”，對家人來說，馬禮遜的聲音，太沉重了。

母國同胞

        馬禮遜一到中國，就開始呼籲西方教會派遣更多的傳教士赴華。直到6年後，他才迎來第2名傳教士米憐。米憐卻無法停留澳門，轉赴馬六甲傳道。即便是這樣唯一一位唇齒相依的同工，也很快過世了。

        米憐去世8年後，也就是馬禮遜去世前4年，才有第3“批”傳教士前來──這回由兩個美國差會派遣，加在一起，也只有兩名。

        不僅如此，馬禮遜竭盡財、智收集到的中國書籍，運到英國後，先是受到海關的官僚對待，然後便是長年塵封，無人過問。在他建議下開辦的漢語學院，也在他離開後關閉，不僅因為師資無著，也因為生源渺茫。

        馬禮遜發出的200餘封書信，回信率低於百分之一。有的或許被水手不經意地撇在貨船的角落，有的或許在海難中失散。更多的則可能在下午茶、小甜點的奶香中被冷漠所湮沒。馬禮遜既然去了遠東，學了漢語，就讓他和中國人去社交吧。

        然而，雖然不參與，批評卻照樣批評。當馬禮遜為了獲得駐華的合法身分，不得不受聘於東印度公司時，就有人譴責他背叛了宣教的誓言。當馬禮遜在封閉得如銅牆鐵 壁般的大清帝國，孤軍奮戰20餘載，編撰華英字典、翻譯聖經、創辦英華學院，並筆耕中英文著述近40種時，卻有人嫌他的翻譯和教育工作皆為不急之務──幾 乎所有這些批評家，終生沒有到過中國，也不識一個漢字。

        甚至今天，西方非基督教的史學家對馬禮遜的研究，仍是鳳毛麟角。

       “到中國去宣教”？對馬禮遜母國的人來說，馬禮遜的聲音太匪夷所思了。

未得之民

       那麼，馬禮遜所服事的對象，有沒有意識到，他所付出的犧牲呢？

       清政府不僅禁教，而且嚴格控制洋人入境、與中國人接觸。馬禮遜學中文、購買中文書和印刷中文書籍，都要付出高於市價數倍的金額，不然就請不到人冒死來做。

       中國商人重利，文人重名，都視馬禮遜所傳的福音為愚拙。迷信的平民，甚至對馬氏客死他鄉的妻兒毫無同情心，不允許他在當地人中落葬。終其一生，馬禮遜親自帶 領歸主的中國人屈指可數。而且，除了梁發之外，大部分都從教會流失了。即使今天，聽過馬禮遜這個名字的國人，也比例極小。

       “相信耶穌基督”？對中國人來說，馬禮遜的聲音太荒唐了。

時代限

        教會內外，仍有很多華人，把中國近代史的屈辱記憶，投射在以譯員身分參與外交的馬氏父子身上。但是當時除了傳教士外，還有誰會鑽研中文呢？作為那個時代文化橋樑的馬氏父子，是否便注定了生前生後受雙重的批判？

        因此，我重新深思《創世記》中對挪亞的評價──在表明“挪亞是個義人”之後，聖經補充了一句，“在當時世代（他）是個完全人”。我們都只能在神放置我們的那 個空間和時間稱義，在我們所生活的世代認識神、跟隨神、事奉神。史前時期的挪亞如此，十九世紀的馬禮遜如此，200年後的我們仍然如此。

        比如，在馬禮遜的文字中，“heathen”（異教徒，含野蠻、未開化意）和“pagan”（異教徒）的字樣，對受過現代社會學訓練的我格外刺眼。或許這是 他的時代局限性之一。但在十九世紀，這兩個單詞大概是他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詞彙了。其實，pagan這個單詞，直到一個世紀後，林語堂先生寫《信仰之旅》 （英文為From Pagan to Christian）時，仍然使用，並無避諱。

振聾發聵

         與鄧弟兄探討，如何在闡述教會史時，引起現代人的共鳴。若是讀者合上書本，只覺得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史，瞭解了幾名古人，又有什麼意義呢？如果人們看完一個又一個宣教的見証，受到感動之後，只不過一次又一次“吃了喝了，便起來走了”，又有什麼益處呢？

        華人基督徒文字事工，如何能做到，“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馬禮遜啊，馬禮遜，但願蒙受你事工之恩惠的華人教會，並不只是在200周年的日子裡才想到你。願我們每個人都興起效法你，如同你效法主，向這個世代發出一點不一樣的聲音──因你那沉默的石棺所發的聲音，比任何人聲更振聾發聵：“誰與我同坐？誰與我同工？”

作者來自上海，現旅居紐西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