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2.04.23

金振宇

 

对教会历史稍有涉猎的读者，一定知道主后4世纪的基督教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从被逼迫的边缘教派，变成备受礼遇的的合法宗教，再成为国家支持的官方信仰。

然而，早期教会历史上为时最久、程度最深、影响范围最广的宗教迫害，也发生在同一个世纪中。这不是笔者天马行空的历史想像，而是千真万确的史实，只是地点发生在罗马帝国疆域之外的中亚。

当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从边缘教派变成合法宗教时，“波斯地区”的基督教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不受打压的合法存在，变成饱受迫害的边缘教派——使早期教会在4世纪中叶的波斯，受到了最大规模的宗教逼害。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波斯地区教会受到意料之外的逼迫，竟然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约272–337）改变了基督教的地位有密切关系。

这要从《使徒行传》所记载，那些充满宣教动力的教会讲起：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基督门徒的宣教脚步，就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并向四方扩展。

到了第1世纪末，门徒的脚踪已经遍布欧亚非3大陆：西至罗马甚至西班牙；南至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亚地区；北至敍利亚和土耳其中西部（罗马帝国称之为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东至土耳其东南部（一个名叫Osrhoene的小国），甚至有人说已至印度（注1）。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放到波斯地区。

主前3世纪到主后3世纪，一个国土面积堪与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大帝国——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统治著从黑海（Black Sea）东部到里海（Caspian Sea）南部，以及从波斯湾（Persian Gulf）两岸沿岸以至靠近阿拉伯海（Arabian Sea）的大片疆土（今日的伊拉克东部、伊朗全境，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份地区）。

帕提亚帝国的官方信仰是祆教（Zoroastrianism, 或译为“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祅教的特色是强烈的宗教二元主义（dualism），认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是两股势力相当却又彼此对立的力量（注2）。对早期基督教影响颇深的摩尼教（Manichaeism），即是从祅教发展出来（注3）。

 

有意思的是，祆教虽然是帕提亚帝国的官方宗教，但当地人数不多的基督徒群体却没有受到多大的逼迫，其处境与罗马帝国的基督徒截然不同。早期教会学者Donald Fairbairn归纳出3个原因：

第一，帕提亚帝国在政治上较不集权，允许各行省有相当的自主权，在文化与宗教上采取寛容政策。第二，帕提亚帝国与罗马帝国是竞争对手，而当时罗马帝国敌视基督信仰。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帕提亚帝国视基督教会为潜在伙伴。第三，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在信仰祅教的波斯人眼中，基督教与祅教的教义竟有几分相似，至少比罗马异教来得亲近（注4）。

换句话说，罗马与帕提亚的竞争关系，影响了波斯基督徒的处境——你罗马人逼迫教会，我帕提亚就宽以待之。

 

好心做坏事！

聪明的读者，大概已隐约猜到接下来的发展。且慢，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转折，那就是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的兴起。萨珊王朝又称为新波斯帝国（Neo-Persian Empire），它在主后224年取帕提亚而代之，成为统治波斯地区全境的庞大帝国。其全盛时期的版图，甚至比帕提亚帝国更大。

萨珊帝国一改之前帕提亚的宗教宽容政策，严格奉行祅教信仰，并开始整肃“异教”团体。首当其冲的，不是基督教，而是摩尼教（注5）。然而，由于萨珊统治者把摩尼教与基督教看成同一类宗教，因此对基督教的打击只是早晚的事。

随着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一场空前的逼迫正等待着4世纪的波斯基督徒。

主后3世纪末、4世纪初，萨珊帝国受到西方的罗马帝国和南方的阿拉伯游牧民族的侵扰。315年，归信基督教不久的君士坦丁大帝，得悉部分波斯基督徒的处境，好意写信给年仅6岁的萨珊君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II, 309–379），劝波斯当局放过基督教，对基督徒多加保护（注6）。

这真是名符其实的“好心做坏事”！首先，基督徒在波斯人数不多，向来都是低调的存在。经君士坦丁一说，顿时“见光死”，成为波斯皇室提防的群体。第二，君士坦丁的信相当于告诉波斯皇室，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已改弦易辙，基督教不再是受逼迫的宗教。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地位日隆，波斯当局也越来越把“罗马间谍”的罪名扣在波斯基督徒的头上（注7）。

数年之后，君士坦丁打着保护基督徒的名义，准备挥军波斯。沙普尔二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也积极备战。337年，君士坦丁去世，沙普尔二世首先发难，两国正式开战。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20多年，史称“波斯—罗马战争”（Perso-Roman Wars of 337–361）。最终，两方都没有占到便宜。

正是在这段交战时期，萨珊帝国对基督徒发动了早期教会史上最严厉的的逼迫。

 

中央集权下的教会

大逼迫始于339年：首先，是加重税赋；接下来，是强迫基督徒参加祅教敬拜。

按第5世纪教会史学家索佐曼（Sozomen, 约400–450）的记述，沙普尔二世吩咐帝国首都的基督教主教西门（Simeon）和其他司铎，参加敬拜太阳的仪式。西门拒绝，遂被逮。最终，沙普尔二世在西门眼前，处决了上百位神职人员，最后才处死这位帝都主教（注8）。

接下来20多年间，沙普尔二世大肆逼迫基督徒，其范围之广、为时之久，比罗马帝国皇帝戴克理先（Diocletian persecution，于284–305在位）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索佐曼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在大逼迫中，能确定身份的殉道者有16,000多人。至于不能确定的，则多到无法计算（注9）。

萨珊帝国对教会的逼迫，和罗马帝国之前的逼迫有所不同——罗马帝国的逼迫通常为期不长，加上罗马独特的东西罗马分治的政治体制，西罗马地区基督徒受波及的程度并不高。萨珊帝国则是中央集权，沙普尔二世又长期执政，所以帝国全境的教会都遭殃。

直到363年，沙普尔二世击败罗马君王犹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 又称朱利安，361–363在位）之后，针对基督徒的迫害才渐渐放松（注10）。

到了409年，萨珊王朝的伊嗣埃一世（Yazdegerd I, 399–420在位）才颁布谕令，正式停止对基督教的逼迫。

后人将殉道者的事迹集结成书，名为Acts of the Persian Martyrs。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故事就说到这里。那么，从4世纪波斯基督教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 首先，基督教的普世性。

我们过去对基督教宣教史的认知，大概是福音“一路向西”的行进——第1世纪从耶路撒冷到欧洲和北非，16世纪从欧洲到美洲新大陆，19-20世纪从欧洲和北美到亚洲地区。华人教会过去颇为热衷的“传回耶路撒冷”福音运动（Back to Jerusalem），即是从福音“一路向西”的敍事架构发展出来。

然而，与其说福音的行进是“一路向西”，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福音一开始就朝着“四面八方”传播。如同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的作者Vince Bantu所说：“基督教不是（后来）才成为全球宗教。她一直都是全球宗教（Christianity is not becoming a global religion; it has always been a global religion）。”（注11）

非洲、中东以至中亚地区，都有过辉煌出色、长达千年以上的基督教历史（注12）——是的，即使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的几百年间，当地的基督教会虽饱受压力，却仍充满韧性地见证信仰（注13）。     

 

• 第二，现在如何，不表示过去也如何。

我们读历史时常常出现的盲点，就是以现代推想过去——在我们的认知中，北非、中东和中亚地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而欧洲大陆打从一开始就是基督教世界。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北非、中东和中亚地区，并非一直都是穆斯林的地盘。欧洲诸国也不总是基督教社会的代名词。现在既不等于过去，也不决定将来。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在中东和中亚地区，有一批宁死不屈的基督门徒，以生命见证基督（注14）。“风随着意思吹”，历史的更替变化也是如此。

 

• 第三，政教关系的复杂性。

波斯教会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政教关系比我们想像得复杂。君士坦丁试图以政治手段“说服”沙普尔二世改变宗教政策，结果弄巧成拙，为波斯基督徒带来无妄之灾。

在当时的困境中，有些波斯基督徒渴望罗马帝国的介入，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然而另外也有不少人，努力回应社会的质疑，让基督信仰生根在波斯的土地上（注15）。

不管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4世纪的基督教会，没有都因君士坦丁而堕落——毕竟罗马帝国的教会再大，也只是普世教会的一部份。中东和中亚的波斯、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的罗马帝国版图以外的基督徒，都在自己独特的文化、政治与社会处境中，认信同一位主，并回应时代的挑战。

 

作者为美国圣路易协同神学院（Concordia Seminary）历史神学博士。

 

注：

1. Donald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The First Eight Centuries(Zondervan, 2021), 42-45. 另参：Vince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Engaging Christianity Global Identity( IVP, 2020), 2–3。
2. 严格来说，祅教算是“类一神信仰”（quasi-monotheistic religion），因为早期的祅教认为Ahura Mazda是善恶二灵的父亲，类似至高的创造主。但后来的祅教越来越多强调善恶二灵之间的对立和争战，成为名符其实的二元论宗教。参：Allen C. Myers, The Eerdmans Bible Dictionary (Eerdmans, 1987), 1093。
3. 希坡主教奥古斯丁（354–430）回归基督信仰之前，曾多年跟随摩尼教，由此可见其宗教影响力已深入罗马帝国。
4.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60.
5.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62.
6.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6–57. 君士坦丁信件全文，可参：Eusebius, Life of Constantine, 4.11–13, as quoted in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19。
7.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21.
8. Sozome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9-10, as quoted in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7. 另参：Kyle Smith, Constantine and the Captive Christians of Persia: Martyrdom and Religious Identity in Late Antiqu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32。
9. Sozome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14, as quoted in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8.
10.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8.
11.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2. 中文笔者自译。
12. Philip Jenkins, The Lost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and How It Died, (Harper Collins, 2008).
13. Jenkins, The Lost Christianity, 97–138.
14. 基督教神学史中，一般称波斯地区的教会是“湼斯多留派”（Nestorian），是否认“神人二性存在于一位格”（Two Natures in One Person）的基督论异端。这段神学争议，其实冗长复杂，涉及神学用语、教会处境、政治角力等因素。不过无论如何，将所有波斯教会都当作异端并不公允。就事件经过，可参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225–62；就教义疏理，可参Donald Fairbairn and Ryan M. Reeves, The Story of Creeds and Confessions: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Baker, 2019), 80–108.
15.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21–22;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