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2.04.23
金振宇
對教會歷史稍有涉獵的讀者,一定知道主後4世紀的基督教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從被逼迫的邊緣教派,變成備受禮遇的的合法宗教,再成為國家支持的官方信仰。
然而,早期教會歷史上為時最久、程度最深、影響範圍最廣的宗教迫害,也發生在同一個世紀中。這不是筆者天馬行空的歷史想像,而是千真萬確的史實,只是地點發生在羅馬帝國疆域之外的中亞。
當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從邊緣教派變成合法宗教時,“波斯地區”的基督教同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不受打壓的合法存在,變成飽受迫害的邊緣教派——使早期教會在4世紀中葉的波斯,受到了最大規模的宗教逼害。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波斯地區教會受到意料之外的逼迫,竟然與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約272–337)改變了基督教的地位有密切關係。
這要從《使徒行傳》所記載,那些充滿宣教動力的教會講起:從五旬節聖靈降臨開始,基督門徒的宣教腳步,就以耶路撒冷為中心並向四方擴展。
到了第1世紀末,門徒的腳蹤已經遍佈歐亞非3大陸:西至羅馬甚至西班牙;南至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亞地區;北至敍利亞和土耳其中西部(羅馬帝國稱之為安納托利亞,Anatolia)地區;東至土耳其東南部(一個名叫Osrhoene的小國),甚至有人說已至印度(註1)。
接下來,我們把焦點放到波斯地區。
主前3世紀到主後3世紀,一個國土面積堪與羅馬帝國分庭抗禮的大帝國——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統治著從黑海(Black Sea)東部到裏海(Caspian Sea)南部,以及從波斯灣(Persian Gulf)兩岸沿岸以至靠近阿拉伯海(Arabian Sea)的大片疆土(今日的伊拉克東部、伊朗全境,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份地區)。
帕提亞帝國的官方信仰是祆教(Zoroastrianism, 或譯為“瑣羅亞斯德教”,又稱拜火教)。祅教的特色是強烈的宗教二元主義(dualism),認為善與惡、光明與黑暗,是兩股勢力相當卻又彼此對立的力量(註2)。對早期基督教影響頗深的摩尼教(Manichaeism),即是從祅教發展出來(註3)。

有意思的是,祆教雖然是帕提亞帝國的官方宗教,但當地人數不多的基督徒群體卻沒有受到多大的逼迫,其處境與羅馬帝國的基督徒截然不同。早期教會學者Donald Fairbairn歸納出3個原因:
第一,帕提亞帝國在政治上較不集權,允許各行省有相當的自主權,在文化與宗教上採取寛容政策。第二,帕提亞帝國與羅馬帝國是競爭對手,而當時羅馬帝國敵視基督信仰。本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帕提亞帝國視基督教會為潛在夥伴。第三,最有趣的一點,就是在信仰祅教的波斯人眼中,基督教與祅教的教義竟有幾分相似,至少比羅馬異教來得親近(註4)。
換句話說,羅馬與帕提亞的競爭關係,影響了波斯基督徒的處境——你羅馬人逼迫教會,我帕提亞就寬以待之。

好心做壞事!
聰明的讀者,大概已隱約猜到接下來的發展。且慢,中間還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那就是薩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的興起。薩珊王朝又稱為新波斯帝國(Neo-Persian Empire),它在主後224年取帕提亞而代之,成為統治波斯地區全境的龐大帝國。其全盛時期的版圖,甚至比帕提亞帝國更大。
薩珊帝國一改之前帕提亞的宗教寬容政策,嚴格奉行祅教信仰,並開始整肅“異教”團體。首當其衝的,不是基督教,而是摩尼教(註5)。然而,由於薩珊統治者把摩尼教與基督教看成同一類宗教,因此對基督教的打擊只是早晚的事。
隨著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歸信基督教,一場空前的逼迫正等待著4世紀的波斯基督徒。
主後3世紀末、4世紀初,薩珊帝國受到西方的羅馬帝國和南方的阿拉伯遊牧民族的侵擾。315年,歸信基督教不久的君士坦丁大帝,得悉部分波斯基督徒的處境,好意寫信給年僅6歲的薩珊君王沙普爾二世(Shapur II, 309–379),勸波斯當局放過基督教,對基督徒多加保護(註6)。
這真是名符其實的“好心做壞事”!首先,基督徒在波斯人數不多,向來都是低調的存在。經君士坦丁一說,頓時“見光死”,成為波斯皇室提防的群體。第二,君士坦丁的信相當於告訴波斯皇室,羅馬帝國的宗教政策已改弦易轍,基督教不再是受逼迫的宗教。
隨著時間的推移,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地位日隆,波斯當局也越來越把“羅馬間諜”的罪名扣在波斯基督徒的頭上(註7)。
數年之後,君士坦丁打著保護基督徒的名義,準備揮軍波斯。沙普爾二世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也積極備戰。337年,君士坦丁去世,沙普爾二世首先發難,兩國正式開戰。戰爭斷斷續續持續了20多年,史稱“波斯—羅馬戰爭”(Perso-Roman Wars of 337–361)。最終,兩方都沒有佔到便宜。
正是在這段交戰時期,薩珊帝國對基督徒發動了早期教會史上最嚴厲的的逼迫。

中央集權下的教會
大逼迫始於339年:首先,是加重稅賦;接下來,是強迫基督徒參加祅教敬拜。
按第5世紀教會史學家索佐曼(Sozomen, 約400–450)的記述,沙普爾二世吩咐帝國首都的基督教主教西門(Simeon)和其他司鐸,參加敬拜太陽的儀式。西門拒絕,遂被逮。最終,沙普爾二世在西門眼前,處決了上百位神職人員,最後才處死這位帝都主教(註8)。
接下來20多年間,沙普爾二世大肆逼迫基督徒,其範圍之廣、為時之久,比羅馬帝國皇帝戴克理先(Diocletian persecution,於284–305在位)的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索佐曼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在大逼迫中,能確定身份的殉道者有16,000多人。至於不能確定的,則多到無法計算(註9)。
薩珊帝國對教會的逼迫,和羅馬帝國之前的逼迫有所不同——羅馬帝國的逼迫通常為期不長,加上羅馬獨特的東西羅馬分治的政治體制,西羅馬地區基督徒受波及的程度並不高。薩珊帝國則是中央集權,沙普爾二世又長期執政,所以帝國全境的教會都遭殃。
直到363年,沙普爾二世擊敗羅馬君王猶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 又稱朱利安,361–363在位)之後,針對基督徒的迫害才漸漸放鬆(註10)。
到了409年,薩珊王朝的伊嗣埃一世(Yazdegerd I, 399–420在位)才頒佈諭令,正式停止對基督教的逼迫。
後人將殉道者的事跡集結成書,名為Acts of the Persian Martyrs。
我們可以學到什麼?
故事就說到這裡。那麼,從4世紀波斯基督教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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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督教的普世性。
我們過去對基督教宣教史的認知,大概是福音“一路向西”的行進——第1世紀從耶路撒冷到歐洲和北非,16世紀從歐洲到美洲新大陸,19-20世紀從歐洲和北美到亞洲地區。華人教會過去頗為熱衷的“傳回耶路撒冷”福音運動(Back to Jerusalem),即是從福音“一路向西”的敍事架構發展出來。
然而,與其說福音的行進是“一路向西”,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福音一開始就朝著“四面八方”傳播。如同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的作者Vince Bantu所說:“基督教不是(後來)才成為全球宗教。她一直都是全球宗教(Christianity is not becoming a global religion; it has always been a global religion)。”(註11)
非洲、中東以至中亞地區,都有過輝煌出色、長達千年以上的基督教歷史(註12)——是的,即使在伊斯蘭教興起後的幾百年間,當地的基督教會雖飽受壓力,卻仍充滿韌性地見證信仰(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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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現在如何,不表示過去也如何。
我們讀歷史時常常出現的盲點,就是以現代推想過去——在我們的認知中,北非、中東和中亞地區,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伊斯蘭教的勢力範圍,而歐洲大陸打從一開始就是基督教世界。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北非、中東和中亞地區,並非一直都是穆斯林的地盤。歐洲諸國也不總是基督教社會的代名詞。現在既不等於過去,也不決定將來。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在中東和中亞地區,有一批寧死不屈的基督門徒,以生命見證基督(註14)。“風隨著意思吹”,歷史的更替變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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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教關係的複雜性。
波斯教會的故事再次提醒我們,政教關係比我們想像得複雜。君士坦丁試圖以政治手段“說服”沙普爾二世改變宗教政策,結果弄巧成拙,為波斯基督徒帶來無妄之災。
在當時的困境中,有些波斯基督徒渴望羅馬帝國的介入,解救他們於水火之中。然而另外也有不少人,努力回應社會的質疑,讓基督信仰生根在波斯的土地上(註15)。
不管如何,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地說,4世紀的基督教會,沒有都因君士坦丁而墮落——畢竟羅馬帝國的教會再大,也只是普世教會的一部份。中東和中亞的波斯、非洲東部的衣索比亞,以及其他的羅馬帝國版圖以外的基督徒,都在自己獨特的文化、政治與社會處境中,認信同一位主,並回應時代的挑戰。
作者為美國聖路易協同神學院(Concordia Seminary)歷史神學博士。
註:
- Donald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The First Eight Centuries(Zondervan, 2021), 42-45. 另參:Vince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Engaging Christianity Global Identity( IVP, 2020), 2–3。
- 嚴格來說,祅教算是“類一神信仰”(quasi-monotheistic religion),因為早期的祅教認為Ahura Mazda是善惡二靈的父親,類似至高的創造主。但後來的祅教越來越多強調善惡二靈之間的對立和爭戰,成為名符其實的二元論宗教。參:Allen C. Myers, The Eerdmans Bible Dictionary (Eerdmans, 1987), 1093。
- 希坡主教奧古斯丁(354–430)回歸基督信仰之前,曾多年跟隨摩尼教,由此可見其宗教影響力已深入羅馬帝國。
-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60.
-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62.
-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6–57. 君士坦丁信件全文,可參:Eusebius, Life of Constantine, 4.11–13, as quoted in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19。
-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21.
- Sozome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9-10, as quoted in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7. 另參:Kyle Smith, Constantine and the Captive Christians of Persia: Martyrdom and Religious Identity in Late Antiqu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32。
- Sozome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14, as quoted in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8.
-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8.
-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2. 中文筆者自譯。
- Philip Jenkins, The Lost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and How It Died, (Harper Collins, 2008).
- Jenkins, The Lost Christianity, 97–138.
- 基督教神學史中,一般稱波斯地區的教會是“湼斯多留派”(Nestorian),是否認“神人二性存在於一位格”(Two Natures in One Person)的基督論異端。這段神學爭議,其實冗長複雜,涉及神學用語、教會處境、政治角力等因素。不過無論如何,將所有波斯教會都當作異端並不公允。就事件經過,可參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225–62;就教義疏理,可參Donald Fairbairn and Ryan M. Reeves, The Story of Creeds and Confessions: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Baker, 2019), 80–108.
-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21–22;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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