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可能跟我們想的不一樣(金振宇)2022.04.23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2.04.23

金振宇

 

對教會歷史稍有涉獵的讀者,一定知道主後4世紀的基督教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從被逼迫的邊緣教派,變成備受禮遇的的合法宗教,再成為國家支持的官方信仰。

然而,早期教會歷史上為時最久、程度最深、影響範圍最廣的宗教迫害,也發生在同一個世紀中。這不是筆者天馬行空的歷史想像,而是千真萬確的史實,只是地點發生在羅馬帝國疆域之外的中亞。

當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從邊緣教派變成合法宗教時,“波斯地區”的基督教同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不受打壓的合法存在,變成飽受迫害的邊緣教派——使早期教會在4世紀中葉的波斯,受到了最大規模的宗教逼害。

帕提亞時代古城遺址,位於今日伊拉克哈特拉。來源: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Parthia/images-videos # /media/1/444876/254438。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波斯地區教會受到意料之外的逼迫,竟然與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約272–337)改變了基督教的地位有密切關係。

這要從《使徒行傳》所記載,那些充滿宣教動力的教會講起:從五旬節聖靈降臨開始,基督門徒的宣教腳步,就以耶路撒冷為中心並向四方擴展。

到了第1世紀末,門徒的腳蹤已經遍佈歐亞非3大陸:西至羅馬甚至西班牙;南至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亞地區;北至敍利亞和土耳其中西部(羅馬帝國稱之為安納托利亞,Anatolia)地區;東至土耳其東南部(一個名叫Osrhoene的小國),甚至有人說已至印度(註1)。

接下來,我們把焦點放到波斯地區。

主前3世紀到主後3世紀,一個國土面積堪與羅馬帝國分庭抗禮的大帝國——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統治著從黑海(Black Sea)東部到裏海(Caspian Sea)南部,以及從波斯灣(Persian Gulf)兩岸沿岸以至靠近阿拉伯海(Arabian Sea)的大片疆土(今日的伊拉克東部、伊朗全境,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份地區)。

帕提亞帝國的官方信仰是祆教(Zoroastrianism, 或譯為“瑣羅亞斯德教”,又稱拜火教)。祅教的特色是強烈的宗教二元主義(dualism),認為善與惡、光明與黑暗,是兩股勢力相當卻又彼此對立的力量(註2)。對早期基督教影響頗深的摩尼教(Manichaeism),即是從祅教發展出來(註3)。

在羅馬塞普蒂默斯西弗勒斯拱門的雕塑:鎖著鏈子的帕提亞囚徒

 

有意思的是,祆教雖然是帕提亞帝國的官方宗教,但當地人數不多的基督徒群體卻沒有受到多大的逼迫,其處境與羅馬帝國的基督徒截然不同。早期教會學者Donald Fairbairn歸納出3個原因:

第一,帕提亞帝國在政治上較不集權,允許各行省有相當的自主權,在文化與宗教上採取寛容政策。第二,帕提亞帝國與羅馬帝國是競爭對手,而當時羅馬帝國敵視基督信仰。本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帕提亞帝國視基督教會為潛在夥伴。第三,最有趣的一點,就是在信仰祅教的波斯人眼中,基督教與祅教的教義竟有幾分相似,至少比羅馬異教來得親近(註4)。

換句話說,羅馬與帕提亞的競爭關係,影響了波斯基督徒的處境——你羅馬人逼迫教會,我帕提亞就寬以待之。

浮雕描述:帕提亞最後一任國王阿爾達巴努斯五世(Artabanus V, c. AD 213–224)在與薩珊王朝的阿爾達希爾(Ardashīr)的戰鬥中陣亡。法國東方畫家和旅行家尤金·弗蘭丁(Eugène Flandin, 1809–1889),於1840年的作品。

 

好心做壞事!

聰明的讀者,大概已隱約猜到接下來的發展。且慢,中間還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那就是薩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的興起。薩珊王朝又稱為新波斯帝國(Neo-Persian Empire),它在主後224年取帕提亞而代之,成為統治波斯地區全境的龐大帝國。其全盛時期的版圖,甚至比帕提亞帝國更大。

薩珊帝國一改之前帕提亞的宗教寬容政策,嚴格奉行祅教信仰,並開始整肅“異教”團體。首當其衝的,不是基督教,而是摩尼教(註5)。然而,由於薩珊統治者把摩尼教與基督教看成同一類宗教,因此對基督教的打擊只是早晚的事。

隨著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歸信基督教,一場空前的逼迫正等待著4世紀的波斯基督徒。

主後3世紀末、4世紀初,薩珊帝國受到西方的羅馬帝國和南方的阿拉伯遊牧民族的侵擾。315年,歸信基督教不久的君士坦丁大帝,得悉部分波斯基督徒的處境,好意寫信給年僅6歲的薩珊君王沙普爾二世(Shapur II, 309–379),勸波斯當局放過基督教,對基督徒多加保護(註6)。

這真是名符其實的“好心做壞事”!首先,基督徒在波斯人數不多,向來都是低調的存在。經君士坦丁一說,頓時“見光死”,成為波斯皇室提防的群體。第二,君士坦丁的信相當於告訴波斯皇室,羅馬帝國的宗教政策已改弦易轍,基督教不再是受逼迫的宗教。

隨著時間的推移,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地位日隆,波斯當局也越來越把“羅馬間諜”的罪名扣在波斯基督徒的頭上(註7)。

數年之後,君士坦丁打著保護基督徒的名義,準備揮軍波斯。沙普爾二世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也積極備戰。337年,君士坦丁去世,沙普爾二世首先發難,兩國正式開戰。戰爭斷斷續續持續了20多年,史稱“波斯—羅馬戰爭”(Perso-Roman Wars of 337–361)。最終,兩方都沒有佔到便宜。

正是在這段交戰時期,薩珊帝國對基督徒發動了早期教會史上最嚴厲的的逼迫。

363年,朱利安因為戰役失敗,使得羅馬失去了在299年締結和平條約中獲得的領土。

 

中央集權下的教會

大逼迫始於339年:首先,是加重稅賦;接下來,是強迫基督徒參加祅教敬拜。

按第5世紀教會史學家索佐曼(Sozomen, 約400–450)的記述,沙普爾二世吩咐帝國首都的基督教主教西門(Simeon)和其他司鐸,參加敬拜太陽的儀式。西門拒絕,遂被逮。最終,沙普爾二世在西門眼前,處決了上百位神職人員,最後才處死這位帝都主教(註8)。

接下來20多年間,沙普爾二世大肆逼迫基督徒,其範圍之廣、為時之久,比羅馬帝國皇帝戴克理先(Diocletian persecution,於284–305在位)的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索佐曼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在大逼迫中,能確定身份的殉道者有16,000多人。至於不能確定的,則多到無法計算(註9)。

薩珊帝國對教會的逼迫,和羅馬帝國之前的逼迫有所不同——羅馬帝國的逼迫通常為期不長,加上羅馬獨特的東西羅馬分治的政治體制,西羅馬地區基督徒受波及的程度並不高。薩珊帝國則是中央集權,沙普爾二世又長期執政,所以帝國全境的教會都遭殃。

直到363年,沙普爾二世擊敗羅馬君王猶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 又稱朱利安,361–363在位)之後,針對基督徒的迫害才漸漸放鬆(註10)。

到了409年,薩珊王朝的伊嗣埃一世(Yazdegerd I, 399–420在位)才頒佈諭令,正式停止對基督教的逼迫。

後人將殉道者的事跡集結成書,名為Acts of the Persian Martyrs

 

我們可以學到什麼?

故事就說到這裡。那麼,從4世紀波斯基督教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

 

  • 首先,基督教的普世性。

我們過去對基督教宣教史的認知,大概是福音“一路向西”的行進——第1世紀從耶路撒冷到歐洲和北非,16世紀從歐洲到美洲新大陸,19-20世紀從歐洲和北美到亞洲地區。華人教會過去頗為熱衷的“傳回耶路撒冷”福音運動(Back to Jerusalem),即是從福音“一路向西”的敍事架構發展出來。

然而,與其說福音的行進是“一路向西”,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福音一開始就朝著“四面八方”傳播。如同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的作者Vince Bantu所說:“基督教不是(後來)才成為全球宗教。她一直都是全球宗教(Christianity is not becoming a global religion; it has always been a global religion)。”(註11)

非洲、中東以至中亞地區,都有過輝煌出色、長達千年以上的基督教歷史(註12)——是的,即使在伊斯蘭教興起後的幾百年間,當地的基督教會雖飽受壓力,卻仍充滿韌性地見證信仰(註13)。     

 

  • 第二,現在如何,不表示過去也如何。

我們讀歷史時常常出現的盲點,就是以現代推想過去——在我們的認知中,北非、中東和中亞地區,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伊斯蘭教的勢力範圍,而歐洲大陸打從一開始就是基督教世界。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北非、中東和中亞地區,並非一直都是穆斯林的地盤。歐洲諸國也不總是基督教社會的代名詞。現在既不等於過去,也不決定將來。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在中東和中亞地區,有一批寧死不屈的基督門徒,以生命見證基督(註14)。“風隨著意思吹”,歷史的更替變化也是如此。

 

  • 第三,政教關係的複雜性。

波斯教會的故事再次提醒我們,政教關係比我們想像得複雜。君士坦丁試圖以政治手段“說服”沙普爾二世改變宗教政策,結果弄巧成拙,為波斯基督徒帶來無妄之災。

在當時的困境中,有些波斯基督徒渴望羅馬帝國的介入,解救他們於水火之中。然而另外也有不少人,努力回應社會的質疑,讓基督信仰生根在波斯的土地上(註15)。

不管如何,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地說,4世紀的基督教會,沒有都因君士坦丁而墮落——畢竟羅馬帝國的教會再大,也只是普世教會的一部份。中東和中亞的波斯、非洲東部的衣索比亞,以及其他的羅馬帝國版圖以外的基督徒,都在自己獨特的文化、政治與社會處境中,認信同一位主,並回應時代的挑戰。

 

作者為美國聖路易協同神學院(Concordia Seminary)歷史神學博士。

 

註:

  1. Donald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The First Eight Centuries(Zondervan, 2021), 42-45. 另參:Vince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Engaging Christianity Global Identity( IVP, 2020), 2–3。
  2. 嚴格來說,祅教算是“類一神信仰”(quasi-monotheistic religion),因為早期的祅教認為Ahura Mazda是善惡二靈的父親,類似至高的創造主。但後來的祅教越來越多強調善惡二靈之間的對立和爭戰,成為名符其實的二元論宗教。參:Allen C. Myers, The Eerdmans Bible Dictionary (Eerdmans, 1987), 1093。
  3. 希坡主教奧古斯丁(354–430)回歸基督信仰之前,曾多年跟隨摩尼教,由此可見其宗教影響力已深入羅馬帝國。
  4.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60.
  5.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62.
  6.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6–57. 君士坦丁信件全文,可參:Eusebius, Life of Constantine, 4.11–13, as quoted in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19。
  7.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21.
  8. Sozome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9-10, as quoted in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7. 另參:Kyle Smith, Constantine and the Captive Christians of Persia: Martyrdom and Religious Identity in Late Antiqu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32。
  9. Sozome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14, as quoted in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8.
  10.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58.
  11.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2. 中文筆者自譯。
  12. Philip Jenkins, The Lost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and How It Died, (Harper Collins, 2008).
  13. Jenkins, The Lost Christianity, 97–138.
  14. 基督教神學史中,一般稱波斯地區的教會是“湼斯多留派”(Nestorian),是否認“神人二性存在於一位格”(Two Natures in One Person)的基督論異端。這段神學爭議,其實冗長複雜,涉及神學用語、教會處境、政治角力等因素。不過無論如何,將所有波斯教會都當作異端並不公允。就事件經過,可參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225–62;就教義疏理,可參Donald Fairbairn and Ryan M. Reeves, The Story of Creeds and Confessions: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Baker, 2019), 80–108.
  15. Bantu, A Multitude of All People, 21–22; Fairbairn, The Global Church, 1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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