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

本文原刊于《举目》22期

贫穷的教育现状

        2003年9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特别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则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去填补。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自1994年始，中国的高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 “贫困生群体”。新华社2001年1月8日发布的对北京14所高校的调查，贫困生占14所高校的25％。这还是中央一级的院校。有学者到常德师范大学讲 课，说到收费问题，学生就哭起来了。他们那儿一年收费是3800，常德很多地方的农民家庭年收入是1200块钱。所以要拿出3800来供一个孩子读书，几 乎是不可能的（注1）。

       云南省沾益县年仅18岁的邓欣（化名）考上了大学，但在获得正式的录取通知书之前，就因体谅父母，担心父母筹不出学费，而选择了上吊自杀。甘肃榆中县18岁女孩杨英芳在因抓到不念书的阄，从百丈悬崖上纵身跳下。“不能念书了，唯一的出路就断了，这样做我不后悔！”（注2）

        马燕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名小学生，她在日记中写道：“今年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我多么想 读书啊！可是我家没钱。”后来她的日记被法国《解放日报》记者发现，在报上连载出来后，轰动了全欧洲。欧洲人感动得纷纷写信慰问、捐款，马燕及当地的60 个孩子，因而得以继续上学。

我们海外华人能做什么呢？

        有人会说：“中国那么大，我们能改变什么呢？那么多人，哪里帮得过来……”那就让我们从以下几个真实的故事中，去寻找答案吧！

我向总理说实话

        2000 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大幅报导了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了该县一场“痛 苦而又尖锐的改革”。随后又见报导，在这场“改革”的“关键”时刻，它的引发者李昌平却辞职离乡、南下打工去了。离职前通过媒体呼吁，“要给农民以国民待 遇”。

        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敢于舍弃乡党委书记乌纱帽，代替百姓说话的人；第一个以乡党委书记身分，用数据、事实，系统地提出问题，用切身经历讲话并呼吁“我们欠农民太多”的人。

        以下的报导摘自《中国青年报》记者沙林的文章：〈我为农民说真话──李昌平〉（注3）

        李昌平出生在湖北监利县一个非常穷的农民家庭，小时亲眼目睹了亲人没钱治病、活活病死的场景。于是他立志要为农民做事情。他读书成绩优秀，多次有跳出农村的 机会，他都放弃了。他发誓不离开农村。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乡镇干部，是经济学硕士，有17年的乡镇工作经验，担任过4个乡的领导职务。

        2000年初，李昌平被调到棋盘乡任乡党委书记。他一来就目睹了太多的不平与苦难。“正月初四，我从县城出发，要去看看棋盘乡农民怎么过年，哪知公路上成群结队外出打工的人像滚滚洪流。

        “我的车子开进角湖村，到处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欲走的父母伤心地痛哭着，不停地抽打孩子的双手。

       “这个村的村长是我中学同学，兄弟4个，除了他全带着老婆出外打工去了，他老婆也跟着去了。他们初四的清晨就去了长沙，去晚了，去年打下的拾破烂和擦皮鞋的地盘就会被别人占了。只剩年逾花甲的老父母照看着4家的10个孙子。

       “老人拉着我的手说：‘他哥哥，这个政策要变一变，再不变老百姓可是没法子生活了！’看着我的老同学苍老无奈的父母，我的泪水一下流出来了。

       “我的这位村长老同学愤愤说：‘农民还有什么？有家不能归，一半以上的成年人在外谋生；有地不敢种，劳累一年还欠著别人钱，什么道理！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尽养活你们这些干部、奸商了！你们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

        李昌平还说到，侯王村的侯大爷，老两口都70出头了，听说来了上过大学的新乡党委书记，步行10多里找来，让李昌平解答一个难题：“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 朝哪一代，要70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他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元的人头税。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 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老了，乡里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乡里，天理难容啊！”

        李昌平的一位中学同学对李昌平诉苦道：“我去年种了30亩地，不仅没赚到钱，反而倒贴了2000多元。排渍（积水）时，电管所说村里欠电费，给你停电。村里不得不给电管员送烟、送酒、送钱，还把他请来杀鸡宰鸭，好酒好肉招待，否则淹死你也不给你送电。

        “粮食收获了，国家规定100斤55元。可是粮管所收购时只给38元。就这样还得在粮站连续蹲上几夜，不送礼就不给收。

      “禾苗刚栽下，干部就来收钱。要是因为花钱买化肥要求迟几天交，人家坚决不允许，闹不好就关人罚跪……”

       春节这几天的见闻给李昌平的刺激太大了。深夜12点，他拿起笔想给县领导写份调查报告。但他怎么也写不下去，他知道很可能马上就会有人扣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

       他最终选定了一个特殊倾诉对像。当他提笔写下“总理”两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眼眶。他要告诉总理农村的真正现状：“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 “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 “农民没有被当成人！”

       “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儿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哀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惟望天地哭！……”

       李昌平的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使他“得罪了荆州市的头头”，“我非常孤立。组织部门找我谈话，说我是‘监利（县）不稳定的核心’，为了监利的稳定要调动我的工作。我知道我离开的日子到了，个人的使命完成了。

       “我来到长江大堤上放声大哭，这是三国时曹操败走华容的地方。20多年来因家贫而生出的为农民谋好日子的梦想就这样结束了。”

       2000年9月18日，李昌平辞职离开家乡，到深圳、珠海的公司去打工。人们热情接纳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之子。

        最让李昌平震惊的是，监利县，这个中央、省、市几级领导直接关注、领导的改革试点，在他离开之后，短短3个月时间里，竟有4个农民死于收缴税费的过程中。李 昌平欲哭无泪。也许，继向总理说出农村真相之后，他还能做的，就是向全社会真实披露中国农村的现状。他终于写出了这本令人怆然泪下的书《我向总理说实 话》。

孩子等我的钱念书
93岁白芳礼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十几年如一日顶风冒雨奔波在街头，省吃俭用，用蹬三轮车积攒的近35万元钱，资助了近300名贫困学生。

        以下的报导是摘自于新华网天津记者李靖、张妍妍，〈“蹬车积攒35万元资助贫困学生的白芳礼老人去世〉（注4）

        1986年，74岁的白芳礼从天津退休后，回到家乡河北省沧县白贾村。他走在村里，发现大白天到处可以看到干活的孩子。他问：为什么不上学？孩子们说，大人不让他们上……大人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上学！

       从家乡回来后，白芳礼老人向家人宣布，要把自己攒下的5千元养老钱捐给老家的小学。而且，要重操蹬三轮车的旧业，把劳动所得全部捐给贫困学生。

       为了能够多攒点钱，白芳礼在蹬三轮的日子里，从头到脚穿的都是捡来的衣衫鞋帽，一日三餐经常就是馒头加凉水。

       他为了什么？白芳礼说：“我咋就不知道享受？可我哪舍得花钱！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就只能往里挣才是！”

        红光中学是天津唯一接收藏族孩子的学校。当白芳礼得知这里的孩子大多数来自贫困牧区，心一下子就被揪住了。半个月后，他蹬著车来到学校，掏出话：“今后我要 用蹬三轮的钱，每月资助这里的藏族学生，别让孩子们委屈！”说著，从口袋里掏出900元钱。在场的人惊呆了！那全是1角、2角、5角、1元、2元、5元、 10元……厚厚的一叠。

        从1993年到1998年，老人资助了红光中学的200多名藏族学生，月月给他们补助，直到他们高中毕业。

       那一年白芳礼到南开大学，给贫困学生捐款。学校要派车去接他，他说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钱给穷孩子买书。他蹬三轮到了学校。捐赠仪式上，老师把这个事一讲， 台下一片哭声。许多学生上台从老人那里接过资助的钱时，双手都在发抖。一位来自新疆地区的贫困学生，功课优秀，没毕业就被天津一家大公司看中，拟以高薪聘 用。这一天，他走上台激动地说：“我从白爷爷身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毕业后我不留天津，要回到目前还贫困的家乡，以白爷爷的精神，去为改变 家乡面貌做贡献！”全场掌声雷动。老人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这些年得到白芳礼捐助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及教育基金等单位达30家之多。
1994 年，白芳礼81岁。他把家乡的两间老屋卖了，贷款办起了公司，老人给它起名叫“白芳礼支教公司”。生意越做越红火，让白芳礼增加了不少支教的财力。把售货 亭交给伙计打理，自己照样天天出车拉活。他说：“我出一天车总能挣回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

        为了在车站前拉活方便，他索性搭了个3平方米的小铁皮棚子，里面用砖头搭了一块木板算是“床”，棚顶上的接缝处露著一道道青天。夏天，棚里的温度高达40摄氏度；冬天，放杯水可以冻成冰坨子。白芳礼就在这里面住了整整5年。

       那年冬天，白芳礼蜷缩在车站附近一个自行车棚里，硬是给人家看了3个月的自行车。他每天把所得的1角、2角、1元、2元的钱，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饭盒里。等 存满500元时，他揣上饭盒，蹬上车，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冬日，来到了天津耀华中学。人们看到，他的头发、胡子全白了，身上已经被雪浸湿。他向学校的老师递 上饭盒里的500元钱，说了一句：“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老师们全哭了。

        当白芳礼患病的消息传出，一批又一批学生来到他的身边。他望着孩子们，泪水一个劲儿地流：“孩子们，等我病好了，我还要蹬三轮挣钱资助你们读书！”2005年9月23日，白芳礼老人在天津去世，享年93岁。

我们岂可掉头而去？

        自2002年以来，中华联合基督教会（http：//www.ucchh.org/），决定暂停为自己盖新堂，先为贵州贫困山区盖10间小学。同年，成立美国信望爱基金会，致力改善国内贫困地区儿童教育。会员均为情系中国的华人基督徒。

        该基金会成立后不久，便在贵阳市清镇市麦格乡，捐资兴建了第一所“希望小学”。3年多来，共在贵州省捐资修建了10所“希望小学”。该教会6次组团访问贵州 贫困山区，捐资135万元人民币，帮扶贫困的小学生上千人次。基金会还组织医疗队，为学生、村民义诊6000人次，免费赠送价值3万余元的药品、器械等物 品。

       以下是美国信望爱基金会第4次访问贵州贫困山区后，部分弟兄座谈纪录（注5）：
余大为弟兄：第一次（2002）去贵州的时 候，神告诉我们一句话：如果是耶稣基督看到这群需要帮助的孩子们，祂怎么说？回到教会，陈（腓利）牧师有一个深深的感动——我相信这是神赐给他的，也是藉 着他给我们教会的异象——就是要暂时把我们教会建堂的事放下，为贵州的孩子们先建10所学校。

        许化昭弟兄：看过当地的一所“危楼”小学后，我们立即决定投资建一所信望爱小学——如果我们不投资，如果我们掉头而去，而那个危楼最终造成了小学生或老师们的伤亡的话，我们的心怎样能平安？

        何树明弟兄：有个我们资助的小学生，从早上5点开始，走了7个小时的山路来看我们。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远走来？她说，更远我也要来看看你们。大概她的意思是，我更远都要来谢谢你们。

       我从1978年起常去大陆，可是大部分是去沿海，很丰富的地方。我是生意人，很多时候是有利可图才去。这次去贵州，除了付出金钱，还付出很多体力。可是我 50多岁人，从来没觉得人生是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施比受有福，马上体验到。我回来后，每天都还在想这件事。我能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人生没有白过！

        许化昭弟兄：参观当地孤儿院时，我们看到孤儿弱小的身体，而且穿得都很破旧，我们心里很难过。

        胡康弟兄：好几个弟兄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眼泪。我记得化昭弟兄那时还跑到外面去嚎啕痛哭。

        许化昭弟兄：我们借着短暂的吃饭时间，告诉他们，我们的神爱他们，有一群基督徒，因着基督耶稣的爱而爱他们。希望他们因此心里得到些安慰，能够在痛苦的时候，或是思念自己父母、亲友的时候，得到一些安慰。

       我们还在等什么呢？中国有那么多孤儿需要我们去关心！

        真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有那么多的孤儿，那么多的贫困儿童，那么多生活在贫困中的同胞，在呼唤，在期待着我们伸出援助之手。让我们把末雁在〈带我踏上回乡的路〉中的祷告（注6），变成我们每天的祷告：主啊，我能为这些受苦的孩子们做些什么呢？

附注：
1. 〈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http：//forum.news.sina.com.cn/cgi-bin/view.cgi？gid=12&fid=5858&thread=41&date=20050522
2. 〈中国贫富差距越奢华婚礼对照农民收入〉
http：//www.epochtimes.com/gb/5/10/4/n1074570.htm
3. 〈为农民说真话──李昌平〉
http：//www.ocef.org/bbs/cgi-bin/topic.cgi？forum=2&topic=3840&show=125
4. 〈蹬车积攒35万元资助贫困学生的白芳礼老人去世〉
http：//tianjin.sina.com.cn/system/2005/09/23/000021819.shtml
5. 〈中国贵州之旅“请听我说”〉http：//www.ucchh.org/msmediafiles/ListenToMe24-1.wmv
6. 末雁〈带我踏上回乡的路〉，《举目》第二期（2001/05）

作者来自北京，现居美国华盛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