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泉

本文原刊於《舉目》22期

貧窮的教育現狀

        2003年9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特別報告員托馬舍夫斯基，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考察了中國的教育狀況。中國的教育經費只占全國生產總值的2%，而且政府預算只占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則要求家長或其它來源去填補。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國的人均教育開支之少，連窮國烏干達都比不上。

         自1994年始，中國的高校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群体，叫 “貧困生群体”。新華社2001年1月8日發佈的對北京14所高校的調查，貧困生占14所高校的25％。這還是中央一級的院校。有學者到常德師範大學講 課，說到收費問題，學生就哭起來了。他們那兒一年收費是3800，常德很多地方的農民家庭年收入是1200塊錢。所以要拿出3800來供一個孩子讀書，幾 乎是不可能的（註1）。

       雲南省沾益縣年僅18歲的鄧欣（化名）考上了大學，但在獲得正式的錄取通知書之前，就因体諒父母，擔心父母籌不出學費，而選擇了上吊自殺。甘肅榆中縣18歲女孩楊英芳在因抓到不念書的鬮，從百丈懸崖上縱身跳下。“不能念書了，唯一的出路就斷了，這樣做我不後悔！”（註2）

        馬燕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的一名小學生，她在日記中寫道：“今年我上不起學了，我回來種田，供養弟弟上學。我一想起校園的歡笑聲，就像在學校讀書一樣。我多麼想 讀書啊！可是我家沒錢。”後來她的日記被法國《解放日報》記者發現，在報上連載出來後，轟動了全歐洲。歐洲人感動得紛紛寫信慰問、捐款，馬燕及當地的60 個孩子，因而得以繼續上學。

我們海外華人能做什麼呢？

        有人會說：“中國那麼大，我們能改變什麼呢？那麼多人，哪裡幫得過來……”那就讓我們從以下幾個真實的故事中，去尋找答案吧！

我向總理說實話

        2000 年8月，《南方周末》頭版，大幅報導了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國務院總理，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此引發了該縣一場“痛 苦而又尖銳的改革”。隨後又見報導，在這場“改革”的“關鍵”時刻，它的引發者李昌平卻辭職離鄉、南下打工去了。離職前通過媒体呼籲，“要給農民以國民待 遇”。

        李昌平不是第一個提出“三農”問題的人，但他是第一個敢于捨棄鄉黨委書記烏紗帽，代替百姓說話的人；第一個以鄉黨委書記身分，用數據、事實，系統地提出問題，用切身經歷講話並呼籲“我們欠農民太多”的人。

        以下的報導摘自《中國青年報》記者沙林的文章：〈我為農民說真話──李昌平〉（註3）

        李昌平出生在湖北監利縣一個非常窮的農民家庭，小時親眼目睹了親人沒錢治病、活活病死的場景。于是他立志要為農民做事情。他讀書成績優秀，多次有跳出農村的 機會，他都放棄了。他發誓不離開農村。他不是一個普通的鄉鎮幹部，是經濟學碩士，有17年的鄉鎮工作經驗，擔任過4個鄉的領導職務。

        2000年初，李昌平被調到棋盤鄉任鄉黨委書記。他一來就目睹了太多的不平與苦難。“正月初四，我從縣城出發，要去看看棋盤鄉農民怎麼過年，哪知公路上成群結隊外出打工的人像滾滾洪流。

        “我的車子開進角湖村，到處是骨肉分離，擁抱泣別的場面。那些可憐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雙腿不放，欲走的父母傷心地痛哭著，不停地抽打孩子的雙手。

       “這個村的村長是我中學同學，兄弟4個，除了他全帶著老婆出外打工去了，他老婆也跟著去了。他們初四的清晨就去了長沙，去晚了，去年打下的拾破爛和擦皮鞋的地盤就會被別人占了。只剩年逾花甲的老父母照看著4家的10個孫子。

       “老人拉著我的手說：‘他哥哥，這個政策要變一變，再不變老百姓可是沒法子生活了！’看著我的老同學蒼老無奈的父母，我的淚水一下流出來了。

       “我的這位村長老同學憤憤說：‘農民還有什麼？有家不能歸，一半以上的成年人在外謀生；有地不敢種，勞累一年還欠著別人錢，什麼道理！上有老人不能盡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勞，盡養活你們這些幹部、奸商了！你們反而不把農民當人看！”

        李昌平還說到，侯王村的侯大爺，老兩口都70出頭了，聽說來了上過大學的新鄉黨委書記，步行10多里找來，讓李昌平解答一個難題：“請問李書記，中國的哪一 朝哪一代，要70多歲的老人交人頭稅？”他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元的人頭稅。他說：“我們年輕的時候，修過‘三線’，修過長江大堤，農業學大 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設，落得一身病。老了，鄉里不僅不養我們，還要我們這些老人養鄉里，天理難容啊！”

        李昌平的一位中學同學對李昌平訴苦道：“我去年種了30畝地，不僅沒賺到錢，反而倒貼了2000多元。排漬（積水）時，電管所說村裡欠電費，給你停電。村裡不得不給電管員送煙、送酒、送錢，還把他請來殺雞宰鴨，好酒好肉招待，否則淹死你也不給你送電。

        “糧食收穫了，國家規定100斤55元。可是糧管所收購時只給38元。就這樣還得在糧站連續蹲上幾夜，不送禮就不給收。

      “禾苗剛栽下，幹部就來收錢。要是因為花錢買化肥要求遲幾天交，人家堅決不允許，鬧不好就關人罰跪……”

       春節這幾天的見聞給李昌平的刺激太大了。深夜12點，他拿起筆想給縣領導寫份調查報告。但他怎麼也寫不下去，他知道很可能馬上就會有人扣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

       他最終選定了一個特殊傾訴對像。當他提筆寫下“總理”兩字時，淚水頓時溢滿了眼眶。他要告訴總理農村的真正現狀：“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 “債台如‘珠峰’”、“幹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 “農民沒有被當成人！”

       “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兒跪在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哀場面。我除了失聲痛哭外，無法表達我的心情。今年的負擔還要加，您說這是怎麼回事啊！少壯去打工，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惟望天地哭！……”

       李昌平的仗義執言、為民請命，使他“得罪了荊州市的頭頭”，“我非常孤立。組織部門找我談話，說我是‘監利（縣）不穩定的核心’，為了監利的穩定要調動我的工作。我知道我離開的日子到了，個人的使命完成了。

       “我來到長江大堤上放聲大哭，這是三國時曹操敗走華容的地方。20多年來因家貧而生出的為農民謀好日子的夢想就這樣結束了。”

       2000年9月18日，李昌平辭職離開家鄉，到深圳、珠海的公司去打工。人們熱情接納這位敢說真話的農民之子。

        最讓李昌平震驚的是，監利縣，這個中央、省、市幾級領導直接關注、領導的改革試點，在他離開之後，短短3個月時間裡，竟有4個農民死于收繳稅費的過程中。李 昌平欲哭無淚。也許，繼向總理說出農村真相之後，他還能做的，就是向全社會真實披露中國農村的現狀。他終于寫出了這本令人愴然淚下的書《我向總理說實 話》。

孩子等我的錢念書
93歲白芳禮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十幾年如一日頂風冒雨奔波在街頭，省吃儉用，用蹬三輪車積攢的近35萬元錢，資助了近300名貧困學生。

        以下的報導是摘自于新華網天津記者李靖、張妍妍，〈“蹬車積攢35萬元資助貧困學生的白芳禮老人去世〉（註4）

        1986年，74歲的白芳禮從天津退休後，回到家鄉河北省滄縣白賈村。他走在村裡，發現大白天到處可以看到幹活的孩子。他問：為什麼不上學？孩子們說，大人不讓他們上……大人說，種田人哪有那麼多錢供娃兒上學！

       從家鄉回來後，白芳禮老人向家人宣佈，要把自己攢下的5千元養老錢捐給老家的小學。而且，要重操蹬三輪車的舊業，把勞動所得全部捐給貧困學生。

       為了能夠多攢點錢，白芳禮在蹬三輪的日子裡，從頭到腳穿的都是撿來的衣衫鞋帽，一日三餐經常就是饅頭加涼水。

       他為了什麼？白芳禮說：“我咋就不知道享受？可我哪捨得花錢！孩子們等著我的錢念書，我就只能往裡掙才是！”

        紅光中學是天津唯一接收藏族孩子的學校。當白芳禮得知這裡的孩子大多數來自貧困牧區，心一下子就被揪住了。半個月後，他蹬著車來到學校，掏出話：“今後我要 用蹬三輪的錢，每月資助這裡的藏族學生，別讓孩子們委屈！”說著，從口袋裡掏出900元錢。在場的人驚呆了！那全是1角、2角、5角、1元、2元、5元、 10元……厚厚的一疊。

        從1993年到1998年，老人資助了紅光中學的200多名藏族學生，月月給他們補助，直到他們高中畢業。

       那一年白芳禮到南開大學，給貧困學生捐款。學校要派車去接他，他說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錢給窮孩子買書。他蹬三輪到了學校。捐贈儀式上，老師把這個事一講， 台下一片哭聲。許多學生上台從老人那裡接過資助的錢時，雙手都在發抖。一位來自新疆地區的貧困學生，功課優秀，沒畢業就被天津一家大公司看中，擬以高薪聘 用。這一天，他走上台激動地說：“我從白爺爺身上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畢業後我不留天津，要回到目前還貧困的家鄉，以白爺爺的精神，去為改變 家鄉面貌做貢獻！”全場掌聲雷動。老人高興得流下了眼淚。

        這些年得到白芳禮捐助的大學、中學、小學以及教育基金等單位達30家之多。
1994 年，白芳禮81歲。他把家鄉的兩間老屋賣了，貸款辦起了公司，老人給它起名叫“白芳禮支教公司”。生意越做越紅火，讓白芳禮增加了不少支教的財力。把售貨 亭交給夥計打理，自己照樣天天出車拉活。他說：“我出一天車總能掙回二三十塊錢，可以供十來個苦孩子一天的飯錢呢！”

        為了在車站前拉活方便，他索性搭了個3平方米的小鐵皮棚子，裡面用磚頭搭了一塊木板算是“床”，棚頂上的接縫處露著一道道青天。夏天，棚裡的溫度高達40攝氏度；冬天，放杯水可以凍成冰坨子。白芳禮就在這裡面住了整整5年。

       那年冬天，白芳禮蜷縮在車站附近一個自行車棚裡，硬是給人家看了3個月的自行車。他每天把所得的1角、2角、1元、2元的錢，整整齊齊地放在一個飯盒裡。等 存滿500元時，他揣上飯盒，蹬上車，在一個飄著雪花的冬日，來到了天津耀華中學。人們看到，他的頭髮、鬍子全白了，身上已經被雪浸濕。他向學校的老師遞 上飯盒裡的500元錢，說了一句：“我幹不動了，以後可能不能再捐了，這是我最後的一筆錢……”老師們全哭了。

        當白芳禮患病的消息傳出，一批又一批學生來到他的身邊。他望著孩子們，淚水一個勁兒地流：“孩子們，等我病好了，我還要蹬三輪掙錢資助你們讀書！”2005年9月23日，白芳禮老人在天津去世，享年93歲。

我們豈可掉頭而去？

        自2002年以來，中華聯合基督教會（http：//www.ucchh.org/），決定暫停為自己蓋新堂，先為貴州貧困山區蓋10間小學。同年，成立美國信望愛基金會，致力改善國內貧困地區兒童教育。會員均為情繫中國的華人基督徒。

        該基金會成立後不久，便在貴陽市清鎮市麥格鄉，捐資興建了第一所“希望小學”。3年多來，共在貴州省捐資修建了10所“希望小學”。該教會6次組團訪問貴州 貧困山區，捐資135萬元人民幣，幫扶貧困的小學生上千人次。基金會還組織醫療隊，為學生、村民義診6000人次，免費贈送價值3萬餘元的藥品、器械等物 品。

       以下是美國信望愛基金會第4次訪問貴州貧困山區後，部分弟兄座談紀錄（註5）：
余大為弟兄：第一次（2002）去貴州的時 候，神告訴我們一句話：如果是耶穌基督看到這群需要幫助的孩子們，祂怎麼說？回到教會，陳（腓利）牧師有一個深深的感動——我相信這是神賜給他的，也是藉 著他給我們教會的異象——就是要暫時把我們教會建堂的事放下，為貴州的孩子們先建10所學校。

        許化昭弟兄：看過當地的一所“危樓”小學後，我們立即決定投資建一所信望愛小學——如果我們不投資，如果我們掉頭而去，而那個危樓最終造成了小學生或老師們的傷亡的話，我們的心怎樣能平安？

        何樹明弟兄：有個我們資助的小學生，從早上5點開始，走了7個小時的山路來看我們。我問她，為什麼這樣遠走來？她說，更遠我也要來看看你們。大概她的意思是，我更遠都要來謝謝你們。

       我從1978年起常去大陸，可是大部分是去沿海，很豐富的地方。我是生意人，很多時候是有利可圖才去。這次去貴州，除了付出金錢，還付出很多体力。可是我 50多歲人，從來沒覺得人生是這麼有意義的事情。施比受有福，馬上体驗到。我回來後，每天都還在想這件事。我能做這麼有意義的事情，人生沒有白過！

        許化昭弟兄：參觀當地孤兒院時，我們看到孤兒弱小的身体，而且穿得都很破舊，我們心裡很難過。

        胡康弟兄：好幾個弟兄都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眼淚。我記得化昭弟兄那時還跑到外面去嚎啕痛哭。

        許化昭弟兄：我們藉著短暫的吃飯時間，告訴他們，我們的神愛他們，有一群基督徒，因著基督耶穌的愛而愛他們。希望他們因此心裡得到些安慰，能夠在痛苦的時候，或是思念自己父母、親友的時候，得到一些安慰。

       我們還在等什麼呢？中國有那麼多孤兒需要我們去關心！

        真的，親愛的朋友們，我們還在等什麼呢？

        有那麼多的孤兒，那麼多的貧困兒童，那麼多生活在貧困中的同胞，在呼喚，在期待著我們伸出援助之手。讓我們把末雁在〈帶我踏上回鄉的路〉中的禱告（註6），變成我們每天的禱告：主啊，我能為這些受苦的孩子們做些什麼呢？

附註：
1. 〈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http：//forum.news.sina.com.cn/cgi-bin/view.cgi？gid=12&fid=5858&thread=41&date=20050522
2. 〈中國貧富差距越奢華婚禮對照農民收入〉
http：//www.epochtimes.com/gb/5/10/4/n1074570.htm
3. 〈為農民說真話──李昌平〉
http：//www.ocef.org/bbs/cgi-bin/topic.cgi？forum=2&topic=3840&show=125
4. 〈蹬車積攢35萬元資助貧困學生的白芳禮老人去世〉
http：//tianjin.sina.com.cn/system/2005/09/23/000021819.shtml
5. 〈中國貴州之旅“請聽我說”〉http：//www.ucchh.org/msmediafiles/ListenToMe24-1.wmv
6. 末雁〈帶我踏上回鄉的路〉，《舉目》第二期（2001/05）

作者來自北京，現居美國華盛頓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