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祖鯤

編註：“宣教”是《舉目》自創刊以來極為重視的欄目。在此欄目中，我們介紹過許多歷史上或近代的宣教士，也探討過不同的宣教策略。此文是慶祝馬禮遜來華200週年紀念之際，對宣教策略的回顧。

在普世華人基督徒熱烈慶祝馬禮遜來華200週年紀念之際，華人教會如何推動宣教，就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前幾年興起的“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也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有人聽到國內家庭教會已在招募成百上千的農村青年學習阿拉伯語，就非常興奮地認為，這就是未來中國教會宣教的希望。但是也有人憂心忡忡，認為這些農村青年的知識水平，恐怕無法勝任這種跨越文化的宣教重任，因而認定這是一個錯誤的宣教策略。

以上兩種觀點孰是孰非？我們得從宣教歷史的回顧，來尋找答案。

來自基層的莫拉維亞宣教士

教會歷史上，莫拉維亞宣教士的拓荒精神，是後人所景仰推崇的。莫拉維亞教會是由“敬虔派”的德國貴族親岑多夫（Zinzendorf，1700-60）所建立的。他在1727年收容了一批來自捷克的莫拉維亞難民，並在他的農莊成立了莫拉維亞教會。

他們在1732年開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包括西印度群島、格陵蘭、非洲及美洲。雖然他們人數不多，但是在30年之內，卻已差派226位宣教士到10個國家，是宗教改革時期最活躍的基督教宣教團體。由於莫拉維亞教會認為，向普世傳福音是全體信徒的責任，因此到1930年為止，莫拉維亞教會已經差派了 3,000位宣教士，其宣教士與信徒的比例高達1：20。

雖然這些莫拉維亞傳教士的精神、愛心和對宣教的生命奉獻，在宣教史上無可匹敵。但是因為莫拉維亞教會的宣教士多半來自中下階層，教育水平不高；他們聖經及神學的根基也較淺，所建立的教會組織較為鬆散，以致於所帶領的信徒屬靈上不夠成熟，多年之後，教會往往就煙消雲散了。

所以雖然莫拉維亞宣教士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但是從宣教的成果來看，莫拉維亞的宣教事工，卻是不能結實百倍的。

菁英份子組成的天主教修會

在天主教的宣教事工上，耶穌會無疑是最有創意、最有活力的一個團隊。“耶穌會”是由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在1540年創立的。他們是有獻身熱忱的精英團體，也有軍人的紀律及組織。他們發展很快，到1556年羅耀拉逝世時，成員已由6人增加至 1,500人，18世紀時甚至高達22,000多人。

耶穌會在宣教事工上的成功，有賴於許多像利瑪竇這樣的飽學修道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於1580年奉派來華襄助羅明堅（Michel Ruggieri），翌年他們一同進入廣東肇慶。利瑪竇短時間內就學會華語，並以儒服周旋於士大夫之間。

他精於天文、曆算、地理和機械之學，因此除了研究中國文化之外，也因為他精通這些西方科學，吸引了很多達官貴族。他在1601年終於到達北京，明神宗萬曆皇帝極為讚賞他。當利瑪竇於1610年逝世時，已有數以千計的人受洗，其中不乏官宦及皇室成員。他可以算是基督教在中國宣教的劃時代人物，也是耶穌會傳教士的最佳典範。

另一位耶穌會宣教士諾俾里（Robert De Nobili，1577-1656）於1605年到達印度，很快就熟悉塔米爾語。他在南印度有50年之久，是最有影響力的宣教士，與利瑪竇齊名。他棄絕當時宣教士要求印度人“葡萄牙化”的宣教策略，而採用類似利瑪竇的方法，脫去洋袍西履，穿上印度聖人的袈裟，“向印度人做印度人”。

由於他精通多種印度方言，很多印度人，甚至包括一些最高階層的婆羅門族受洗歸主。雖然他一生可能只為近千名印度人施洗，而且其中有一些人後來又放棄了信仰，但是他是第一個成功地引導婆羅門族信主的宣教士。

利瑪竇、諾俾里，以及隨後來華的湯若望、南懷仁等修道士，都是滿腹經綸的菁英知識分子。藉著他們，福音才能在中國和印度的堅硬土壤上扎根。

風起雲湧的基督教學生宣教運動

在基督教圈子裡，19世紀爆炸性成長的宣教運動，所依賴的，乃是成千上萬的大學畢業生投入宣教。其實大學生對宣教的影響，由來已久。例如17世紀德國敬虔派的哈勒大學的學生，就參與了宣教；18世紀衛斯理兄弟及懷特菲德都出身於牛津大學；西緬（Charles Simeon）在劍橋大學長達54年的事奉，也影響了無數的學生。

1884年慕迪（D. L. Moody）到英國劍橋大學佈道，有名的“劍橋七傑”蒙召獻身到中國宣教，在英國掀起學生參與宣教的熱潮。而美國方面，1886年在麻州黑門山舉行的靈修 會中，參加的250位學生，有100位在慕迪的呼召下決志獻身海外宣教，被稱為“黑門山百人團”（The Mount Hermon Hundred）。第二年獻身者更達到2,100人，並在1888年正式成立“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簡稱SVM）。

SVM的口號是：“在這一代將福音傳遍世界”。從1891年到1936年，SVM每四年舉行一次宣教大會。最高潮是在1920年，共有6,890位學生參加，其中2,783位獻身宣教。總計到1936年為止，SVM共差派兩萬名學生到海外宣教。二次大戰後，美國校際基督徒團契（IVCF），取代SVM成為學生參與宣教的主要推動者。他們每3年舉辦一次的Urbana宣教大會，50年來，鼓舞了數以萬計的青年投身宣教的大軍，擴展了神的國度。

回顧與前瞻

總結過去幾百年的宣教經驗，我們發現，跨文化的宣教多半是由知識分子來承擔的。因為跨文化宣教士，必須有優異的語言能力，和豐富的聖經及神學知識，又能對異文化有足夠的理解和掌握。這一切，恐怕只有大專知識青年才具備這種潛力。

即使被稱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雖然小學沒有畢業，但是他是自學有成的學者。他除了精通希伯來語和希臘語之外，還熟悉38種印度語。他還因為在植物學的成就，獲得英國皇家科學院的植物學院士榮銜。正因為他的博學，才成為基督教宣教歷史上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

跨文化宣教是一場不同的屬靈爭戰，選召宣教士需要重質不重量。因此，我認為中國教會要投入跨文化宣教，需要的是基甸的300勇士，人海戰術不會有太多果效。

問題是中國教會的“300勇士”在哪裡？現在中國國內，以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為主的都市教會正在興起，雖然有零零星星的大專畢業生開始投入宣教，但是我們還沒有看見宣教的熱潮出現。因此我們需要迫切禱告。

我們求主賜給中國教會的領袖們清楚的異象，及屬靈的智慧，來擬定中國教會未來宣教的策略；我們也求主興起這一代中國的知識青年，願意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奔跑這條十字架的“宣教之路”。阿們！

作者為三一神學院宣教博士，現在波士頓牧會。

本文原刊於《舉目》27期，2007年，原文鏈接https://behold.oc.org/?p=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