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祖鲲

编注：“宣教”是《举目》自创刊以来极为重视的栏目。在此栏目中，我们介绍过许多历史上或近代的宣教士，也探讨过不同的宣教策略。此文是庆祝马礼逊来华200周年纪念之际，对宣教策略的回顾。

在普世华人基督徒热烈庆祝马礼逊来华200周年纪念之际，华人教会如何推动宣教，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前几年兴起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有人听到国内家庭教会已在招募成百上千的农村青年学习阿拉伯语，就非常兴奋地认为，这就是未来中国教会宣教的希望。但是也有人忧心忡忡，认为这些农村青年的知识水平，恐怕无法胜任这种跨越文化的宣教重任，因而认定这是一个错误的宣教策略。

以上两种观点孰是孰非？我们得从宣教历史的回顾，来寻找答案。

来自基层的莫拉维亚宣教士

教会历史上，莫拉维亚宣教士的拓荒精神，是后人所景仰推崇的。莫拉维亚教会是由“敬虔派”的德国贵族亲岑多夫（Zinzendorf，1700-60）所建立的。他在1727年收容了一批来自捷克的莫拉维亚难民，并在他的农庄成立了莫拉维亚教会。

他们在1732年开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包括西印度群岛、格陵兰、非洲及美洲。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在30年之内，却已差派226位宣教士到10个国家，是宗教改革时期最活跃的基督教宣教团体。由于莫拉维亚教会认为，向普世传福音是全体信徒的责任，因此到1930年为止，莫拉维亚教会已经差派了 3,000位宣教士，其宣教士与信徒的比例高达1：20。

虽然这些莫拉维亚传教士的精神、爱心和对宣教的生命奉献，在宣教史上无可匹敌。但是因为莫拉维亚教会的宣教士多半来自中下阶层，教育水平不高；他们圣经及神学的根基也较浅，所建立的教会组织较为松散，以致于所带领的信徒属灵上不够成熟，多年之后，教会往往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虽然莫拉维亚宣教士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但是从宣教的成果来看，莫拉维亚的宣教事工，却是不能结实百倍的。

菁英份子组成的天主教修会

在天主教的宣教事工上，耶稣会无疑是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一个团队。“耶稣会”是由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在1540年创立的。他们是有献身热忱的精英团体，也有军人的纪律及组织。他们发展很快，到1556年罗耀拉逝世时，成员已由6人增加至 1,500人，18世纪时甚至高达22,000多人。

耶稣会在宣教事工上的成功，有赖于许多像利玛窦这样的饱学修道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0年奉派来华襄助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翌年他们一同进入广东肇庆。利玛窦短时间内就学会华语，并以儒服周旋于士大夫之间。

他精于天文、历算、地理和机械之学，因此除了研究中国文化之外，也因为他精通这些西方科学，吸引了很多达官贵族。他在1601年终于到达北京，明神宗万历皇帝极为赞赏他。当利玛窦于1610年逝世时，已有数以千计的人受洗，其中不乏官宦及皇室成员。他可以算是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划时代人物，也是耶稣会传教士的最佳典范。

另一位耶稣会宣教士诺俾里（Robert De Nobili，1577-1656）于1605年到达印度，很快就熟悉塔米尔语。他在南印度有50年之久，是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与利玛窦齐名。他弃绝当时宣教士要求印度人“葡萄牙化”的宣教策略，而采用类似利玛窦的方法，脱去洋袍西履，穿上印度圣人的袈裟，“向印度人做印度人”。

由于他精通多种印度方言，很多印度人，甚至包括一些最高阶层的婆罗门族受洗归主。虽然他一生可能只为近千名印度人施洗，而且其中有一些人后来又放弃了信仰，但是他是第一个成功地引导婆罗门族信主的宣教士。

利玛窦、诺俾里，以及随后来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修道士，都是满腹经纶的菁英知识分子。借着他们，福音才能在中国和印度的坚硬土壤上扎根。

风起云涌的基督教学生宣教运动

在基督教圈子里，19世纪爆炸性成长的宣教运动，所依赖的，乃是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投入宣教。其实大学生对宣教的影响，由来已久。例如17世纪德国敬虔派的哈勒大学的学生，就参与了宣教；18世纪卫斯理兄弟及怀特菲德都出身于牛津大学；西缅（Charles Simeon）在剑桥大学长达54年的事奉，也影响了无数的学生。

1884年慕迪（D. L. Moody）到英国剑桥大学布道，有名的“剑桥七杰”蒙召献身到中国宣教，在英国掀起学生参与宣教的热潮。而美国方面，1886年在麻州黑门山举行的灵修 会中，参加的250位学生，有100位在慕迪的呼召下决志献身海外宣教，被称为“黑门山百人团”（The Mount Hermon Hundred）。第二年献身者更达到2,100人，并在1888年正式成立“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简称SVM）。

SVM的口号是：“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从1891年到1936年，SVM每四年举行一次宣教大会。最高潮是在1920年，共有6,890位学生参加，其中2,783位献身宣教。总计到1936年为止，SVM共差派两万名学生到海外宣教。二次大战后，美国校际基督徒团契（IVCF），取代SVM成为学生参与宣教的主要推动者。他们每3年举办一次的Urbana宣教大会，50年来，鼓舞了数以万计的青年投身宣教的大军，扩展了神的国度。

回顾与前瞻

总结过去几百年的宣教经验，我们发现，跨文化的宣教多半是由知识分子来承担的。因为跨文化宣教士，必须有优异的语言能力，和丰富的圣经及神学知识，又能对异文化有足够的理解和掌握。这一切，恐怕只有大专知识青年才具备这种潜力。

即使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虽然小学没有毕业，但是他是自学有成的学者。他除了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外，还熟悉38种印度语。他还因为在植物学的成就，获得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植物学院士荣衔。正因为他的博学，才成为基督教宣教历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

跨文化宣教是一场不同的属灵争战，选召宣教士需要重质不重量。因此，我认为中国教会要投入跨文化宣教，需要的是基甸的300勇士，人海战术不会有太多果效。

问题是中国教会的“300勇士”在哪里？现在中国国内，以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为主的都市教会正在兴起，虽然有零零星星的大专毕业生开始投入宣教，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宣教的热潮出现。因此我们需要迫切祷告。

我们求主赐给中国教会的领袖们清楚的异象，及属灵的智慧，来拟定中国教会未来宣教的策略；我们也求主兴起这一代中国的知识青年，愿意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奔跑这条十字架的“宣教之路”。阿们！

作者为三一神学院宣教博士，现在波士顿牧会。

本文原刊于《举目》27期，2007年，原文链接https://behold.oc.org/?p=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