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走过,一同耕耘(范学德、熊璩)

编注:范学德和熊璩,从海外校园创刊不久,就成为经常写稿的作者,也曾担任两刊的特约编辑多年,参与内容策划、讨论、编辑及关心作者、国内同工等,他俩对两刊的贡献,永蒙记念。《海外校园》出刊100期时,他们写下了和海外校园的渊源。

 

幸事──从读者、作者到业余编者

范学德

 

没想到一眨眼,《海外校园》已经出版100期了。记得我1994年看到《海外校园》后,立刻就喜欢上它了。它的可读性很强。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也明知道这是基督教杂志,但还是喜欢读,也能读下去,因为它不八股,却像是在和读者促膝谈心,亲切而自然。

《海外校园》探讨的问题,也很有时代性。我对基督教刊物的印象,一直都是“不食人间烟火”,和老百姓的生生死死、苦闷烦愁没什么大关系。读了《海外校园》才觉得,信仰和我每一天的生活是有联系的。作为读者,这是《海外校园》最吸引我之处。

到了1995年4、5月份的时候,我把我在信仰方面的挣扎写成“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一文,传真给了《海外校园》。没想到不到一个礼拜,就收到编辑郑期英的回信,她说,我们这些天来正在祷告,希望得到“有情、有理、有灵”的文章,结果就收到了你的文章。她感谢神垂听了祷告。

我没想到自己冲动之下写出的文章,能和“祷告”应和,很激动。

这封信给我很大的鼓舞。到海外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了,现在居然有编辑夸奖我写得不错!继续写吧。在《海外校园》编辑的鼓励和帮助之下,我把对信仰的反思写成了《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一书,由“海外校园”1996年出版。后来又出版了散文集──《心的呼唤》,开了我散文随笔写作的先河。就这样,我又成了“海外校园”的作者。

2000年以后,我由作者又成了编者,《海外校园》的特约编辑。每二个星期一次,一起讨论问题、研究情况、彼此争论,不分领导群众,很开心。平日里,《海外校园》的编辑,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工具,而是当作弟兄,一直关心我。这种来自上帝的兄弟姐妹之爱,最难能可贵。使我不论是作为读者、作者,还是业余编者,都以成为“海外校园”这个团队中的一员而心存感恩。

 

本文原载于《海外校园》100期,2010年,原文链接https://yzd.oc.org/oc100-06/

与《海外校园》一同成长

熊璩


看着《海外校园》即将出版第100期,心中油然产生了一些感想∶

1. 遥记当年,苏文峰牧师创办《海外校园》之前,和我有过一些沟通。我对《海外校园》的编辑方向,极其赞赏。当时大多数基督教杂志,都只是较适合基督教教会内的人看的,太多的术语和教条,又或者仅仅是见证,很少对信仰在思想性、文化性方面,进行足够的讨论。

基督教历史学家马克诺尔(Mark Noll)写了一本书,叫做《福音派心智的丑闻》。他书中最突出的一句话就是∶福音派心智的丑闻就是没有什么心智(头脑)。而《海外校园》杂志的出发点就是“有情、有理、有灵”,三种特色兼备。不要小看了这三个要点,它反映了对人高度的同情,而不只是批评挞伐。它也反映了用论理代替说教,以及针对心灵而不只是大脑的方针。

2. 我从小对文字工作很感兴趣,对华人基督教文字工作的前辈苏恩佩姐妹,极其钦佩,也受到她许多的鼓励,这奠定了我对文字工作的爱好。《海外校园》创办后,我即应邀投稿,因此,我既是《海外校园》的读者,也是作者。

我一向喜欢思想性的东西,但驾驭中文的能力不足,所以文章常常用词生硬。加上个性严谨,所以,在为《海外校园》写稿初期,和编辑蔡越有很多“拉锯战”,即使她改我一个字,我也要弄清楚是为什么。一篇文章,甚至可以和她来回讨论十余次。

渐渐地我开始改变,从起初不了解编辑为什么这么改,到发现她这样修改后文章确实清楚了很多,我开始了学习和修正,慢慢改变了写作风格。近年来,我的文章得到了蔡编辑的大力肯定∶“在信仰层面和思想方面都有相当的深度,也有很高的可读性……” 我想这是她对我的鼓励,也是我和《海外校园》一同成长的结果。

3. 和《海外校园》编辑苏文峰牧师夫妇的交往,让我看到神的恩典,而不仅仅是冷酷的律法。他们夫妇能够接纳我这有残缺的人,常常给我鼓励。他们看问题的时候,不仅是从批评论断的角度,更会从上帝的恩典的角度。这种恩典的原则,是基督教信仰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行出所说的,他们这种把爱和恩典落实到生活中的风格,也自然反映在《海外校园》中。

我相信,不仅当年《海外校园》的创刊,正好契合当时海外学子的心灵需要,在这100期的时候,以及在未来的日子,《海外校园》仍然会尽到对时代的责任。

 

本文原刊于《海外校园》100期,2010年,原文链接https://yzd.oc.org/oc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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