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2.10.22

陈世贤

六月某天收到谈妮姐的讯息，邀我写篇文章分享与《举目》的关系，还特别叮咛我不要歌功颂德。然而，我翻看我们间的对话纪录，发现这一路同工的路上，覆蓋了满满的恩典与收获，不能不说。对我而言，“投稿《举目》”这件事，是一种灵性的操练。

一、大学时的文字投稿经验

大学时，我对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颇有信心，又感心中有许多远见与抱负想对教会诉说，于是投稿了台湾某基督教报纸，以一位年轻基督徒学生的角度针砭时弊。

后来，我发现编辑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修改了我的文章内容并径直刊登，我虽可以理解对方赶稿的压力，但仍受到极大冒犯：难道对方不晓得，对作者而言每个字都是斟酌后才生出的骨肉吗？于是我趾高气扬地停止投稿。

现在回想，当时的我是何等无知，不知道人家愿意收我的稿，不是基于我的内容精彩，而是基于我这人年纪尚轻，可以作为鼓励。

二、读神学院时遇到谈妮姐

后来我在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进修，硕一的某天，收到了谈妮姐的脸书邀稿讯息，说注意到了我的文字，请我写一篇文章试试。当时的我对海外华人教会一无所知，只认识她那驯龙高手的大头贴，看着可爱，又觉得自己确实停笔一段时日、有恩赐却不服事有些遗憾，于是重新提笔。

三、从“专家”转为“同工”姿态

过去的我心态跋扈，只觉得在文字工作中作者是某种专家，写出重要的作品来“拯救”教会，而这过程中，编辑、出版社只是打作者的下手，负责将作者的宝贵话语搬运到读者面前、供读者恭读。

我错得离谱！谈妮姐一开始就把我的文章改得满江红，让我怀疑自己的母语到底是不是中文。此外，她带我看得更广，明白作者自己写文章时是单篇的，因此容易想论述的尽量详尽，结果就是长到没人想看。但在杂志中，每篇文章都有各自的角色功能、彼此相辅相成，所以单一作者不需要肩负全部重担、不需抱持救世主情节。

谈妮姐帮助我明白，编者就是那群站在作者与读者间的桥梁，他们告诉作者实话（也就是读者的阅读容量），并与作者们形成团队一起合作。

我知道一些年轻的作者可能不喜欢自己的文字被删改，但现在的我觉得自己很需要这些框架、批判。如今，我几乎不太反对编者对我文字以及分段的修改，我学会了团队同工、不再单打独斗，我学会相信编辑的判断与见识，同工提醒了我“我只是我”，我以外的事，要相信他人。而对此，我学会感恩：若生命中能有一位愿意花时间把我最精髓的文章改成小学生作文的编辑，是极大的祝福。

四、从“在地”扩张为“全球”想像

在台湾长大的我容易针对台湾情境写作，书写时心中假想的对话伙伴以及待解难题也都是台湾处境，投稿《举目》，是我第一次被告知要涵盖未识的读者们，也就是遍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人基督徒。

这是一种特别的服事体验，我需要另花时间认识其他地区华人教会的状况，写作时又要假想不同地区的读者读了我的文字后会有什么反应，然后我慢慢地发现，我平常思考、服事台湾在地教会的心胸也变宽广了，我知道上帝的工作超越我的眼前所见，对很多事也不再那么执著或悲观。

五、保持学术性牧养的关注

后来我赴美进修，离开了熟悉的人群跟服事的群体，在那个高度思辨的环境中，是《举目》帮助了我将在美国的所学与教会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让我的学术保持牧养的关怀，而我对牧养的思考则增加了学术深度。

谈妮姐提醒我，下笔时要心中温柔，俯就读者的程度与信仰经历，不管是神学还是公共议题，都要深入浅出，这“爱读者”的呼吁与我内在的某个试探形成张力：在我里面，我是自卑的，因此时常想用一些高深的抽象概念或复杂的议题论述，来掩盖自己的不足，我喜欢把一件简单的事说得复杂，以显出自己是某种高深的专家。然而，当我的目标是帮助读者，而非高举自己时，我就需要调整我的用字遣词以及讲话的方式。

六、结语：在被爱中被修剪

与《举目》的同工过程，也是上帝修剪我生命的过程，有次我跟谈妮姐提到我担忧自己的不成熟会坏事，她反而对我说：“不要担心你的不成熟，如果你不介意我批评的话。”是呀，有位成熟的编辑在场，不成熟的作者怎能有办法伤害读者呢！

回顾这段同工过程，虽然至今我仍未与谈妮姐谋面，但我很清楚地感受到她对我的爱，她以文章的批改以及属灵洞见的分享来爱我。身为作者，被一位编辑爱着却不被修剪，生命的成长是缓慢的；反过来说，若被一位编辑修剪却不被爱，这样的关系是可怕的。然而，我竟能有这福气，既被修剪又被爱着，为此我感谢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