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道

本文原刊于《举目》20期

隽词佳句未必好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在大陆一度肆虐，令无暇、无心思索生命意义和属灵世界的中国人，痛切体会到信仰的重要。于是社会的震荡和蔓延的恐惧，反而成就了传福音的良机。如某青年团契向大众分发福音单张，在不足一个月内印刷20余万份，仍不敷需求。

           但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人数逾千的大型教会的牧师，在主日讲道时，将这疾病的突如其来和凌厉可怖，解释为上帝对中国人拜偶像的审判。在彼时的气氛环境中，于公开的讲台上宣布这样的道理，勇气诚可嘉矣。

           只是，令人疑虑的是，讲道者似乎无意为这惊人之语提供周详的论证。不管是引用旧约圣经中埃及和以色列人遭遇的瘟疫，来诠释当代的危机，还是从罪的后果，来探讨疾病和苦难，严谨的讲道必须绘出可以将圣经的独特历史，应用在今时今地的根据。但神的仆人却偏偏没有花费气力这样做。

           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离开那天的聚会时，是带着悚然的心情和祷告的愿望的。但这样的效果，是否可以成为任意解经的借口？我们可以举出太多例子，是从经文中的一个单词、一个概 念中，产生出一篇讲道，却将抽离了圣经的上下文脉，亦全然不考虑原作者的意图。我们从经文中得出的“亮光”或旁人不曾发现的新鲜意念，是否能够凌驾解经的 规范？

          当讲台的信息，从内容到结构都不是来自圣经，或者充其量是对某处经文的联想和随意发挥，我们是否极泰来仍可以声称会众得到造就或者激励，来证明所传讲的是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当一篇讲道令听众如醉如痴的时候，谁能保证这并非某种的自我耽溺呢？

          使徒保罗的时代，那些在教会中另传“别的福音”的假教师们，大都是擅长辞令、人气强劲的角色。但保罗一再强调，自己的信息来自上帝的启示，福音的内容不能由听众是否得到帮助来验证（《林后》11-12章）。

           今日的华人教会，不乏择枝而栖的“候鸟型”宗教消费者。对福音的忠实、不妥协，就尤为重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准确地传讲上帝的话语，是传道者最重要的呼召。

           教会可以容纳气质内向或是管理能力平庸的牧者，却承担不起谬讲圣经的传道人。也许神的仆人在讲台上面对的最大考验，是放弃那些看似精采却不尽符合圣经含义的 “亮光”或隽词佳句，不管它们能造成多“轰动”效果与回应。正如鲁益师（C. S. Lewis）提醒我们的，基督教会重大的困难，是让听众明白：我们宣讲这信仰，不在于它的优美动人，而仅仅因为我们认定这是真理。

劣质解经的戕害

          戕害教会健康的，与其说是劣质的讲道，毋宁说是劣质的解经。传道人对解经方法的无知，及由此带来的对圣经的滥用和简化，是中国教会的极大危机。

          一个例子，就是圣经注释本（study Bible）和圣经辞典类工具书，在中国教会供不应求。甚至某些基层的传道人，仅凭借一两本工具书便可以组织培训。而教师和学生的差别遂在乎占有资料的多寡。这是今日许多培训工作的现实。

          注释本圣经的成功和危险，是在于它提供快餐式的答案，而非具有逻辑的圣经神学。传道人可以熟读圣经并解答疑难经文，却不知如何表达圣经在特定问题上的一致性立场（例如离婚与再婚），及说明新约与旧约的关系，教会与家庭的准则等等。

           另一种极端现象，则是所谓属灵精英的心态。有的人动辄相信，自己透过祷告与默想，便可以掌握圣经中的奥秘和属灵生命的真谛，而不必借助任何圣经注释和神学系统。这似乎是相当合理的进路：宗教改革岂不是宣布了“唯独圣经”吗？历史上的教会伟人如王明道先生，岂不就是从不使用注释书吗？

           中国教会读经的热忱和对圣经的尊崇，无人能与之匹敌。但我们拥有一册圣经在手，是否便可以发展出整套信仰系统？标榜自己本乎圣经的人常常忘记，其实没有人可以幸免于神学的默认和偏见──发现圣经或浅或深的脉络，将任何一段经文同整本圣经关联，正是神学的课题。

           中国城市教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查经班中，每当因某段经文引发讨论，而莫衷一是的时候，团契领袖或同工常见的对策，便是将经文的解释归结为神学问题。而一旦涉嫌学术，便自然对生命的长进没有意义。但难解的经文可以略过不提，信仰的疑惑却无法忽略不计。人们贬低神学的倾向，不仅是掩盖无知与疏于思考，也是教会 生活的致命疾病。

           有人说，当一个思考的基督徒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上，神学便是不可避免的事。研究者发现，当信仰成为可以自行选择，任何宗教背景下的年轻人，都不会未经批判、反省，就接受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他们生存其中的多元文化，根本不会允许他们那样做。遗憾的是，我们常以拥有圣经真理自居，却不去鼓励人自觉地运用神的话语思考。

           年轻的教会牧者兼基督教杂志 Re: generation Quarterly的发行人比尔．哈利（Bill Harley），介绍自己教会成长的经验说，他的教会非常尊重和鼓励人们思考。但他发现大多数教会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感到难过。

           中国教会的悲哀，就是为了强调“生命”而摒弃真诚的思考，使信仰撤退到基督徒的内心世界。教会对神学敬而远之的结果，便是圣经诠释中，高度的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

聆听传统的声音

           有人根据《约壹》2：27认定，除了圣灵的光照之外，任何学术工作都无助于我们理解圣经。

           这种看法正确吗？也许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中得到启发：改革者们不仅提出人人皆祭司的口号，也同时强调诉诸圣经原文的重要。这其实是重要的平衡──如果后者占了上风，我们就不得不对学者们言听计从；如果前者占了上风，则会导致每个人任凭己意解释圣经的无政府状态。

          宗教改革者反对教会垄断圣经的解释，却未怀疑过教会传统的价值。加尔文是在当时无出其右的解经大师，但他从未认为自己可以越过历代的释经传统而另辟蹊径。他的巨著《基督教纲要》，在二十年间屡次修订，每次都大篇幅增加，历代教父的传统诠释。在改革运动的轰鸣中，他始终在侧耳聆听传统的声音。

          也许加尔文知道，敬虔的信仰及圣灵的恩赐，并不能担保我们对圣经的诠释不会出错。因此聆听同我们一样尊崇圣经的基督徒，相信上帝在历代圣徒身上都有其独特工作。即使理解上的歧见不会迎刃而解，至少可以避免我们的偏狭与肤浅。

           停止了聆听，势必使得独断的诠释在教会中通行：我们要么倚靠个人主观的臆测，要么盲目追随权威的判断。这权威可能是圣经专家、宗派传统，也可能是有领袖魅力的传道人。

        一位面对信仰挣扎良久的基督徒作家醒悟到，“一个只想听到自己声音的人，他听到的只能是自己的声音。”反之，我们对真理的兴趣和热情，会推动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停歇地聆听圣经。

          有时候，纵使我们拥有了严谨而详尽的圣经注释，仍会需要带着新的需要来到圣经面前。有些问题是神的每个儿女必然遇到的，有些则是上帝安置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的特殊问题，逼使我们聆听圣经寻找解答。正确的解经始于正确的提问，尽管知道会有错误与歧见，我们仍然殷勤寻找经文的真意，因为知道圣经真理独立于我们理解它或误解它的能力，也独立于我们接受它或拒绝它的意愿。

           我们聆听的目的，不仅是为洞悉圣经的堂奥，也是为了信仰生活中最大之事：认识神，并且活出义人的生命。正如神学家卡森（D. A. Carson）在《再思解经错谬》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坚信圣经的功能，在于它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所拥抱的教义，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尽所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聆听它。”

           这样的聆听，让基督徒勇于承认自己先前的主张不尽完全，甚至全盘错误，也会让我们不惜与同伴和时代参差牴牾。但每个基督徒终有一天会懂得：理解圣经离不开顺服的聆听；我们事奉的品质，至终要取决于我们明白和顺从上帝话语的多少。理解和传讲真道，实在是辛苦的使命，但我们面对圣经的态度，真的是“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提后》2：15）吗？我一直在问自己。

作者来自中国，现居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