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贡献
许多美国人都是看着葛培理布道大会（在电视上的转播）长大的，对他的信息和他的呼召都非常熟悉。而谢博伟先生（George Beverly Shea，“美国最受热爱的福音歌唱家”）低沉敦厚的歌声，是葛培理布道大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六十年来，他是葛培理牧师忠实的同工，一首自谱的“我宁愿有耶稣”，可能是人们所最熟悉的歌。对在美国长大的人来说，“葛培理布道大会”，几乎与“母性”和“苹果派”一样，成为生活中熟悉的图像。
六十多年来，葛培理牧师曾经向全球超过185个国家、30亿人口，传过福音（包括经过传媒），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布道家。他承传慕迪（D. L. Moody）和孙培理（Billy Sunday）的大型布道方式，利用专业性的会前作业，新的传播媒体，简明的讲章，以基督为中心的爱的信息，公开的呼召，加上对各种教派的包容和合作，使 得布道成果昭彰。
1949年9月，洛杉矶的布道大会，每晚满座，有时九千人的帐篷挤了两万人。许多人悔改，包括著名的明星和黑社会头头。 赫斯特报系的大老板，通知旗下各报社大力正面报导，引起其它媒体也相继跟进。连续八周下来，共有35万人参加，三千人表示愿意接受福音。葛氏布道会自此受到广泛注意。
1954年，葛培理布道团再次来到英国伦敦。超过二百万人参加聚会，约四万人决志。并且首次得到英国国教正式的支持，葛氏普 世宣教的形像于焉建立。此后，葛氏更到澳洲、欧洲、非洲、亚洲各地，聚会常逾十万人。在韩国汉城旧机场上布道，会众达到百万，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聚会。
1957 年，纽约31个宗派，1700个教会，联合邀请葛氏举行16周的布道会。参加人数共达230万人，超过慕迪和孙培理二大布道家记录的总和；有五万五千人决 志。葛氏亦不顾反对的声浪，公开支持民权运动，不但邀请马丁‧路得‧金作会前祷告，并且还特地到哈林区举行布道。
葛氏不但热心普世宣教，而且对推动兼容性的福音派运动不遗余力。他强调祷告、宣传、合作的重要性。他自己虽然不是学者，也非神学家，但却能够借重他人的优点，兼容并蓄。他集合世界各地福音领袖，多次举行了世界性宣教会议。
1966 年，由葛培理布道团赞助，在柏林召开世界福音会议（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由葛培理牧师和卡尔‧亨利博士（Carl Henry）共同主持，司徒德牧师（John Stott）为主要讲员。大会主题是“一个种族、一个福音、一个使命”。会议重申，传福音是教会最主要的职事。
葛培理牧师所领导召开的1974年洛桑会议，是一次划时代的福音会议。葛氏是大会名誉主席，司徒德牧师为大会主席及主要讲员，而且是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亲手草拟了《洛桑信约》。
3000名出席者来自150个国家（50%来自第三世界），会议的主题是，“让全地听祂的声音”。会议旨在为福音工作提供一个稳固的圣经基础，用圣经的立场面对世界问题，正视教会的社会责任。
会议肯定了传福音和社会责任两者，同是教会的重要使命，肯定了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并见证出福音派教会间的团结。从此，福音派正式成为更正教的主流（1）。
许多人认为，1974年的洛桑会议对福音运动的重要性，不亚于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对天主教会所产生的影响。
葛培理布道团也多次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国际布道者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Itinerant Evangelists, 1983, 1986，2000），以促进福音广传。在2000年那次的会议中，共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万一千两百多名布道者参加（70%来自第三世界）。这次虽然葛氏因为动脑部手术不能赴会，但是他的影响力丝毫不减。
会中，司徒德牧师主讲“圣经为本的布道信息”，巴刻博士主讲“福音的内容”。讲员中还包括香港《突破》杂志的蔡元云医生。从信息安排可以看见，大会不再只强调传福音的技巧，更是注重布道者的生命素质，并表明布道不能与神学分割（注2）。
除此之外，葛培理布道团还组织培训活动，出版了福音性与造就性的刊物。葛氏高瞻远瞩，深深了解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基督徒对文化的使命。1955年，在他 的推动下成立了《今日基督教》杂志社。他从富勒神学院找来了卡尔‧亨利博士做主编。这个机构和它所出版的刊物，及其所展现的稳重而开明的风格，大大拓宽了 基督教文字工作的空间，领导了基督教界与时代的对话。
葛氏不但忠心，领导能力强，而且有操守、谦卑、坦诚、不隐瞒自己的失败。葛培理布道团纪律严明，账目公开，六十年来没有出过任何丑闻。他自己出版书籍的所得，也全部捐献给其它福音机构（注3）。
从来没有人把葛氏当作很有成就的学者来看待，也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属灵深度的神学家。从他早年的挣扎，可以看出他也了解自己的限度，但他忠心到底（注 4）。《时代杂志》称他是更正教的“教宗”（注5），不仅因为他作了“总统们的牧师”，更肯定他的贡献和影响力（注6）。他本人信仰纯正（注7），但又是 超越教义和宗派争执。因为他从同情接纳、而不是定罪否定的角度来与人相待，使他可以与意见不同的人共事。这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引起争议
最近这次，葛培理牧师选择纽约市，作他布道大会的最后一站，是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因为在近五十年前（1957），葛培理牧师第一次在纽约布道，既是极大成功，也是极大争议的开始（注8）。并且，在他的事工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当年反对葛培理牧师最有力的，有两批人士。一批是由联合神学院广受尊敬的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教授，所领导的“前卫”基督教人士。他们认为葛氏所描绘的基督教过分简单，没有洞察今世的复杂性，好像是在推销一个医治百病的万灵丹。
另一批更大的阻力，来自保守的基要派人士。这次布道会是葛氏与基要派正式的决裂。他于1951年和1954年两度拒绝了纽约保守教派的邀请，认为他们圈圈划得太小，没有代表性。
在这布道会上，他却接受了纽约市更正教协（the Protestant Council of NYC）的邀请。纽约更正教协是隶属于国家教协（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的系统，早就被保守人士看为自由派的组织，是披着羊皮的狼。葛氏此举，在基要派的心目中，是走上了妥协的道路，从圣经的“基要真理”中 堕落了（注9）。
此后，攻击葛培理牧师作风的人很多（注10），大体上归纳为：葛培理牧师背弃了基要派的信仰（在他们的眼中，就是背弃了信仰）。
葛氏受到的主要的指控包括：与天主教会挂钩（注11）；与灵恩派合作；与宗教右派划清界限（注3）；推荐RSV版本的圣经（此版本虽被公认为最忠于原文，但 却是自由派的国家教协赞助的）；与自由派（等于不信派）人士合作；支持民权运动（注12）；容许妇女讲道；接受基督教摇滚乐；接纳同性恋者（葛氏反对同性 恋）；反对用暴力手段对待堕胎诊所；倡导基督徒应有社会关怀（即是鼓吹社会福音）；赞成与苏联和共产中国打交道；等等。
总之，攻击葛氏的人认为，为了推广布道工作，葛氏与世妥协，没有遵守圣经的教训，分别为圣。
对基要派而言，遵行上帝的话语，远比传福音重要；持守教条的纯正（走分离路线），远比爱心（接纳包容）重要。因此，妥协就是投降。必须划分界线，竭力持守真 理。不但不要在他人的恶上有分，更不可以让新信主的人，到那些“自由派”或是“异端”的教会去。信与不信不可有任何相交，特别是在传道事工上。
他们攻击葛氏，引用的圣经节包括：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林后》11：13）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14：15）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1：10）
“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23：1-2）
这些圣经原则都是非常可贵的，他们不妥协的原则也是十分可敬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被人尊敬的司徒德牧师、巴刻博士和卡尔‧亨利博士，都支持葛培理牧师的路线呢？
其实，这些人也在被批评之列，而且也被戴上了“新福音派”的帽子。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批评的背景。
第一，极大多数的争执，都是因为各人对圣经的了解有差异，是解经的问题，而非是否尊重上帝话语的问题。
第二，是态度的问题。若有一批人总认为，自己的路线是唯一代表真理的，他人若与我不一致，那就是走错路了。所以，“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这种态度造成了许多无谓的冲突和敌意。基要主义者往往有这种心态。
这就好像一场竞赛，看谁更为正统。其实，这世界上可能没有两个人，对圣经的看法和立场会完全一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尺度衡量正统，那么，到底谁更正统呢？
“我若是正，你就只好是‘斜’的了”，这种自以为义，唯我独是的做法，是骄傲的表现，也是主耶稣和使徒保罗所厌恶的。十七世纪时，英国的巴斯特 （Richard Baxter）说了一句名言：“在主要的信条上要有一致的立场；在次要的信条上要给人自由度；在一切事上要用爱心包容。”在今天这或许是最恰当的忠告。我 们不是上帝，所以不应该随便给人扣大帽子。只要我们在主要的信条上统一了，为什么不可以同工呢？
对于与不同派别的对话或合作，葛氏曾说：“作为一个福音的宣告者，跟作圣经学校的校长，或是作教会的牧师，或是神学教授，完全不一样。后者需要有一个坚定的神学立场，前者则需有能够与人沟通的弹性。”（注10）
对传递福音信息的人来说，他是在向异教或异文化寻求对话，传递信息，或是讨论彼此关切的问题。如果他对异文化，迳自用自己的观点来定罪，用敌意的态度来沟通，对方是很难了解他的。这是谁的错呢？我们可以轻易用以赛亚的话说：这百姓是油蒙了心，无药可救吗？
葛培理牧师不是完人，但我们非当事人，往往不能真正了解背后的动机与隐情。例如，他与尼克松总统非常接近，水门案发了以后，还是非常信任尼氏。因此，有人取 笑他趋炎附势。当然，他与人表同情的作风，很可能有时被人利用。后来，当水门案水落石出以后，葛氏非常痛苦，以致呕吐（注3）。
末了的话
从葛培理牧师的一生，我们看见了一位忠心、爱主、服事神的伟人。他谦和、宽大、诚恳、坦诚、有操守，而且总是用同情的心态来面对人，和人的疾苦。他对廿世纪基督教界的贡献甚大。他领导力强，有眼光，将福音派团结、凝聚成一股新的动力，的确是功不可灭。
为了工作，他经常旅行，牺牲了很多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幸好有一位贤内助，使他没有后顾之忧。纵然如此，他的工作还是给家庭带来了许多痛苦。他的大儿子，法兰克，有好一阵子非常反叛。葛氏自己承认（注9），他曾有过在家庭派对上认不出自己孩子的丑事！
美国广播公司的20/20节目主持人，Hugh Downs，在1997年采访时问葛氏说，若葛氏去天堂，第一件想问上帝的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主啊，你为什么选择我作门徒？我实在不配。”
这，出自一个没有矫饰的人的口，的确是一个伟大心灵最真切的写照。
注：
1.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第十课《司徒德与福音派教会的发展》，更新资源（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11月二版。
2. 胡志伟牧师：〈阿姆斯特丹2000全球布道者大会现场报导，教新通讯〉，2002年八月。可参见�Ghttp://www.hkcrm.org.hk/event/seminar/20000804/amsterdam_2000.htm
3. ABC 20/20, Billy Graham’s Crusade, May 2, 1997.
4. Collin Hansen, Turning Point, The Day God Settled the ‘Bible Questions’ for Billy Graham, Christian History, Fall, 2004�A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h/2004/003/11.46.html.
5. Harold Bloom, Billy Graham, Time Magazine, June 14, 1999.
6. 可参考�Ghttp://en.wikipedia.org/wiki/Billy_Graham所列葛培理牧师获得的奖章和头衔。
7. 请参考布道团的信仰宣言�Ahttp://www.billygraham.org/StatementOfFaith.asp.
8. Collin Hansen: One Last Gotham Visit for Billy Graham, June 17, 2005,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hist … wsletter/2005/jun17.html.
9. Billy Graham, Just As I Am: The Autobiography of Billy Graham, Harper, 1997.
10. 为了减少谣言，和片面记录的偏差，笔者推荐下面两个来源：
1）由Bob Jones大学所出版的The Tragedy of Compromise, by Earnest Pickering, 1994.（可参考http://www.itib.org/articles/tragedy_ … dy_of_compromise_3-2.html）
2）John R. Rice, Ecumenical Excuses for Unequal Yokes, The Sword of The Lord Publication （可参考http://www.gotothebible.com/HTML/ecumenicalexcuses.html）
11. 关于天主教会的问题，因为牵涉较广，将由另文专门讨论。
12. Harold Myra & Marshall Shelley, Jesus and Justice, Christianity Today Online, June 24, 2005,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5/125/52.0.html.该文是从作者新书，The Leadership Secrets of Billy Graham，中摘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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