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貢獻
許多美國人都是看著葛培理佈道大會（在電視上的轉播）長大的，對他的信息和他的呼召都非常熟悉。而謝博偉先生（George Beverly Shea，“美國最受熱愛的福音歌唱家”）低沉敦厚的歌聲，是葛培理佈道大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六十年來，他是葛培理牧師忠實的同工，一首自譜的“我寧願有耶穌”，可能是人們所最熟悉的歌。對在美國長大的人來說，“葛培理佈道大會”，幾乎與“母性”和“蘋果派”一樣，成為生活中熟悉的圖像。
六十多年來，葛培理牧師曾經向全球超過185個國家、30億人口，傳過福音（包括經過傳媒），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佈道家。他承傳慕迪（D. L. Moody）和孫培理（Billy Sunday）的大型佈道方式，利用專業性的會前作業，新的傳播媒体，簡明的講章，以基督為中心的愛的信息，公開的呼召，加上對各種教派的包容和合作，使 得佈道成果昭彰。
1949年9月，洛杉磯的佈道大會，每晚滿座，有時九千人的帳篷擠了兩萬人。許多人悔改，包括著名的明星和黑社會頭頭。 赫斯特報係的大老闆，通知旗下各報社大力正面報導，引起其它媒体也相繼跟進。連續八周下來，共有35萬人參加，三千人表示願意接受福音。葛氏佈道會自此受到廣泛注意。
1954年，葛培理佈道團再次來到英國倫敦。超過二百萬人參加聚會，約四萬人決志。並且首次得到英國國教正式的支持，葛氏普 世宣教的形像于焉建立。此後，葛氏更到澳洲、歐洲、非洲、亞洲各地，聚會常逾十萬人。在韓國漢城舊機場上佈道，會眾達到百萬，是有史以來人類最大的聚會。
1957 年，紐約31個宗派，1700個教會，聯合邀請葛氏舉行16周的佈道會。參加人數共達230萬人，超過慕迪和孫培理二大佈道家記錄的總和；有五萬五千人決 志。葛氏亦不顧反對的聲浪，公開支持民權運動，不但邀請馬丁‧路得‧金作會前禱告，並且還特地到哈林區舉行佈道。
葛氏不但熱心普世宣教，而且對推動兼容性的福音派運動不遺餘力。他強調禱告、宣傳、合作的重要性。他自己雖然不是學者，也非神學家，但卻能夠借重他人的優點，兼容並蓄。他集合世界各地福音領袖，多次舉行了世界性宣教會議。
1966 年，由葛培理佈道團贊助，在柏林召開世界福音會議（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由葛培理牧師和卡爾‧亨利博士（Carl Henry）共同主持，司徒德牧師（John Stott）為主要講員。大會主題是“一個種族、一個福音、一個使命”。會議重申，傳福音是教會最主要的職事。
葛培理牧師所領導召開的1974年洛桑會議，是一次劃時代的福音會議。葛氏是大會名譽主席，司徒德牧師為大會主席及主要講員，而且是宣言起草委員會的主席，親手草擬了《洛桑信約》。
3000名出席者來自150個國家（50%來自第三世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祂的聲音”。會議旨在為福音工作提供一個穩固的聖經基礎，用聖經的立場面對世界問題，正視教會的社會責任。
會議肯定了傳福音和社會責任兩者，同是教會的重要使命，肯定了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並見證出福音派教會間的團結。從此，福音派正式成為更正教的主流（1）。
許多人認為，1974年的洛桑會議對福音運動的重要性，不亞于梵蒂岡第二次會議對天主教會所產生的影響。
葛培理佈道團也多次在阿姆斯特丹，舉行國際佈道者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Itinerant Evangelists, 1983, 1986，2000），以促進福音廣傳。在2000年那次的會議中，共有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一萬一千兩百多名佈道者參加（70%來自第三世界）。這次雖然葛氏因為動腦部手術不能赴會，但是他的影響力絲毫不減。
會中，司徒德牧師主講“聖經為本的佈道信息”，巴刻博士主講“福音的內容”。講員中還包括香港《突破》雜誌的蔡元雲醫生。從信息安排可以看見，大會不再只強調傳福音的技巧，更是注重佈道者的生命素質，並表明佈道不能與神學分割（註2）。
除此之外，葛培理佈道團還組織培訓活動，出版了福音性與造就性的刊物。葛氏高瞻遠矚，深深了解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基督徒對文化的使命。1955年，在他 的推動下成立了《今日基督教》雜誌社。他從富勒神學院找來了卡爾‧亨利博士做主編。這個機構和它所出版的刊物，及其所展現的穩重而開明的風格，大大拓寬了 基督教文字工作的空間，領導了基督教界與時代的對話。
葛氏不但忠心，領導能力強，而且有操守、謙卑、坦誠、不隱瞞自己的失敗。葛培理佈道團紀律嚴明，賬目公開，六十年來沒有出過任何醜聞。他自己出版書籍的所得，也全部捐獻給其它福音機構（註3）。
從來沒有人把葛氏當作很有成就的學者來看待，也沒有人認為他是一個很有屬靈深度的神學家。從他早年的掙扎，可以看出他也了解自己的限度，但他忠心到底（註 4）。《時代雜誌》稱他是更正教的“教宗”（註5），不僅因為他作了“總統們的牧師”，更肯定他的貢獻和影響力（註6）。他本人信仰純正（註7），但又是 超越教義和宗派爭執。因為他從同情接納、而不是定罪否定的角度來與人相待，使他可以與意見不同的人共事。這都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引起爭議
最近這次，葛培理牧師選擇紐約市，作他佈道大會的最後一站，是有其重大的歷史意義的。因為在近五十年前（1957），葛培理牧師第一次在紐約佈道，既是極大成功，也是極大爭議的開始（註8）。並且，在他的事工上，具有分水嶺的意義。
當年反對葛培理牧師最有力的，有兩批人士。一批是由聯合神學院廣受尊敬的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教授，所領導的“前衛”基督教人士。他們認為葛氏所描繪的基督教過分簡單，沒有洞察今世的複雜性，好像是在推銷一個醫治百病的萬靈丹。
另一批更大的阻力，來自保守的基要派人士。這次佈道會是葛氏與基要派正式的決裂。他于1951年和1954年兩度拒絕了紐約保守教派的邀請，認為他們圈圈劃得太小，沒有代表性。
在這佈道會上，他卻接受了紐約市更正教協（the Protestant Council of NYC）的邀請。紐約更正教協是隸屬于國家教協（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的系統，早就被保守人士看為自由派的組織，是披著羊皮的狼。葛氏此舉，在基要派的心目中，是走上了妥協的道路，從聖經的“基要真理”中 墮落了（註9）。
此後，攻擊葛培理牧師作風的人很多（註10），大体上歸納為：葛培理牧師背棄了基要派的信仰（在他們的眼中，就是背棄了信仰）。
葛氏受到的主要的指控包括：與天主教會掛鉤（註11）；與靈恩派合作；與宗教右派劃清界限（註3）；推薦RSV版本的聖經（此版本雖被公認為最忠于原文，但 卻是自由派的國家教協贊助的）；與自由派（等于不信派）人士合作；支持民權運動（註12）；容許婦女講道；接受基督教搖滾樂；接納同性戀者（葛氏反對同性 戀）；反對用暴力手段對待墮胎診所；倡導基督徒應有社會關懷（即是鼓吹社會福音）；贊成與蘇聯和共產中國打交道；等等。
總之，攻擊葛氏的人認為，為了推廣佈道工作，葛氏與世妥協，沒有遵守聖經的教訓，分別為聖。
對基要派而言，遵行上帝的話語，遠比傳福音重要；持守教條的純正（走分離路線），遠比愛心（接納包容）重要。因此，妥協就是投降。必須劃分界線，竭力持守真 理。不但不要在他人的惡上有分，更不可以讓新信主的人，到那些“自由派”或是“異端”的教會去。信與不信不可有任何相交，特別是在傳道事工上。
他們攻擊葛氏，引用的聖經節包括：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林後》11：13）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14：15）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麼？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加》1：10）
“耶和華說：那些殘害趕散我草場之羊的牧人，有禍了。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斥責那些牧養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說：你們趕散我的羊群，並沒有看顧他們，我必討你們這行惡的罪，這是耶和華說的。”（《耶》23：1-2）
這些聖經原則都是非常可貴的，他們不妥協的原則也是十分可敬的。既然如此，為什麼被人尊敬的司徒德牧師、巴刻博士和卡爾‧亨利博士，都支持葛培理牧師的路線呢？
其實，這些人也在被批評之列，而且也被戴上了“新福音派”的帽子。
讓我們分析一下這些批評的背景。
第一，極大多數的爭執，都是因為各人對聖經的了解有差異，是解經的問題，而非是否尊重上帝話語的問題。
第二，是態度的問題。若有一批人總認為，自己的路線是唯一代表真理的，他人若與我不一致，那就是走錯路了。所以，“要為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爭辯”。這種態度造成了許多無謂的衝突和敵意。基要主義者往往有這種心態。
這就好像一場競賽，看誰更為正統。其實，這世界上可能沒有兩個人，對聖經的看法和立場會完全一致。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用自己的尺度衡量正統，那麼，到底誰更正統呢？
“我若是正，你就只好是‘斜’的了”，這種自以為義，唯我獨是的做法，是驕傲的表現，也是主耶穌和使徒保羅所厭惡的。十七世紀時，英國的巴斯特 （Richard Baxter）說了一句名言：“在主要的信條上要有一致的立場；在次要的信條上要給人自由度；在一切事上要用愛心包容。”在今天這或許是最恰當的忠告。我 們不是上帝，所以不應該隨便給人扣大帽子。只要我們在主要的信條上統一了，為什麼不可以同工呢？
對于與不同派別的對話或合作，葛氏曾說：“作為一個福音的宣告者，跟作聖經學校的校長，或是作教會的牧師，或是神學教授，完全不一樣。後者需要有一個堅定的神學立場，前者則需有能夠與人溝通的彈性。”（註10）
對傳遞福音信息的人來說，他是在向異教或異文化尋求對話，傳遞信息，或是討論彼此關切的問題。如果他對異文化，逕自用自己的觀點來定罪，用敵意的態度來溝通，對方是很難了解他的。這是誰的錯呢？我們可以輕易用以賽亞的話說：這百姓是油蒙了心，無藥可救嗎？
葛培理牧師不是完人，但我們非當事人，往往不能真正了解背後的動機與隱情。例如，他與尼克松總統非常接近，水門案發了以後，還是非常信任尼氏。因此，有人取 笑他趨炎附勢。當然，他與人表同情的作風，很可能有時被人利用。後來，當水門案水落石出以後，葛氏非常痛苦，以致嘔吐（註3）。
末了的話
從葛培理牧師的一生，我們看見了一位忠心、愛主、服事神的偉人。他謙和、寬大、誠懇、坦誠、有操守，而且總是用同情的心態來面對人，和人的疾苦。他對廿世紀基督教界的貢獻甚大。他領導力強，有眼光，將福音派團結、凝聚成一股新的動力，的確是功不可滅。
為了工作，他經常旅行，犧牲了很多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幸好有一位賢內助，使他沒有後顧之憂。縱然如此，他的工作還是給家庭帶來了許多痛苦。他的大兒子，法蘭克，有好一陣子非常反叛。葛氏自己承認（註9），他曾有過在家庭派對上認不出自己孩子的醜事！
美國廣播公司的20/20節目主持人，Hugh Downs，在1997年採訪時問葛氏說，若葛氏去天堂，第一件想問上帝的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說：“主啊，你為什麼選擇我作門徒？我實在不配。”
這，出自一個沒有矯飾的人的口，的確是一個偉大心靈最真切的寫照。
註：
1. 梁家麟：《基督教會史略》，第十課《司徒德與福音派教會的發展》，更新資源（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11月二版。
2. 胡志偉牧師：〈阿姆斯特丹2000全球佈道者大會現場報導，教新通訊〉，2002年八月。可參見�Ghttp://www.hkcrm.org.hk/event/seminar/20000804/amsterdam_2000.htm
3. ABC 20/20, Billy Graham’s Crusade, May 2, 1997.
4. Collin Hansen, Turning Point, The Day God Settled the ‘Bible Questions’ for Billy Graham, Christian History, Fall, 2004�A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h/2004/003/11.46.html.
5. Harold Bloom, Billy Graham, Time Magazine, June 14, 1999.
6. 可參考�Ghttp://en.wikipedia.org/wiki/Billy_Graham所列葛培理牧師獲得的獎章和頭銜。
7. 請參考佈道團的信仰宣言�Ahttp://www.billygraham.org/StatementOfFaith.asp.
8. Collin Hansen: One Last Gotham Visit for Billy Graham, June 17, 2005,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hist … wsletter/2005/jun17.html.
9. Billy Graham, Just As I Am: The Autobiography of Billy Graham, Harper, 1997.
10. 為了減少謠言，和片面記錄的偏差，筆者推薦下面兩個來源：
1）由Bob Jones大學所出版的The Tragedy of Compromise, by Earnest Pickering, 1994.（可參考http://www.itib.org/articles/tragedy_ … dy_of_compromise_3-2.html）
2）John R. Rice, Ecumenical Excuses for Unequal Yokes, The Sword of The Lord Publication （可參考http://www.gotothebible.com/HTML/ecumenicalexcuses.html）
11. 關于天主教會的問題，因為牽涉較廣，將由另文專門討論。
12. Harold Myra & Marshall Shelley, Jesus and Justice, Christianity Today Online, June 24, 2005,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5/125/52.0.html.該文是從作者新書，The Leadership Secrets of Billy Graham，中摘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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