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使徒 ——杨格非(魏外扬)

魏外扬

本文原刊于《举目》20期

           杨格非,为区域路线的代表。因 为他在华五十七年中,除了开头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后的岁月都立足于武汉,专心耕耘这个区域的福音禾场。同时对于邻近的省份,像人口众多的四川,以及最为 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尝试打开福音的通路。由于他来到华中的时间最早,驻留的时间很长,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因此被称为“华中的使徒”。遗憾的是 有关他的中文著述极少,希望透过这篇略传,我们对他能有较多的认识。

一、在家乡的准备

            杨格非生在英国威尔斯的斯温西城 (Swansea),才八个月大就失去了母亲,由敬虔爱主的姑妈抚养长大。十八岁丧父,幸而得到亲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会生活方面,因一位主 日学老师的用心鼓励,他不但背诵了许多圣经,而且培养出胆量和口才。十六、七岁时,他已是威尔斯一个颇有名望的讲员,经常接受邀请到各礼拜堂讲道,人称他 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并加入著名的伦敦传道会,等候差派。不过他最初的目标不是中国,而 是位于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该岛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正有急切 的需要,因此差会就将他们夫妇改派来中国。

          杨格非身材相当矮小,为此在伦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一件趣事。与他同往中国而身材高大的韦廉 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杨格非跟在后面,不料门警以为他是个来凑热闹的小孩子,于是将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在杨格非表明身分后,门警才放他 通行,却忍不住在背后质疑说:“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位鲁莽的门警当然不会料到,这个“小孩子”将会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学习

            经过四个多月的航程,杨格非夫妇与韦廉臣夫妇在1855年9月24日抵达上海。韦廉臣后来离开伦敦会,转任苏格兰圣经会驻中国的代表,并迁往烟台。1850 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年轻宣教士,他们在此一面学习,一面等候。在他们中间领袖群伦的,是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师。麦都思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他的祷告留给杨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积极寻求将 来的方向。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太平天国动乱也渐趋平息,中国门户果然更加开放,上海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真的来到。有些北上发展, 丁韪良从宁波北上京城就是一个例子,杨格非则选择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工场。遗憾的是麦都思已经在1857年离世,来不及看见他的祷告终于实现。

           在上海期间,杨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样,常到附近地区游历布道。有一回与同属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结伴而行,在苏州被民众误认为是太平军的间谍而遭受攻击。多年后慕维廉在回忆这件事时,很幽默地指出,杨格非因为假辫子绑得不牢,所以 一经暴徒拉扯就脱落,人也得以脱逃,他自己则因为假辫子绑得太牢而受了较多折磨。

三、在武汉的耕耘

            1861年六月间,杨格非与伟礼逊(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汉口,杨格非在兴奋与感恩中发出赞叹:“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经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可惜伟礼逊到汉口后一年多就病逝,使得杨格非单独挑起拓荒的担子,几年后才有新同工来到。

          杨格非是一个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教会后,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下乡布道难免会遇到危险,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 次难忘的经历。这一年过年后,杨格非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访问,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数以百计的群众一路尾随,并逐渐由好奇转为敌视,对他们大声 吼道:“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坚硬的泥块像骤雨般打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回程途中,马医生继续为 人治病,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并不因为遭受迫害而灰心。后来孝感教会十分兴旺,成为伦敦会在武汉以外的一大重镇,可见迫害往往成为教会的种子,古今皆然。

           杨格非最看重讲道,他在家乡就以讲道著名,到中国后虽转换语言,仍不减其讲道的威力与魅力。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贩夫走卒,都被他响亮的 声音与活泼的手势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离席。他也重视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写许多书刊,并成立名为“汉口圣教书会”的出版社。此外,办学校、设医 院、培育教会同工等事工一一开展,称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范。而杨格非时代创办的机构,如博学中学、仁济医院等,在湖北省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为 今日历史学家所肯定。

           翻译圣经也是杨格非投注许多心力的事工。杨格非认为文言文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艰深,而官话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 他主张采用浅文理这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在中国同工的协助下,浅文理的新约译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将这个浅文理译本,转译为一种较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官话译本。1899年爱丁堡大学颁赠博士学位给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圣经中译方面的卓著贡献。

          在浅文理版新约圣经的 序言中,杨格非向中国人推荐圣经的价值:“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 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 此书记之详明。”句句珠玑,特抄录于此。

四、对湖南的期待

             虽立足于武汉,以湖北为优先,但杨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国 全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湖南两省。1868年,杨格非与老友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结伴完成一次壮游,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转由陜西汉中回到武汉,路程八千里,历时五个月,实地考察风土民情,作为拟定宣教策略的参考。途经 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湖南是当时排外、反教最激烈的一省,因此期待湖南人能改变态度,接受宣教士定居传道,一直是杨格非心头的悬念。从1879年到1904年之间,杨格非前后十 一次进入湖南,亲身体验到当地官员和民众对传教士态度的转变。从以粪便、石块相待,到以轿子、锦旗迎送,其间真有天壤之别。1897年他第三次率同工前往 湖南布道时,又被阻挡而无法进衡州城,只好在城外为十三名决志者施洗。遥望城楼,无限感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4月6日,正好是我被按立为牧师四十 二周年的日子,我将永远记得这一天。”直到1901年四月间,第七次去湖南时,他才感受到空前的善意,因而用充满感恩的心情,在报告中写下“湖南之门已 开”(Hunan is open)这一句期待已久的话。

五、对中国的深情

           杨格非在中国五十多年,中间仅回英国三次, 而且每次都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出现严重的问题,才不得不回去休养。1905年是他来华的五十周年,同工们为他举办盛大的感恩礼拜,这位华中使徒说出他 对中国的深情:“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都给中国。”他的两个儿子回英国读书,后来都在美国就业,父子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其中有一次,竟然间隔二 十五年才见面,深藏的亲情也在陌生感中冻结,那真是一个令人情何以堪的场面。杨格非两次丧偶,幸有女儿回到中国,与同为宣教士的女婿和他作伴,才使他得享 亲情的慰藉。

           1911年11月杨格非在武昌起义的枪砲声中告别中国,回到英国后住进养老院,1912年7月26日离世。不论在中国或英 国,对他的纪念并未立刻消逝。1931年是他的百岁冥诞,伦敦会在汉口新建一间礼拜堂,命名为“格非纪念堂”,就是今日位于黄石路上的“荣光堂”。 1963年,在他去世五十多年后,他的故乡斯温西城特辟一座纪念花园,由市长与杨格非的一个牧师外孙一起剪彩,当地人都以本乡出了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为荣。

参考资料:
1. Noel Gibbard, Griffith John: Apostle to Central China (Bryntirion Press, 1998)
2. R. Wardla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1906)
3. 马敏,“二十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与湖北社会事业概述”专文,收在林治平主编:《从险学到显学》(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2年)

作者长期从事中国教会史研究,现任教于台湾中原大学。
本文选自中国学人培训材料中的《来华宣教士略传》。欢迎向本社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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