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使徒 ——楊格非

魏外揚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楊格非,為區域路線的代表。因 為他在華五十七年中,除了開頭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後的歲月都立足于武漢,專心耕耘這個區域的福音禾場。同時對于鄰近的省份,像人口眾多的四川,以及最為 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嘗試打開福音的通路。由于他來到華中的時間最早,駐留的時間很長,帶來的影響非常之大,因此被稱為“華中的使徒”。遺憾的是 有關他的中文著述極少,希望透過這篇略傳,我們對他能有較多的認識。

一、在家鄉的準備

            楊格非生在英國威爾斯的斯溫西城 (Swansea),才八個月大就失去了母親,由敬虔愛主的姑媽撫養長大。十八歲喪父,幸而得到親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會生活方面,因一位主 日學老師的用心鼓勵,他不但背誦了許多聖經,而且培養出膽量和口才。十六、七歲時,他已是威爾斯一個頗有名望的講員,經常接受邀請到各禮拜堂講道,人稱他 為“那個講道的孩子”。

           後來他決志獻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學院接受裝備,並加入著名的倫敦傳道會,等候差派。不過他最初的目標不是中國,而 是位于非洲東南方的馬達加斯加島,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該島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裡。不料此時島上發生動亂,宣教之門暫時關閉,而中國正有急切 的需要,因此差會就將他們夫婦改派來中國。

          楊格非身材相當矮小,為此在倫敦會舉辦的歡送會上發生一件趣事。與他同往中國而身材高大的韋廉 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楊格非跟在後面,不料門警以為他是個來湊熱鬧的小孩子,于是將他攔住,不許他進入會場。在楊格非表明身分後,門警才放他 通行,卻忍不住在背後質疑說:“他們怎麼派個小孩子到中國去呢?”這位魯莽的門警當然不會料到,這個“小孩子”將會成為中國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學習

            經過四個多月的航程,楊格非夫婦與韋廉臣夫婦在1855年9月24日抵達上海。韋廉臣後來離開倫敦會,轉任蘇格蘭聖經會駐中國的代表,並遷往煙台。1850 年代的上海,匯集了一批極為優秀的年輕宣教士,他們在此一面學習,一面等候。在他們中間領袖群倫的,是資深而博學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師。麥都思常這樣禱告:“主啊!求你在中國打開更多門戶,好分散你的眾僕人。”他的禱告留給楊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積極尋求將 來的方向。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太平天國動亂也漸趨平息,中國門戶果然更加開放,上海宣教士們分散的時機真的來到。有些北上發展, 丁韙良從寧波北上京城就是一個例子,楊格非則選擇溯長江而上,去華中開闢新的工場。遺憾的是麥都思已經在1857年離世,來不及看見他的禱告終于實現。

           在上海期間,楊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樣,常到附近地區遊歷佈道。有一回與同屬倫敦會的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結伴而行,在蘇州被民眾誤認為是太平軍的間諜而遭受攻擊。多年後慕維廉在回憶這件事時,很幽默地指出,楊格非因為假辮子綁得不牢,所以 一經暴徒拉扯就脫落,人也得以脫逃,他自己則因為假辮子綁得太牢而受了較多折磨。

三、在武漢的耕耘

            1861年六月間,楊格非與偉禮遜(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漢口,楊格非在興奮與感恩中發出讚嘆:“這一條美麗而宏偉的河流,已經成為福音使者們的大道!”可惜偉禮遜到漢口後一年多就病逝,使得楊格非單獨挑起拓荒的擔子,幾年後才有新同工來到。

          楊格非是一個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領袖,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都建立教會後,就開始向周圍城鄉發展。下鄉佈道難免會遇到危險,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 次難忘的經歷。這一年過年後,楊格非與馬根濟醫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請前往訪問,不料卻遭到一場幾乎致命的攻擊。數以百計的群眾一路尾隨,並逐漸由好奇轉為敵視,對他們大聲 吼道:“滾回漢口去!殺死洋鬼子!”堅硬的泥塊像驟雨般打在他們身上,使他們血流滿面,幸而在幾名中國信徒的護衛下,才得以脫身。回程途中,馬醫生繼續為 人治病,楊格非也繼續對人講道,並不因為遭受迫害而灰心。後來孝感教會十分興旺,成為倫敦會在武漢以外的一大重鎮,可見迫害往往成為教會的種子,古今皆然。

           楊格非最看重講道,他在家鄉就以講道著名,到中國後雖轉換語言,仍不減其講道的威力與魅力。無論是知識分子或販夫走卒,都被他響亮的 聲音與活潑的手勢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離席。他也重視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寫許多書刊,並成立名為“漢口聖教書會”的出版社。此外,辦學校、設醫 院、培育教會同工等事工一一開展,稱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範。而楊格非時代創辦的機構,如博學中學、仁濟醫院等,在湖北省現代化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為 今日歷史學家所肯定。

           翻譯聖經也是楊格非投注許多心力的事工。楊格非認為文言文對一般大眾而言過于艱深,而官話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 他主張採用淺文理這種文体來翻譯聖經。在中國同工的協助下,淺文理的新約譯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評價。後來他又將這個淺文理譯本,轉譯為一種較適合南方人閱讀的官話譯本。1899年愛丁堡大學頒贈博士學位給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聖經中譯方面的卓著貢獻。

          在淺文理版新約聖經的 序言中,楊格非向中國人推薦聖經的價值:“聖書所載之道,極其長闊高深,有威權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勸慰可釋人之愁 煩,有應許可起人之奮勉。深語之,雖賢哲莫能窮;淺語之,雖愚魯亦可及。至于萬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惡之報、肉身靈魂之別、天堂地獄之分,並救靈魂之法, 此書記之詳明。”句句珠璣,特抄錄于此。

四、對湖南的期待

             雖立足于武漢,以湖北為優先,但楊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國 全地,特別是與湖北為鄰的四川、湖南兩省。1868年,楊格非與老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結伴完成一次壯遊,溯長江過三峽而入四川,轉由陜西漢中回到武漢,路程八千里,歷時五個月,實地考察風土民情,作為擬定宣教策略的參考。途經 成都時,楊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並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這裡,就葬我在這裡,只要我的墳墓能激動別人來此宣教,則我死也甘心。”

          湖南是當時排外、反教最激烈的一省,因此期待湖南人能改變態度,接受宣教士定居傳道,一直是楊格非心頭的懸念。從1879年到1904年之間,楊格非前後十 一次進入湖南,親身体驗到當地官員和民眾對傳教士態度的轉變。從以糞便、石塊相待,到以轎子、錦旗迎送,其間真有天壤之別。1897年他第三次率同工前往 湖南佈道時,又被阻擋而無法進衡州城,只好在城外為十三名決志者施洗。遙望城樓,無限感慨,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4月6日,正好是我被按立為牧師四十 二週年的日子,我將永遠記得這一天。”直到1901年四月間,第七次去湖南時,他才感受到空前的善意,因而用充滿感恩的心情,在報告中寫下“湖南之門已 開”(Hunan is open)這一句期待已久的話。

五、對中國的深情

           楊格非在中國五十多年,中間僅回英國三次, 而且每次都是因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出現嚴重的問題,才不得不回去休養。1905年是他來華的五十週年,同工們為他舉辦盛大的感恩禮拜,這位華中使徒說出他 對中國的深情:“如果上帝再給我五十年,我仍將都給中國。”他的兩個兒子回英國讀書,後來都在美國就業,父子見面的機會屈指可數。其中有一次,竟然間隔二 十五年才見面,深藏的親情也在陌生感中凍結,那真是一個令人情何以堪的場面。楊格非兩次喪偶,幸有女兒回到中國,與同為宣教士的女婿和他作伴,才使他得享 親情的慰藉。

           1911年11月楊格非在武昌起義的槍砲聲中告別中國,回到英國後住進養老院,1912年7月26日離世。不論在中國或英 國,對他的紀念並未立刻消逝。1931年是他的百歲冥誕,倫敦會在漢口新建一間禮拜堂,命名為“格非紀念堂”,就是今日位于黃石路上的“榮光堂”。 1963年,在他去世五十多年後,他的故鄉斯溫西城特闢一座紀念花園,由市長與楊格非的一個牧師外孫一起剪綵,當地人都以本鄉出了一位偉大的宣教士為榮。

參考資料:
1. Noel Gibbard, Griffith John: Apostle to Central China (Bryntirion Press, 1998)
2. R. Wardla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1906)
3. 馬敏,“二十世紀上半葉基督教與湖北社會事業概述”專文,收在林治平主編:《從險學到顯學》(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2年)

作者長期從事中國教會史研究,現任教于台灣中原大學。
本文選自中國學人培訓材料中的《來華宣教士略傳》。歡迎向本社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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