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专栏2023.02.06
王星然
历史上有许多属灵伟人，往往被后人“神话化”，以致他们再也很难走下神坛，还原成人。但也许有一天我们无意间发现，原来这些“女神”、“男神”竟然还有点人味儿，这总能让我们心里缓缓升起一股暖流……
我与“福音诗歌之后” 芬妮‧克罗斯比（Fanny Crosby, 1820-1915）的“相遇”，就有点这样的心情。
福音诗歌之后
自幼在教会司琴，我很早就熟练许多芬妮的诗歌：《 荣耀归于真神》、《有福的确据》、《主凡事引导》、《赞美救主》、《更亲近恩主》、《祂藏我灵》、《安穏在耶稣手中》、《对我述说耶稣故事》……都刻印在我的信仰DNA里，在我人生高低起伏的时刻，不论是其中的信息、弦律或和声，都成为我与上帝对话的背景。
芬妮被誉为“福音诗歌之后”（Queen of Gospel Song Writers），留下超过9000首圣诗。她的创作量之丰沛，令人乍舌！由于怕影响出版销路，出版商不想诗歌集里全都出现女性名字，因此她还用了将近200个男性化的笔名。
以产量而言，教会历史上，大概也只有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能与之比并肩。即便如此，卫斯理也只能以8909首歌居于其后。而芬妮终其一生是个盲女。
素来，我一直以为芬妮是一位像创作《迦南诗选》的小敏那样，是来自农村的纯朴诗人。直到读了她的传记，那个“村姑形像”才发生跌破眼镜的巨变。
风云人物
首先，芬妮受过良好的教育。1835年，15岁的芬妮进入了全美只有的两所盲人学校之一：New York Institution for the Blind就读。在校期间，她就是风云人物（注1），才华很早就受到肯定。
1843年，仅23岁的她受邀到国会朗读她的诗作，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参议院演说的女性。1846年，她再次受邀，这次是对参众两议院演讲，呼吁政府重视盲人教育。其间她还应邀在白宫音乐会（当时的总统是James K. Polk）自弹自唱自己的诗作。晚年，芬妮出版自传，写序的是她多年好友克里夫兰总统（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
为盲人发声
其次，年纪轻轻的芬妮就成为在美国政治圈中，为盲人权益发声的人权代表。她为纽约、纽泽西、波士顿、费城的盲人教育发声，非常活跃。我也是读了她的传记，才知道芬妮年轻时在政治上颇具影响力。她是民主党的长期支持者，还曾写歌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助选。
当时美国的两党政治是民主党和辉格党，共和党刚成立不久，而且当时的共和党和现在的共和党政治诉求非常不同。现在提起共和党，马上会想到的是：支持拥枪权、资本主义、宗教自由、反堕胎。但在当时共和党最大的诉求却是解放黑奴。林肯是共和党被选出的第一任总统，而芬妮赞成解放黑奴。
实践公共神学
芬妮年轻时投身于争取盲人权益；至人生下半场，则专注于城巿贫穷救援。她是被纽约Sixth Avenue Bible Baptist Church按立的城巿宣教士。
为此，她搬到曼哈顿最危险、最糟的区域，去接近社会看不上眼的“低端人口”——少数移民，贫困的家庭，离家的青少年，街头游民……和他们做朋友、帮助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她是大家口中的“芬妮姑姑”（Aunt Fanny）。
60岁，别人准备退休，她的生日宏愿是：求主帮助她专注关怀穷人。如此，城巿救援工作一做近30年，直到她的身体不能再负荷为止。她自己说：希望被人记得是宣教士，胜过是个诗人。
芬妮‧克罗斯比可说是新时代女性：受过完整教育，上帝赐她能力和机会站上社会舞台的中心。那种在封闭环境下长大的“乖乖牌形象”，与她相距甚远。盲眼的她从来不是社会边缘人，在人群中总是因才华横溢站在Ｃ位。
21世纪大家愈来愈关注公共神学，但19世纪的芬妮早已走在时代前沿，她是亲身去实践公共神学。
情愿选择失明
当时，城巿里受新式教育富知识的女性，很可能会质疑她们的信仰传统，更何况像芬妮这样还经历过诸多人生的不幸和不公平。但芬妮对上帝的信仰始终是真实而坚定的。
曾经有人感叹：上帝如此无情，竟然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姐妹身上拿走她的视觉。没想到芬妮听见后却回应：如果我有选择权，我会情愿选择失明。
她说：一生眼盲是上帝给特意给她的祝福。为此，她感谢上帝。如果上帝给她选择，瞎眼或能看见，她宁愿选择瞎眼。她怕自己被这花花世界吸引干扰，以致不能专心创作，唱诗赞美上帝。
慕迪布道会
19世纪下半，慕迪（Dwight L. Moody, 1837-1899）和艾拉．桑奇（Ira D. Sankey, 1840-1908）在美国各处布道（后者是布道会的千人诗班指挥），带领成千上万的人归信基督。这个布道事工对符合时代语境的新圣诗，有很大的需求。
此时，欧洲留传来的那些古英文诗歌，比较难以让美国人接近。他们需要贴近时代，又有好的神学底蕴和圣经基础的诗歌，让普罗大众可以轻松学习，朗朗上口。芬妮的作品就符合这个需求，她遣词用字，浅显而易懂，纯朴而洗练，优雅而流畅。
从1876开始，芬妮、慕迪及桑奇成了长期合作伙伴。桑奇回顾他们的布道事工之所以能有很好的功效，首要归功于圣灵的大能与作工；再来是芬妮谱写的歌，在19世纪的北美教会复兴运动中，扮演吃重的角色。
流行vs 传统
保守教会人士往往对流行曲风的诗歌嗤之以鼻，推崇芬妮的 “传统”诗歌。殊不知，当初芬妮创作那些我们称之为“传统”诗歌的目的，就是要它能流行，最好大家都能口唱心和！
平时芬妮就会在钢琴上，用当时流行的“纽奥尔良爵士乐风”（Dixieland style）弹奏自己写的作品，自娱娱人。
哦！对了！唱《白色圣诞》的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 1903-1977）恰是她的亲戚。
芬妮会创作世俗流行音乐，并不令人意外，她的世俗作品也大受欢迎。根据Variety Music Cavalcade 的记录，芬妮和George Root（1820-1895，注2）合作的There’s Music in the Air是1854年最受欢迎的流行金曲之一。如果当时有告示牌排行榜，这首大概会登上年终的前10名。
她的软弱
像芬妮这么成功的、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诗人、传道人、宣教士和社会运动者，又这么有影响力（我们都快忘了她是盲人），难道没有软弱和缺点吗？
当然有！
因为事工的烦忙，她几乎是一年四季都在外头服事，马不停蹄地到处讲道，没有固定的教会。这也是一些在机构服事的名牧可能会有的现象。
光是在纽约，芬妮常去的教会就有：循道会（Methodist，芬妮的神学倾向比较衞斯理），浸信会、美国圣公会、长老会，还有荷兰改革宗……她曾经表示最欣赏东北荷兰改革宗教会（North East Dutch Reformed Church）的牧师Theodore Ledyard Cuyler的讲道。
总之，她没有固定教会的生活。
另外，比较难以启齿的是，她有一个不太成功的婚姻。我们可以想像每天有这么多事工，这么多朋友和粉丝，还要从事创作……哪来的时间经营婚姻？
她的先生Alexander van Alstyne（1831-1902。友人叫他Van）也是个盲人，彼此是学校同窗好友，相识相恋，走入婚姻。Van是学音乐的，为两所教会弹管风琴，并教授私人钢琴学习。Van也作曲，只是曲风古典，不够流行，普罗大众无法朗朗上口，常被出版社退稿，所以夫妻俩极少合作。
再者，Van比较内向，他不像芬妮习于抛头露面，享受公众生活，搞政治关说（盲人福利），做慈善和城巿宣教，又布道开大型福音音乐会……Van是个安静的人。
他们长期处于分居的状态，各过各的；没有离婚，偶尔会碰个面，有时还会在福音营会里一起服事。
芬妮婚后没有冠夫姓van Alstyne，据说是先生同意的。这在当时也很不寻常。她曾在传记中坦承，婚姻里老公 Van有他的错，而她也有自己的问题。但两个人还是彼此忠诚，相爱相守到最后（注3）。
不一样的画风
走笔自此，读者心中的芬妮肖像是否会有很不一样的画风？比方说，当我们在唱《有福的确据》时，我们不只是在唱《有福的确据》，而是在唱一位长期与丈夫分居的姐妹写的《有福的确据》。
芬妮并不完美：她是生命斗士、信心巨人，但她也是平凡如你我的罪人。在繁重的服事中， 她会觉得灵命枯干，会觉得离上帝遥远。特别在赞美和掌声中，她也会受试探，会软弱……
所以，芬妮说她需要常为自己的灵魂警醒，需要上帝的恩典来托住。这些都写在她的诗歌里。
《有福的确据》
1911年 ， 91岁的芬妮应纽约循道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之邀，主讲福音聚会。教会包下了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那一天，有5000人来参加。
当她走上讲台，会众中有人说，快找张椅子来给老太太坐下。芬妮却用洪亮的声音说，我不需要，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芬妮活到95岁。她的墓碑上，刻着《有福的确据》第1节：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
我今得先尝天堂的荣耀！
为父神后嗣，已得救赎，
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
而墓碑的背面，刻着《马可福音》14章8节：“她所作的，是尽她所能的。”
注：
- 19世纪受教育的女人本就不多，更遑论盲女。但上帝让芬妮在这里学习哲学、文学（如研读历代文学家的作品）。她也喜欢天文学，就是不喜欢数学。在这里，芬妮学会了钢琴、管风琴、竖琴和吉他，此外她还是训练有素的女高音。除了写诗，芬妮也会谱曲。芬妮在这里学习8年，毕业后又留校教书2年。芬妮在校就是风云人物，妥妥的学霸。她经常代表学校朗诵她的诗作，敬贺并欢迎来访的贵宾，甚至到一个地步，校长Dr. Silas Jones怕她得到太多称赞而心高气傲、影响学业，一度严禁她发表诗作（这校长也是奇葩一朵）。
- George Root是音乐创作者，教育家，芬妮和他合作过60多首流行歌曲。
- 芬妮很少谈及她的婚姻，1903年她极罕见地在Will Carleton出版的传记里透露：”He had his faults—and so have I mine, but notwithstanding these, we loved each other to the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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