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2.06
王星然
歷史上有許多屬靈偉人，往往被後人“神話化”，以致他們再也很難走下神壇，還原成人。但也許有一天我們無意間發現，原來這些“女神”、“男神”竟然還有點人味兒，這總能讓我們心裡緩緩升起一股暖流……
我與“福音詩歌之后” 芬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 1820-1915）的“相遇”，就有點這樣的心情。
福音詩歌之后
自幼在教會司琴，我很早就熟練許多芬妮的詩歌：《 榮耀歸於真神》、《有福的確據》、《主凡事引導》、《讚美救主》、《更親近恩主》、《祂藏我靈》、《安穏在耶穌手中》、《對我述說耶穌故事》……都刻印在我的信仰DNA裡，在我人生高低起伏的時刻，不論是其中的信息、弦律或和聲，都成為我與上帝對話的背景。
芬妮被譽為“福音詩歌之后”（Queen of Gospel Song Writers），留下超過9000首聖詩。她的創作量之豐沛，令人乍舌！由於怕影響出版銷路，出版商不想詩歌集裡全都出現女性名字，因此她還用了將近200個男性化的筆名。
以產量而言，教會歷史上，大概也只有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能與之比並肩。即便如此，衛斯理也只能以8909首歌居於其後。而芬妮終其一生是個盲女。
素來，我一直以為芬妮是一位像創作《迦南詩選》的小敏那樣，是來自農村的純樸詩人。直到讀了她的傳記，那個“村姑形像”才發生跌破眼鏡的巨變。
風雲人物
首先，芬妮受過良好的教育。1835年，15歲的芬妮進入了全美只有的兩所盲人學校之一：New York Institution for the Blind就讀。在校期間，她就是風雲人物（註1），才華很早就受到肯定。
1843年，僅23歲的她受邀到國會朗讀她的詩作，成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在參議院演說的女性。1846年，她再次受邀，這次是對參眾兩議院演講，呼籲政府重視盲人教育。其間她還應邀在白宮音樂會（當時的總統是James K. Polk）自彈自唱自己的詩作。晚年，芬妮出版自傳，寫序的是她多年好友克里夫蘭總統（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
為盲人發聲
其次，年紀輕輕的芬妮就成為在美國政治圈中，為盲人權益發聲的人權代表。她為紐約、紐澤西、波士頓、費城的盲人教育發聲，非常活躍。我也是讀了她的傳記，才知道芬妮年輕時在政治上頗具影響力。她是民主黨的長期支持者，還曾寫歌幫助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助選。
當時美國的兩黨政治是民主黨和輝格黨，共和黨剛成立不久，而且當時的共和黨和現在的共和黨政治訴求非常不同。現在提起共和黨，馬上會想到的是：支持擁槍權、資本主義、宗教自由、反墮胎。但在當時共和黨最大的訴求卻是解放黑奴。林肯是共和黨被選出的第一任總統，而芬妮贊成解放黑奴。
實踐公共神學
芬妮年輕時投身於爭取盲人權益；至人生下半場，則專注於城巿貧窮救援。她是被紐約Sixth Avenue Bible Baptist Church按立的城巿宣教士。
為此，她搬到曼哈頓最危險、最糟的區域，去接近社會看不上眼的“低端人口”——少數移民，貧困的家庭，離家的青少年，街頭遊民……和他們做朋友、幫助他們、向他們傳福音，她是大家口中的“芬妮姑姑”（Aunt Fanny）。
60歲，別人準備退休，她的生日宏願是：求主幫助她專注關懷窮人。如此，城巿救援工作一做近30年，直到她的身體不能再負荷為止。她自己說：希望被人記得是宣教士，勝過是個詩人。
芬妮‧克羅斯比可說是新時代女性：受過完整教育，上帝賜她能力和機會站上社會舞台的中心。那種在封閉環境下長大的“乖乖牌形象”，與她相距甚遠。盲眼的她從來不是社會邊緣人，在人群中總是因才華橫溢站在Ｃ位。
21世紀大家愈來愈關注公共神學，但19世紀的芬妮早已走在時代前沿，她是親身去實踐公共神學。
情願選擇失明
當時，城巿裡受新式教育富知識的女性，很可能會質疑她們的信仰傳統，更何況像芬妮這樣還經歷過諸多人生的不幸和不公平。但芬妮對上帝的信仰始終是真實而堅定的。
曾經有人感歎：上帝如此無情，竟然從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姐妹身上拿走她的視覺。没想到芬妮聽見後卻回應：如果我有選擇權，我會情願選擇失明。
她說：一生眼盲是上帝給特意給她的祝福。為此，她感謝上帝。如果上帝給她選擇，瞎眼或能看見，她寧願選擇瞎眼。她怕自己被這花花世界吸引干擾，以致不能專心創作，唱詩讚美上帝。
慕迪佈道會
19世紀下半，慕迪（Dwight L. Moody, 1837-1899）和艾拉．桑奇（Ira D. Sankey, 1840-1908）在美國各處佈道（後者是佈道會的千人詩班指揮），帶領成千上萬的人歸信基督。這個佈道事工對符合時代語境的新聖詩，有很大的需求。
此時，歐洲留傳來的那些古英文詩歌，比較難以讓美國人接近。他們需要貼近時代，又有好的神學底蘊和聖經基礎的詩歌，讓普羅大眾可以輕鬆學習，朗朗上口。芬妮的作品就符合這個需求，她遣詞用字，淺顯而易懂，純樸而洗練，優雅而流暢。
從1876開始，芬妮、慕迪及桑奇成了長期合作夥伴。桑奇回顧他們的佈道事工之所以能有很好的功效，首要歸功於聖靈的大能與作工；再來是芬妮譜寫的歌，在19世紀的北美教會復興運動中，扮演吃重的角色。
流行vs 傳統
保守教會人士往往對流行曲風的詩歌嗤之以鼻，推崇芬妮的 “傳統”詩歌。殊不知，當初芬妮創作那些我們稱之為“傳統”詩歌的目的，就是要它能流行，最好大家都能口唱心和！
平時芬妮就會在鋼琴上，用當時流行的“紐奧爾良爵士樂風”（Dixieland style）彈奏自己寫的作品，自娛娛人。
哦！對了！唱《白色聖誕》的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 1903-1977）恰是她的親戚。
芬妮會創作世俗流行音樂，並不令人意外，她的世俗作品也大受歡迎。根據Variety Music Cavalcade 的記錄，芬妮和George Root（1820-1895，註2）合作的There’s Music in the Air是1854年最受歡迎的流行金曲之一。如果當時有告示牌排行榜，這首大概會登上年終的前10名。
她的軟弱
像芬妮這麼成功的、集多重身份於一身的詩人、傳道人、宣教士和社會運動者，又這麼有影響力（我們都快忘了她是盲人），難道没有軟弱和缺點嗎？
當然有！
因為事工的煩忙，她幾乎是一年四季都在外頭服事，馬不停蹄地到處講道，没有固定的教會。這也是一些在機構服事的名牧可能會有的現象。
光是在紐約，芬妮常去的教會就有：循道會（Methodist，芬妮的神學傾向比較衞斯理），浸信會、美國聖公會、長老會，還有荷蘭改革宗……她曾經表示最欣賞東北荷蘭改革宗教會（North East Dutch Reformed Church）的牧師Theodore Ledyard Cuyler的講道。
總之，她没有固定教會的生活。
另外，比較難以啟齒的是，她有一個不太成功的婚姻。我們可以想像每天有這麼多事工，這麼多朋友和粉絲，還要從事創作……哪來的時間經營婚姻？
她的先生Alexander van Alstyne（1831-1902。友人叫他Van）也是個盲人，彼此是學校同窗好友，相識相戀，走入婚姻。Van是學音樂的，為兩所教會彈管風琴，並教授私人鋼琴學習。Van也作曲，只是曲風古典，不夠流行，普羅大眾無法朗朗上口，常被出版社退稿，所以夫妻倆極少合作。
再者，Van比較內向，他不像芬妮習於拋頭露面，享受公眾生活，搞政治關說（盲人福利），做慈善和城巿宣教，又佈道開大型福音音樂會……Van是個安靜的人。
他們長期處於分居的狀態，各過各的；没有離婚，偶爾會碰個面，有時還會在福音營會裡一起服事。
芬妮婚後没有冠夫姓van Alstyne，據說是先生同意的。這在當時也很不尋常。她曾在傳記中坦承，婚姻裡老公 Van有他的錯，而她也有自己的問題。但兩個人還是彼此忠誠，相愛相守到最後（註3）。
不一樣的畫風
走筆自此，讀者心中的芬妮肖像是否會有很不一樣的畫風？比方說，當我們在唱《有福的確據》時，我們不只是在唱《有福的確據》，而是在唱一位長期與丈夫分居的姐妹寫的《有福的確據》。
芬妮並不完美：她是生命鬥士、信心巨人，但她也是平凡如你我的罪人。在繁重的服事中， 她會覺得靈命枯乾，會覺得離上帝遙遠。特別在讚美和掌聲中，她也會受試探，會軟弱……
所以，芬妮說她需要常為自己的靈魂警醒，需要上帝的恩典來托住。這些都寫在她的詩歌裡。
《有福的確據》
1911年 ， 91歲的芬妮應紐約循道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之邀，主講福音聚會。教會包下了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那一天，有5000人來參加。
當她走上講台，會眾中有人說，快找張椅子來給老太太坐下。芬妮卻用洪亮的聲音說，我不需要，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芬妮活到95歲。她的墓碑上，刻著《有福的確據》第1節：
有福的確據，耶穌屬我，
我今得先嘗天堂的榮耀！
為父神後嗣，已得救贖，
從聖靈得生，寶血洗淨。
而墓碑的背面，刻著《馬可福音》14章8節：“她所作的，是盡她所能的。”
註：
- 19世紀受教育的女人本就不多，更遑論盲女。但上帝讓芬妮在這裡學習哲學、文學（如研讀歷代文學家的作品）。她也喜歡天文學，就是不喜歡數學。在這裡，芬妮學會了鋼琴、管風琴、豎琴和吉他，此外她還是訓練有素的女高音。除了寫詩，芬妮也會譜曲。芬妮在這裡學習8年，畢業後又留校教書2年。芬妮在校就是風雲人物，妥妥的學霸。她經常代表學校朗誦她的詩作，敬賀並歡迎來訪的貴賓，甚至到一個地步，校長Dr. Silas Jones怕她得到太多稱讚而心高氣傲、影響學業，一度嚴禁她發表詩作（這校長也是奇葩一朵）。
- George Root是音樂創作者，教育家，芬妮和他合作過60多首流行歌曲。
- 芬妮很少談及她的婚姻，1903年她極罕見地在Will Carleton出版的傳記裡透露：”He had his faults—and so have I mine, but notwithstanding these, we loved each other to the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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