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3.02.22

颜钟祜

不可知论者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我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农村出生了。由于政治环境，我接触的基督徒不多，只知道邻居大伯母家经常有聚会。她们用闽南话唱的赞美歌声，经常飘到我们家。我问我妈妈诗歌讲什么，她说她也不知道。

每年农历年初，我们的祖庙前，都有一场宗亲参加的盛宴。长辈打开家谱，述说祖先的故事——在400多年前从闽南移民而来，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故事，让我们学感恩。

家人、祖先、老师和同学，构成了我生命中的最重要关系。我被教导要服从权威，尊重他人。我也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一直被灌输无神论。因此，我无暇考虑人生的终极问题。至于死亡问题，更不去深究，孔子不是说过：“不知生，焉知死？”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杭州唸大学，又去了北京唸研究生。毕业后，我在全真道祖庭北京白云观教了几年英文，接触了不少道士，但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应该属于不可知论那一种。

有朋友来信，说她去美国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真不理解。

如果我有三长两短

1997年，我拿全额奖学金，去了美国布朗大学唸书。我很骄傲！

有一次，我去当地一个华人基督徒的家，进门时，里面的人正在唱《奇异恩典》。我马上被旋律所吸引。更吸引我的，是那些基督徒脸上露出来的纯真与喜乐。

从此，他们的团契活动，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真诚和爱心打动了我。我渐渐认识到，原来生命存在着另一个维度，即超越性的宗教维度。然而，出于骄傲，我经常问一些挑战性的问题。他们却很少与我争辩，用爱心接纳了我。

一年多后，我的理性障碍逐渐消失。我接受了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承认自己是罪人，认识到只有耶稣进入我的生命，我才能有新的生命。并且，我必须不断炼净自己，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像祂。圣经更解答了我的灵魂拷问：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

有一个礼拜天，我在崇拜时，突然有了要决志的感动。然而我抑制了这感动，对耶稣说：我在理性上，已经可以接受你作为我的救主。你是否还能让我亲身经历你？

下一个周日早上，一位同学教我开车。我在避开迎面而来的车辆时，误踩了油门，快速地冲向了路边的一棵大树。整个车头都撞坏了，大树被撞得连根部都露出来，但是我和同学竟然安然无恙。

我回到办公室，越想越害怕，禁不住嚎啕大哭。如果我有三长两短，我太太怎么办？我不到4岁的女儿怎么办？我的老母亲怎么办？

这次车祸，彻底改变了我对生命的看法——我命由天、不由我！生命脆弱，不再是苍白的道理，而是我亲身的体验。即便我拿到常春藤大学的学位，却丢了性命，有何意义？

我告诉教会牧师，我愿意决志信耶稣，请求他安排我受洗。不久，太太也信主了，而且在教会里参与了很多事奉。

条条道路通罗马？

1999年，我在布朗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多伦多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我在多大的宗教系就读，可以选修东亚研究系和哲学系教授的课程。

秦家懿教授，是多大一位著名的跨系教授。她原是天主教修女，后来主攻中国宗教。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秦教授时，她正在做道教打坐。在十几本学术专著中，她与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合著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最为有名。在这本书中，他们以极大的谦逊和同理心，将基督教与中国宗教进行了比较。

秦教授去世之后，来自台湾的学者沈清松教授，继承了她的讲席。沈教授是鲁汶大学毕业的天主教徒，精通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并且很好地整合了两者。他信奉天主教，但谈及个人信仰时，他能够欣赏每一个传统的优点。这两位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对所有宗教都采取包容的态度。

我参加了宗教研究课程的学习和研究，并在宗教研究系担任世界宗教课程的助教。我心中信仰和理性的挣扎在加剧：如果耶稣宣称祂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其他宗教有没有价值？儒家和道教也有许多人生道理，是被许多人证实了的。那么，我应该如何看待基督教与其它宗教，特别是中国宗教的关系呢？

我在两种身份——学者与基督徒之间左右为难。作为学者，我的默认是要平等地看待各种宗教，以便发现真相。作为基督徒，我必须认为基督教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因此，当牧师鼓励我传播福音时，我就有些抵触， 因为绝大多数宗教研究的学者，认为条条道路通罗马。

夫妻关系的疏远

2004年，小女儿3岁时，我获得了宗教研究博士学位，只身去南非博茨瓦纳大学教世界宗教。

我与同事穆罕默德·赫伦，成了好朋友。他是穆斯林，教授伊斯兰教。平时相处，赫伦没有太多谈论伊斯兰教，但他对人关爱，具有同情心。我申请美国密歇根州霍普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时，他主动提出帮我代课，使我能抽身去美国面试。

通过与赫伦这样的穆斯林接触，我开始认识伊斯兰教信仰，而不是停留在圣战和恐怖活动的偏见中。

2005年，我去美国密歇根州任教。霍普大学是一所基督教文理学院，师生大多数是基督徒。我作为外国人，却在一百多位申请者中，拿到终生教授预备职位，我着实骄傲了一番。我相信我会在这里工作到退休，于是准备把全家搬过去。

不料， 2007年暑假发生了意外，我不得不辞职。这一下全乱套了：我们在多伦多的房子已经卖了，太太的工作已经辞了……

接下来。我又去独自去加拿大的萨省大学，工作了两年。

之前的意外，加上长期因工作离家，我和太太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家庭关系的重塑

2009年，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杭州工作。我和母亲住在一起。为了让信佛教的母亲高兴，我和她一起读佛经。母亲说，希望死后还能经常听到诵经，我就为她在老家佛寺买了安放骨灰盒的塔墓。

我根本没有想让她皈依基督教，因为我认为条条道路通罗马，每个宗教都可以使人得救。我甚至利用一周的长假，回到温州老家的道观，体验一下道士的生活。

我被杭州师范大学聘为正教授，加上我是名牌大学的海归博士，特别受到同事和领导的尊敬，也享受着学生惊羡的目光。我很快地就融入国内的环境。在生活的大染缸里，我未能出污泥而不染。比如：为了报销科研经费，我多次购买了虚假发票。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应该分别为圣。我不知道自己绊倒了多少人。

作为学校给我优待的条件，我可以每年回多伦多一次，每次可待半年。有一次，小女儿质问我：“爸爸，当我最需要你时，你在哪里？”我觉得非常羞愧。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我开始思考我应承担的责任。是回多伦多，还是继续待在杭州工作？我内心非常挣扎。所谓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应该有一份受人尊重的工作，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然而，长年和家人分离，孩子也照顾不到，这样对吗？

2015年，我和太太参加了“恩爱夫妻营”。有一堂课，是“饶恕”。我向太太真诚地表达这么多年对她和孩子的亏欠。她很感动。她愿意放下多年的积怨，与我和好。我们还一起重温了谈恋爱的场景，以回到起初的爱。我也学习了如何摆正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在营会里，我听到一首歌《守住一生的承诺》，被深深地打动了。这首歌讲述了前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校长麦肯金（McQuilkin），正达事业高峰时，妻子却患了绝症（阿兹海默症）。在众人不解和叹息声中，他毅然辞职，放弃一切功名、成就，选择24小时陪伴妻子。

我决定辞去国内的工作，回到多伦多，和家人团聚。

一次超出理性的体验

从2004年毕业，我一直孤身在外打拼，现在终于可以多承担家里事了，如：帮助大女儿对学业做出计划，接送二女儿上学。此外，和太太相处的时间也多了很多。特别是疫情期间，我俩经常在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畅谈家庭、信仰和朋友，有聊不完的话题。

在工作和家庭的天平上，我终于向家庭倾斜。经过这么多年的风浪，总算驶进港湾。

与此同时，多伦多大学的工作机会也向我敞开。加拿大华人神学院也聘我当特约教授，讲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复杂的专题，我以同理心介绍儒家、道家和佛教——中国文化的三大传统，期望认识中国文化能使人成为更有包容性的基督徒。

我也继续认真思考基督教与其它宗教的差异。在我理性范围内，我认为，我们被玷污的人性，即罪身，是无法靠自己得救的，必须依赖一个既超越又内在于我们的中保，才能得救。我们必须信仰耶稣基督，并接受祂作为救主，才能建立和恢复与终极实在的关系。其他宗教，基本上是靠行为，而不是靠信心，诸如犹太教守律法，佛教靠打坐开悟，等等。

然而，在经历了一次超出我理性认知的神秘体验后，我对耶稣救恩的认识加深了。

有一次，我从教室出来，听到神学生在排练《万福源泉》这首歌：

全能真神，万福源头，

恳求使我常歌颂；

恩泽无穷，不息涌流，

应当颂赞主恩宠。

愿主教我，优美音乐，

天使天军常诵唱；

赞美我主，救恩稳妥，

永远坚定爱深长。

顿时。我内心被一股力量深深地抓住。一股如川长流、环绕受苦含灵众生的悲悯之情，油然而生。我认为这是全能真神耶稣在对我说话：我是你万福的源头，是你的救赎主！

我已回到家中了

我禁不住抽泣起来。我审视自己这一生跟耶稣的关系：出国前不认识祂；在美国开始认识祂，享受祂赐下的恩典；后来在理性上，一直因耶稣的独一性而挣扎；最后，通过认真的思考和神秘的体验，靠着信心，接受了耶稣独一的救赎观：

“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徒》4：12）

我终于俯伏在耶稣的施恩宝座前，一如圣歌《主，我邀请你》所唱的：

主啊，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

让我对祢忠贞专一。

为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

让我完全属于祢。

让我时常回到加略山，

让我不负祢的爱情。

为我再次融化冰冷的心，

让我全心爱慕祢。

主，我邀请祢，

恭敬地邀请祢，

再登上我心的宝座。

主，我邀请祢，

衷心地邀请祢，

再登上我心的宝座。

我开始热切地向家人和朋友传福音。感谢主，三姐夫妇先后蒙恩得救。妈妈的心也开始软化，说只要我疫情结束回去看她，她就跟我去教会。

这正如我最喜爱的作家林语堂先生，在《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中所言：

“我的追寻已告终结，我已回到家中了。”

作者目前在多伦多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