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3.03.02

陈世贤

 

一、我与WWJD的邂逅

身为基督徒，我立志跟随主耶稣基督，走祂十字架的舍己之路。因此对我来说，“效法基督”、“作一位小基督”等语句最能描述我内在的灵性渴望。

还记得大学时读到一本小说《跟随祂的脚踪行》（In His Steps:What Would Jesus Do），描述一群基督徒震撼于一位倒毙在教堂中的街友，因此决定在一段时间内，每逢重大抉择时，都扪心自问：“如果是耶稣，祂会怎么做？”（What Would Jesus Do？缩写为WWJD）接着就照自己心中的答案去不计代价地执行。如此，他们自然受尽辛苦，却也成就极美之事。

当时自己看得热泪盈眶：“是的，主啊！我也要这样为你而活！”

 

二、WWJD的问题

这本出自公理会牧师兼社会福音运动之领袖查理斯•雪尔顿（Charles Sheldon）之手的《跟随祂的脚踪行》，流行于20世纪初的美国。1990年后，上面绣著WWJD的手环开始流行。然而，它在执行上有一些困难：

第一，我们没有办法在某些情境问“耶稣会怎么做？”因为耶稣不可能遇到这种情境。例如当我们撒了弥天大谎或在性事上犯了罪，这时问WWJD会在根本上违悖上帝的本性。因为上帝不会犯罪（参《约一》1：5），我们不可能得出“如果是耶稣，祂会选择去认罪”这种荒谬的结论。

第二，某些时候纵然我们问了WWJD，也有了基于圣经的答案，但耶稣的做法我们学不来。例如当耶稣遇见死人时，祂使死人复活（参《约》11：43；《路》8：52-55），或当耶稣遇见有饥饿的人时，祂用五饼二鱼喂饱至少五千人（参《约》6：10-13）。

在这情境中，我们只能部分学习耶稣的榜样（例如为死人哀哭，参《约》11：35），或转而学习其他人（例如学习小孩童奉献五饼二鱼，参《约》6：9）。无论如何，都不能彻底WWJD。而当WWJD可以被打折扣时，它的意义似乎就不大了。

第三，有时纵然我们学了外在的行为，但我们未必都是带着纯正的动机去执行。例如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但我们有时忘记带着爱的动机去面对，结果往往把事情弄得更糟。

看来，纵然我们想要“像耶稣”，却有一些实际执行上的困难。不可否定的是，圣经期待我们“像上帝”。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5：48）。又使徒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11：1）

显然上帝与人虽然有无限大的差异，但主藉圣经鼓励我们在某些层面上效法祂，但似乎不是“做出耶稣会做的行为”。

 

三、琳达•察格岑布斯基的道德榜样理论

在思考这问题时，我发现美国基督教伦理学家琳达•查格岑布斯基（Linda Zagzebski）的德性伦理建树给了我很大启发。

在她的《道德榜样理论》（Exemplarist Moral Theory）中，认为我们若想学习有关伦理道德的重要课题（美德、好行为、责任、好的生命等），应该看向那些会引起我们景仰（admiration）以及引起我们想效法之冲动的榜样们。（注1）

当被问及“什么是一个好人？”，《道德榜样理论》的答案不会是“好人就是要符合A特质、B特质、C特质的人”，而是“好人就是像耶稣/孔子/甘地/苏格拉底”这般的人。所谓的“榜样”是具体的，是可以引起我们内心渴望效法的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原则。（注2）

都是效法榜样，那么“道德榜样理论”与WWJD的差别是什么呢？ 查格岑布斯基强调，这些榜样之所以是我们的榜样，不见得是基于他们的“行为”，而是他们对局势的“判断”（judgment），所谓的好行为，总是跟在这些“判断”之后。（注3）

所以，与其去想“耶稣会怎么做？”不如去想“耶稣对这事件有什么解读与看法？”“耶稣对这人在这时候做了这件事，会有什么评价？”这需要我们沉浸在耶稣的故事中、熟悉祂的为人、明白祂事工的意义与目的（祂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才能在关键时候在观点上像耶稣，并据此以我们可以的行动，活出符合信仰的样式。

 

四、我们从小就藉榜样学习

WWJD抓到了一个重点，那就是从“榜样”学习往往是强烈有效的，它符合生物的自然学习模式。人在出生后都是跟着他人学习（通常首先是父母），无论样式好坏。

21世纪初，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计画National Study of Youth and Religion（NSYR）访问了全美超过3千位青少年的宗教生活（不只针对基督教）。

结论之一是影响青少年们信仰的最主要因素，是他们的家长。家长们每天在家的言行举止，长年累积地形塑了孩子们的信仰的态度。这些“榜样”（不论好坏）的影响力，超过了宗教组织的神职人员们（包括教会辅导、牧师）。（注4）

许多华人父母们关心在意儿女们的成长与人际表现，所以有“孟母三迁”的典故。基督徒家长更是在意孩子们的信仰景况，虽然不致于走到“亲职决定论”（parental determinism，即过于担心“只要我们一步走错，孩子的一生就注定完蛋”），但也尽我们所能给孩子最好的。换句话说，我们都想成为孩子最好的榜样。

 

五、道德榜样理论的内在与神圣动机

我们家客厅的一面墙近地面处，有个白色小塑胶长方块，上头有两个开关以及几个圆洞。没错，它是英式电插座，但它也是我们家的“分别善恶树”，完美地吻合婴儿伸手可即的高度。

为了防止有一天发生触电意外，我们决定禁止9个月大的儿子伸手碰触插座，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禁令。每当他爬近、伸手时，我们会认真坚定地说“不行”并将他的手拉开。他自然不从，于是相同的动作就得重复个十几二十遍。

我们当然可以改为选择转移儿子的注意力、带他去做别的事，毕竟家里这么多东西他都可以随意玩，只有这个他不可以玩。可惜转移注意力虽有一时之效，却难以形塑孩子的界线。诚如《创世记》第3章告诉我们，纵然在极大自由中只给予人类一小点的限制，但人的注意力终究会被那禁忌抓住。

经过几次的“肢体交流”，9个多月大的孩子已经会在靠近插座前，先看看我们。这时只要说不行，有一半机率他会就此住手。此外，他也记住这“不行”的音调。当他要去啃大人的鞋子时（第二个禁令来了！）只要说句“不行”，他就会暂停动作，然而他并不明白我们的考量（防止触电、防止肮脏）。

诚然孩子从小学习好行为是不够的。随着他们渐渐长大，有了更多的认知能力后，父母也得跟他解释这些禁令背后的动机（例如为了要保护他）。唯有当他不只接受外在的行为规范，也接纳父母规范内在的考量后，这规范才能真正从我们的身上传承给他、扎根归属为他自己的理念。

外显行为必须寻找内在的动机为根基。

查格岑布斯基进一步说，其实我们学习道德，不是透过抽象的标准，而是透过主观的动机：是那些我们视之为榜样之人们主观的道德动机，教会了我们什么是客观的道德。（注5）因此这个时候，我想引入查格岑布斯基第二个关于德性的理论，与《道德榜样理论》相佐。

在《神圣动机理论》（Divine Motivation Theory）中，上帝的神圣动机（例如爱祂的百姓、施恩搭救、公义审判）是判断一切榜样的关键。一切人类的行为、特质、行事的结果都是据此才是好的。（注6）

那位带着神圣动机的上帝，是我们最终极的榜样，因此，不管我们认为何人是我们心目中的道德榜样（也许是某伟人、也许是某位属灵长辈或我们的父母），这些榜样都要跟上帝所揭示的榜样（主要藉耶稣基督活生生地呈现）对话，而耶稣这终极榜样，会适时地挑战其他的榜样。（注7）

 

六、结论：从WWJD到WWJD

当我们从注重“外在的行为”转移到注重“内在的动机”，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圣经不是完全以一堆直述的命令式语句呈现，而是蕴含着故事、诗歌、命令、箴言等各类文体，厚厚的一本文学大集合。借着沉浸在复杂却丰富的圣经叙事中，我们习得一些命令，也习得上帝如此命令的背后动机。

父母乐见孩子遵行父母的要求，更乐见孩子懂得父母的用心。我相信“What Would Jesus Do? ”仍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在儿童主日学的教学当中。但随着我们的信仰阶段渐渐增长，我们需要开始问“耶稣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Why Would Jesus Do (So)? 缩写也为WWJD。编注）

当我们开始注重上帝的“动机”层面，就能更好贴近祂的心意。

 

注：

1. Linda Zagzebski, Exemplarist Mor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
2. Linda Zagzebski, “Divine Motivation Theory and Exemplarism,” in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8, no. 3 (2016):113.
3. Ibid, 115.
4. Christian Smith and Melinda Lundquist Denton, Soul Searching: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ives of American Teenag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Linda Zagzebski, “Divine Motivation Theory and Exemplarism,” 120.
6. Linda Zagzebski, Divine Motivation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3.
7. Linda Zagzebski, “Divine Motivation Theory and Exemplarism,”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