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3.03.02

陳世賢

 

一、我與WWJD的邂逅

身為基督徒，我立志跟隨主耶穌基督，走祂十字架的捨己之路。因此對我來說，“效法基督”、“作一位小基督”等語句最能描述我內在的靈性渴望。

還記得大學時讀到一本小說《跟隨祂的腳蹤行》（In His Steps:What Would Jesus Do），描述一群基督徒震撼於一位倒斃在教堂中的街友，因此決定在一段時間內，每逢重大抉擇時，都捫心自問：“如果是耶穌，祂會怎麼做？”（What Would Jesus Do？縮寫為WWJD）接著就照自己心中的答案去不計代價地執行。如此，他們自然受盡辛苦，卻也成就極美之事。

當時自己看得熱淚盈眶：“是的，主啊！我也要這樣為你而活！”

 

二、WWJD的問題

這本出自公理會牧師兼社會福音運動之領袖查理斯•雪爾頓（Charles Sheldon）之手的《跟隨祂的腳蹤行》，流行於20世紀初的美國。1990年後，上面繡著WWJD的手環開始流行。然而，它在執行上有一些困難：

第一，我們沒有辦法在某些情境問“耶穌會怎麼做？”因為耶穌不可能遇到這種情境。例如當我們撒了彌天大謊或在性事上犯了罪，這時問WWJD會在根本上違悖上帝的本性。因為上帝不會犯罪（參《約一》1：5），我們不可能得出“如果是耶穌，祂會選擇去認罪”這種荒謬的結論。

第二，某些時候縱然我們問了WWJD，也有了基於聖經的答案，但耶穌的做法我們學不來。例如當耶穌遇見死人時，祂使死人復活（參《約》11：43；《路》8：52-55），或當耶穌遇見有飢餓的人時，祂用五餅二魚餵飽至少五千人（參《約》6：10-13）。

在這情境中，我們只能部分學習耶穌的榜樣（例如為死人哀哭，參《約》11：35），或轉而學習其他人（例如學習小孩童奉獻五餅二魚，參《約》6：9）。無論如何，都不能徹底WWJD。而當WWJD可以被打折扣時，它的意義似乎就不大了。

第三，有時縱然我們學了外在的行為，但我們未必都是帶著純正的動機去執行。例如面對那些傷害我們的人，但我們有時忘記帶著愛的動機去面對，結果往往把事情弄得更糟。

看來，縱然我們想要“像耶穌”，卻有一些實際執行上的困難。不可否定的是，聖經期待我們“像上帝”。耶穌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5：48）。又使徒保羅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11：1）

顯然上帝與人雖然有無限大的差異，但主藉聖經鼓勵我們在某些層面上效法祂，但似乎不是“做出耶穌會做的行為”。

 

三、琳達•察格岑布斯基的道德榜樣理論

在思考這問題時，我發現美國基督教倫理學家琳達•查格岑布斯基（Linda Zagzebski）的德性倫理建樹給了我很大啟發。

在她的《道德榜樣理論》（Exemplarist Moral Theory）中，認為我們若想學習有關倫理道德的重要課題（美德、好行為、責任、好的生命等），應該看向那些會引起我們景仰（admiration）以及引起我們想效法之衝動的榜樣們。（註1）

當被問及“什麼是一個好人？”，《道德榜樣理論》的答案不會是“好人就是要符合A特質、B特質、C特質的人”，而是“好人就是像耶穌/孔子/甘地/蘇格拉底”這般的人。所謂的“榜樣”是具體的，是可以引起我們內心渴望效法的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原則。（註2）

都是效法榜樣，那麼“道德榜樣理論”與WWJD的差別是什麼呢？ 查格岑布斯基強調，這些榜樣之所以是我們的榜樣，不見得是基於他們的“行為”，而是他們對局勢的“判斷”（judgment），所謂的好行為，總是跟在這些“判斷”之後。（註3）

所以，與其去想“耶穌會怎麼做？”不如去想“耶穌對這事件有什麼解讀與看法？”“耶穌對這人在這時候做了這件事，會有什麼評價？”這需要我們沉浸在耶穌的故事中、熟悉祂的為人、明白祂事工的意義與目的（祂為什麼要來到世界上），才能在關鍵時候在觀點上像耶穌，並據此以我們可以的行動，活出符合信仰的樣式。

 

四、我們從小就藉榜樣學習

WWJD抓到了一個重點，那就是從“榜樣”學習往往是強烈有效的，它符合生物的自然學習模式。人在出生後都是跟著他人學習（通常首先是父母），無論樣式好壞。

21世紀初，有一項大型的研究計畫National Study of Youth and Religion（NSYR）訪問了全美超過3千位青少年的宗教生活（不只針對基督教）。

結論之一是影響青少年們信仰的最主要因素，是他們的家長。家長們每天在家的言行舉止，長年累積地形塑了孩子們的信仰的態度。這些“榜樣”（不論好壞）的影響力，超過了宗教組織的神職人員們（包括教會輔導、牧師）。（註4）

許多華人父母們關心在意兒女們的成長與人際表現，所以有“孟母三遷”的典故。基督徒家長更是在意孩子們的信仰景況，雖然不致於走到“親職決定論”（parental determinism，即過於擔心“只要我們一步走錯，孩子的一生就註定完蛋”），但也盡我們所能給孩子最好的。換句話說，我們都想成為孩子最好的榜樣。

 

五、道德榜樣理論的內在與神聖動機

我們家客廳的一面牆近地面處，有個白色小塑膠長方塊，上頭有兩個開關以及幾個圓洞。沒錯，它是英式電插座，但它也是我們家的“分別善惡樹”，完美地吻合嬰兒伸手可即的高度。

為了防止有一天發生觸電意外，我們決定禁止9個月大的兒子伸手碰觸插座，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個禁令。每當他爬近、伸手時，我們會認真堅定地說“不行”並將他的手拉開。他自然不從，於是相同的動作就得重複個十幾二十遍。

我們當然可以改為選擇轉移兒子的注意力、帶他去做別的事，畢竟家裡這麼多東西他都可以隨意玩，只有這個他不可以玩。可惜轉移注意力雖有一時之效，卻難以形塑孩子的界線。誠如《創世記》第3章告訴我們，縱然在極大自由中只給予人類一小點的限制，但人的注意力終究會被那禁忌抓住。

經過幾次的“肢體交流”，9個多月大的孩子已經會在靠近插座前，先看看我們。這時只要說不行，有一半機率他會就此住手。此外，他也記住這“不行”的音調。當他要去啃大人的鞋子時（第二個禁令來了！）只要說句“不行”，他就會暫停動作，然而他並不明白我們的考量（防止觸電、防止骯髒）。

誠然孩子從小學習好行為是不夠的。隨著他們漸漸長大，有了更多的認知能力後，父母也得跟他解釋這些禁令背後的動機（例如為了要保護他）。唯有當他不只接受外在的行為規範，也接納父母規範內在的考量後，這規範才能真正從我們的身上傳承給他、紮根歸屬為他自己的理念。

外顯行為必須尋找內在的動機為根基。

查格岑布斯基進一步說，其實我們學習道德，不是透過抽象的標準，而是透過主觀的動機：是那些我們視之為榜樣之人們主觀的道德動機，教會了我們什麼是客觀的道德。（註5）因此這個時候，我想引入查格岑布斯基第二個關於德性的理論，與《道德榜樣理論》相佐。

在《神聖動機理論》（Divine Motivation Theory）中，上帝的神聖動機（例如愛祂的百姓、施恩搭救、公義審判）是判斷一切榜樣的關鍵。一切人類的行為、特質、行事的結果都是據此才是好的。（註6）

那位帶著神聖動機的上帝，是我們最終極的榜樣，因此，不管我們認為何人是我們心目中的道德榜樣（也許是某偉人、也許是某位屬靈長輩或我們的父母），這些榜樣都要跟上帝所揭示的榜樣（主要藉耶穌基督活生生地呈現）對話，而耶穌這終極榜樣，會適時地挑戰其他的榜樣。（註7）

 

六、結論：從WWJD到WWJD

當我們從注重“外在的行為”轉移到注重“內在的動機”，我們就更能理解為什麼聖經不是完全以一堆直述的命令式語句呈現，而是蘊含著故事、詩歌、命令、箴言等各類文體，厚厚的一本文學大集合。藉著沉浸在複雜卻豐富的聖經敘事中，我們習得一些命令，也習得上帝如此命令的背後動機。

父母樂見孩子遵行父母的要求，更樂見孩子懂得父母的用心。我相信“What Would Jesus Do? ”仍有它的價值，特別是在兒童主日學的教學當中。但隨著我們的信仰階段漸漸增長，我們需要開始問“耶穌這麼做的用意是什麼？”（Why Would Jesus Do (So)? 縮寫也為WWJD。編註）

當我們開始注重上帝的“動機”層面，就能更好貼近祂的心意。

 

註：

1. Linda Zagzebski, Exemplarist Mor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
2. Linda Zagzebski, “Divine Motivation Theory and Exemplarism,” in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8, no. 3 (2016):113.
3. Ibid, 115.
4. Christian Smith and Melinda Lundquist Denton, Soul Searching: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ives of American Teenag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Linda Zagzebski, “Divine Motivation Theory and Exemplarism,” 120.
6. Linda Zagzebski, Divine Motivation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3.
7. Linda Zagzebski, “Divine Motivation Theory and Exemplarism,”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