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ㄧ个日益分裂的世界，这位牧师—神学家的属灵遗产是走上自我要求更高的路，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几乎没有人比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更有资格获得“凯波尔改革宗神学和公共见证卓越奖”（Kuyper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Reformed Theology and Public Witness）——这本应是个了不起的职业生涯顶峰。
凯勒在曼哈顿的救赎主长老教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讲道时，将改革宗神学应用于美国文化的核心。1989年，他与妻子凯西（Kathy）创建了该教会。凯勒在他的著作里将凯波尔（Abraham Kuyper，神学家、曾任荷兰首相）提出的“职业神学”（theology of vocation）介绍给世界上新一代的基督徒。后者的异象强调，上帝在祂所造的“每个角落”都配得荣耀。
依照许多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以下简称PTS）的学生和校友的反应表明，当凯勒于2017年从讲台上卸任时，美国的文化与1989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凯勒对女性按牧和同性恋的看法，与PTS及其他主流神学院的普遍观点相悖，更不用说更广泛的一般文化了。
但若按照“文化会不断进展”的标准，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同样没有资格获得他自己创办的这个奖项。 在各种倡议团体的压力下，PTS领导人取消了2017年授予凯勒的凯波尔奖（此后，该奖由加尔文学院主办）。
这位著名的牧师，似乎即将成为不断扩张的文化战争中的又一个牺牲品。
或者，不至于如此。
虽然凯勒没有得到这个奖项，但他还是同意演讲—— PTS不愿意将奖项颁给他，但他仍接纳了PTS。尽管有之前的抗议，但当凯勒于2017年4月6日登上讲台时，他依然受到热烈掌声的欢迎。等到PTS校长克雷格·巴恩斯（Craig Barnes）宣布散会时，凯勒再次受到热烈的掌声。
我虽然没有参加PTS的讲座，但我能理解人们对凯勒令人惊异的热爱。
作为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末（那时我十几岁）归信的福音派信徒，我知道我的信仰在“权力的殿堂”里不受欢迎，无论是在精英私立学校的教室里，还是在美国众议院的办公室里。
我从未指望我对基督的热爱会使我受人欢迎、出名或富有。 我只想忠于上帝、顺服祂的话语，无论祂把我带到何处。我想毫无保留地分享我的信仰，甚至在敌对的群体中。
2007年，我找到了一个楷模——是他示范了如何在美国最世俗的环境中做到这一点。提摩太·凯勒用他所处时代的语言，大胆地分享福音。没有贬低世俗文化或对他们提出任何要求，仅仅希冀人们信靠及信任那位对我们永远信实、值得我们相信的救主。
当9/11的悲剧让位于一场新爆发的、更激烈的文化战争时，凯勒展示了一种不同的回应。
2007年，身为《今日基督教》的副编辑，我报导了凯勒共同创立的“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TGC）的第一次公开活动。 对和我一样在充满争议的21世纪进入成年的年轻基督徒而言，凯勒起草的福音联盟《事工神学异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遵循的方向。
凯勒帮助我们以耶稣的福音为中心，这意味着“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基督徒充满谦卑和盼望，温柔却勇敢。” 《圣经》所传讲的福音不像传统宗教那样，要求人们要先顺服才能被上帝接受，也不像世俗主义——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使美国文化更加自私和个人主义。
凯勒和他已故的朋友杰克·米勒（Jack Miller）所传讲的福音是这样的：“我们的罪和缺陷比我们愿意相信的还要多，但在耶稣里的爱和接纳比我们敢于盼望的还要多。”
在敌意中坚立
凯勒的信息既深入人的头脑知识层面，也能深入人的心灵，这在牧师中是很罕见的。 凯勒在书里向人们介绍了ㄧ些社会批评思想家，但他们的著作我几乎无法靠自己读懂。成对比的是，凯勒的书在我心中留下简单但深刻有力的信息，一致的、强调恩典的福音。
你可以在凯勒于PTS的演讲中见到他信息里的活力。该演讲与莱斯利·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于1984年在PTS的沃菲尔德系列讲座（Warfield lectures）相呼应。 在这些讲座中，纽毕真主张对已进入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文化以“宣教式的方式”来互动。这些讲座后来成为1986年出版的《对希腊人而言为愚昧：福音与西方文化》 一书。
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教领袖能同时宣称继承了亚伯拉罕·凯波尔、著名的老普林斯顿神学家沃菲尔德（B.B. Warfield）和宣教学家莱斯利·纽毕真的属灵遗产。
但这就是凯勒的恩赐。我不是在说客套话，他确实从未停止学习和成长。 在我撰写的《提摩太·凯勒：他的属灵及才智塑造》一书中，我以树上的年轮来形容凯勒的才智和属灵成长。
凯勒保留了他从20世纪中期的英国福音派人士，如巴刻（J. I. Packer）、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和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那里学到的福音核心信息。他逐渐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N.T.赖特（N. T. Wright）和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等不同作家的观点融汇贯通。 同时他也以某种方式，将这些思想与凯波尔、沃菲尔德、纽毕真以及他们之间几十人的理论综合起来。
凯勒的最后一项任务，即他留给我们的伟大的未完成的项目，是为21世纪的西方世界制定一个宣教路线。这个路线，与他所成长的1950年代的宾州阿伦敦市（Allentown）的中产阶级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凯勒甚至不相信他在纽约的成功事工，能为他的后代提供多少指引。 凯勒跟随纽毕真的思想，而纽毕真认为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是有史以来最抵触、最具挑战性的宣教前线阵地。
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下，基督教传统上对文化的回应方式，都不足以作为有效的宣教计划的基础。 如果有的话，这些回应仅仅警告了基督徒“不该做什么”。基督徒不能像阿米什人（Amish）那样退缩，不能像宗教右派那样追求在国家政治上掌权，也不能像主流新教徒那样被世俗文化所同化。
凯勒将这些回应方式与他的朋友詹姆斯·亨特（James D. Hunter）的著作《改变世界》里的类比相匹配：“防御性反对”（Defensive Against，宗教右派）的回应方式、“与之相关”（Relevance To，主流教会）的回应方式，以及“保持纯洁不受污染”（Purity From，阿米什人）的回应方式。
亨特提出“内在的信实”（Faithful Presence Within），作为一个更有盼望的回应。凯勒采纳此为他的著作《21世纪教会成长学–以福音为中心的城市教会新异象》里的的观点。
随着许多美国基督徒在2016年开始改变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策略，凯勒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其他福音派信徒的批评和审查。但关注他的事工长达数十年的人都可以看到，凯勒并不是那个“变了”的人。
凯勒并非有意引起反对的声音。任何与他共事过的人都可以证明他对冲突极端厌恶。在我们所有的个人谈话里，我不记得曾听过他任何对别的基督徒的批评。
在这种日益增长的敌意下，凯勒坚定的态度为年轻的领袖们带来勇气和安慰，因为我们曾因见到不少我们视为英雄的属灵领袖的倒下，而感到幻灭。当我开始着手于凯勒的传记时，连我都担心会发现他不光彩的秘密。然而，与几十个凯勒的挚友及从小就认识他的家人的谈话，只更加证实了我原先对他的认识。
可与凯勒友谊的日加密切，也并没有导致我把他当作偶像，反而让我见证《哥林多后书》4章7节被真实实践的样貌：一个有缺陷的器皿，承载着最宝贵的宝物——这就是上帝超凡的能力。
热爱地方教会
凯勒也许曾怀疑他对现代西方将面临的新挑战的预见能力。但他仍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回应方式，试图从根本上重塑福音派在事工上的优先级——若他们愿意关掉电视新闻，认真聆听凯勒的话。凯勒在PTS讲座上，提出了在后基督教文化的西方环境下，宣教的七个步骤：
首先，他呼吁教会按照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思路，进行公开护教。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从凯勒的《理解上帝》（Making Sense of God）这本书开始。这是凯勒经常被人忽视的经典作品之一。
第二，他提出了一种介于“主流教会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和“福音派对灵命议题的关注”之间的第三种方式：我们的“因信称义”必定会引导我们至追求公义（justice）的道路。
第三，他挑战基督徒就世俗主义本身的框架，而不是其外在的架构，来对其进行批判。 借用丹尼尔·斯特兰奇（Daniel Strange）的想法，凯勒称这一过程称为“颠覆性的实践”（subversive fulfillment）。
第四，正如凯勒之前多次坚持的那样，他鼓励平信徒将他们的信仰与他们的工作结合起来。非基督徒必须看到我们的信仰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
第五，他鼓励美国基督徒向全球教会学习。凯勒在2017年的PTS讲座中表示，美国的保守福音派过于相信自己的方法论，以至于无法在美国国家利益以外的地方看到上帝的国度。
第六，凯勒强调了“恩典”和“宗教”之间的区别。 正如理查德·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1972年在戈登·康威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第一堂课上向凯勒展示的那样，能产生社会变革的宣教经历根基于恩典，而不是宗教规条。
只有恩典能带来属灵的转变。若不倚靠上帝的灵，我们没有能力在我们堕落的世界里产生持久的变化。
如果凯勒当初留在西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而不是带着家人搬到纽约并建立救赎主教会，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教授。他靠着写书和演讲赚了足够多的钱，永远不会没有地方邀请他去授课。但上帝呼召凯勒从事牧会，而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即使在凯勒责备福音派的时刻，他也是带着对他的羊群的爱，以牧师的身份发表言论及写作。凯勒唯一的导师埃德蒙·克洛尼（Edmund Clowney）帮助他爱上地方教会——即使她充满缺陷。尽管凯勒能轻松地引用冷门的学者或《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但他的目地仍是建造地方教会。 在救赎主教会早期的爆炸性增长中，以及9/11之后的黑暗日子里，凯勒见证了圣灵以出乎意料的强大方式来运作。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凯勒为美国福音派人士留下建立“基督教社区”的异象。这个异象打破了我们文化里的社会分类。这些繁荣的基督徒社区为“福音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提供了可信度。
在文章《早期基督教的“社会计划”》中，凯勒引用了拉里·赫塔多（Larry Hurtado）的著作《诸神的毁灭者：罗马世界里初代基督教的特色》。在这项精辟的研究中，赫塔多展示了受迫害的初代教会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而言，不仅仅是“冒犯性的存在”，也同时“具有吸引力”。
第一批基督徒透过收养儿童来反对堕胎和杀婴。他们没有报复，而是宽恕。他们关心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他们严格的性道德规范同时保护及赋予了妇女和儿童权力。
当时的基督徒将相互敌对的国家和种族聚集在一起。当耶稣为每个部落、语言和国家揭示独一的上帝时，祂打破了人们对于“某个宗教只属于某个种族”的观念。在教会里，弟兄姊妹之间对耶稣的信心跨越了地理、国籍和种族界线。因此，基督徒获得了广阔新视角，能以精准的评判任何文化。他们也学会聆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徒，对自己的批评意见。
凯勒本可以取消他在PTS的演讲、挑战校方管理层做的决定。若他这么做，他会获得保守福音派同伴更多的关注及支持。他也可能因此为他的事工募到更多的钱。但凯勒将他对羊群的教导付诸实践。多年来，凯勒不断告诉基督徒，基督的福音为“世俗主义的不容忍性”和“宗教的部落化主义”，提供了独特的回应方式。
至今，我尚未见到足够的证据，表明福音派人士听进凯勒的建议，或跟随他身体力行的榜样。这个社会——包括基督教，依然“以不容忍来回应不容忍，以敌意来回应敌意”。
但我总认为，若圣灵祝福我们再次经历属灵的觉醒。我们的教会将会更像凯勒所盼望见到的那样——恩典将再次在宗教和世俗主义的纠缠中，开辟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科林·汉森（Collin Hansen）为《福音联盟》的内容副总裁和主编。
翻译：吴京宁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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