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摩太·凱勒親自實踐他所傳講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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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ㄧ個日益分裂的世界,這位牧師—神學家的屬靈遺產是走上自我要求更高的路,這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

本文转载自CT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3/may-web-only/tim-keller-death-pastor-theologian-church-legacy-zh-hant.html

 

幾乎沒有人比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更有資格獲得「凱波爾改革宗神學和公共見證卓越獎」(Kuyper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Reformed Theology and Public Witness)——這本應是個了不起的職業生涯頂峰。

凱勒在曼哈頓的救贖主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講道時,將改革宗神學應用於美國文化的核心。1989年,他與妻子凱西(Kathy)創建了該教會。凱勒在他的著作裡將凱波爾(Abraham Kuyper,神學家、曾任荷蘭首相)提出的「職業神學」(theology of vocation)介紹給世界上新一代的基督徒。後者的異象強調,上帝在祂所造的「每個角落」都配得榮耀

依照許多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以下簡稱PTS)的學生和校友的反應表明,當凱勒於2017年從講台上卸任時,美國的文化與1989年相比,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轉變。凱勒對女性按牧和同性戀的看法,與PTS及其他主流神學院的普遍觀點相悖,更不用說更廣泛的一般文化了。

但若按照「文化會不斷進展」的標準,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同樣沒有資格獲得他自己創辦的這個獎項。 在各種倡議團體的壓力下,PTS領導人取消了2017年授予凱勒的凱波爾獎(此後,該獎由加爾文學院主辦)。

這位著名的牧師,似乎即將成為不斷擴張的文化戰爭中的又一個犧牲品。

或者,不至於如此。

雖然凱勒沒有得到這個獎項,但他還是同意演講—— PTS不願意將獎項頒給他,但他仍接納了PTS。儘管有之前的抗議,但當凱勒於2017年4月6日登上講台時,他依然受到熱烈掌聲的歡迎。等到PTS校長克雷格·巴恩斯(Craig Barnes)宣布散會時,凱勒再次受到熱烈的掌聲。

我雖然沒有參加PTS的講座,但我能理解人們對凱勒令人驚異的熱愛。

作為一個在20世紀90年代末(那時我十幾歲)歸信的福音派信徒,我知道我的信仰在「權力的殿堂」裡不受歡迎,無論是在精英私立學校的教室裡,還是在美國眾議院的辦公室裡。

我從未指望我對基督的熱愛會使我受人歡迎、出名或富有。 我只想忠於上帝、順服祂的話語,無論祂把我帶到何處。我想毫無保留地分享我的信仰,甚至在敵對的群體中。

2007年,我找到了一個楷模——是他示範了如何在美國最世俗的環境中做到這一點。提摩太·凱勒用他所處時代的語言,大膽地分享福音。沒有貶低世俗文化或對他們提出任何要求,僅僅希冀人們信靠及信任那位對我們永遠信實、值得我們相信的救主。

當9/11的悲劇讓位於一場新爆發的、更激烈的文化戰爭時,凱勒展示了一種不同的回應。

2007年,身為《今日基督教》的副編輯,我報導了凱勒共同創立的「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TGC)的第一次公開活動。 對和我一樣在充滿爭議的21世紀進入成年的年輕基督徒而言,凱勒起草的福音聯盟《事工神學異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遵循的方向。

凱勒幫助我們以耶穌的福音為中心,這意味著「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使基督徒充滿謙卑和盼望,溫柔卻勇敢。」 《聖經》所傳講的福音不像傳統宗教那樣,要求人們要先順服才能被上帝接受,也不像世俗主義——如我們已看到的那樣——使美國文化更加自私和個人主義。

凱勒和他已故的朋友傑克·米勒(Jack Miller)所傳講的福音是這樣的:「我們的罪和缺陷比我們願意相信的還要多,但在耶穌裡的愛和接納比我們敢於盼望的還要多。」

 

在敵意中堅立

凱勒的信息既深入人的頭腦知識層面,也能深入人的心靈,這在牧師中是很罕見的。 凱勒在書裡向人們介紹了ㄧ些社會批評思想家,但他們的著作我幾乎無法靠自己讀懂。成對比的是,凱勒的書在我心中留下簡單但深刻有力的信息,一致的、強調恩典的福音。

你可以在凱勒於PTS的演講中見到他信息裡的活力。該演講與萊斯利·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於1984年在PTS的沃菲爾德系列講座(Warfield lectures)相呼應。 在這些講座中,紐畢真主張對已進入後基督教時代的西方文化以「宣教式的方式」來互動。這些講座後來成為1986年出版的《對希臘人而言為愚昧:福音與西方文化》 一書。

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教領袖能同時宣稱繼承了亞伯拉罕·凱波爾、著名的老普林斯頓神學家沃菲爾德(B.B. Warfield)和宣教學家萊斯利·紐畢真的屬靈遺產。

但這就是凱勒的恩賜。我不是在說客套話,他確實從未停止學習和成長。 在我撰寫的《提摩太·凱勒:他的屬靈及才智塑造》一書中,我以樹上的年輪來形容凱勒的才智和屬靈成長。

凱勒保留了他從20世紀中期的英國福音派人士,如巴刻(J. I. Packer)、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和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那裡學到的福音核心信息。他逐漸將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N.T.賴特(N. T. Wright)和阿拉斯戴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等不同作家的觀點融匯貫通。 同時他也以某種方式,將這些思想與凱波爾、沃菲爾德、紐畢真以及他們之間幾十人的理論綜合起來。

凱勒的最後一項任務,即他留給我們的偉大的未完成的項目,是為21世紀的西方世界制定一個宣教路線。這個路線,與他所成長的1950年代的賓州阿倫敦市(Allentown)的中產階級文化,幾乎沒有相似之處。

凱勒甚至不相信他在紐約的成功事工,能為他的後代提供多少指引。 凱勒跟隨紐畢真的思想,而紐畢真認為後基督教時代的西方,是有史以來最抵觸、最具挑戰性的宣教前線陣地。

在當代的文化環境下,基督教傳統上對文化的回應方式,都不足以作為有效的宣教計劃的基礎。 如果有的話,這些回應僅僅警告了基督徒「不該做什麼」。基督徒不能像阿米什人(Amish)那樣退縮,不能像宗教右派那樣追求在國家政治上掌權,也不能像主流新教徒那樣被世俗文化所同化。

凱勒將這些回應方式與他的朋友詹姆斯·亨特(James D. Hunter)的著作《改變世界》裡的類比相匹配:「防禦性反對」(Defensive Against,宗教右派)的回應方式、「與之相關」(Relevance To,主流教會)的回應方式,以及「保持純潔不受污染」(Purity From,阿米什人)的回應方式。

亨特提出「內在的信實」(Faithful Presence Within),作為一個更有盼望的回應。凱勒採納此為他的著作《21世紀教會成長學–以福音為中心的城市教會新異象》裡的的觀點。

隨著許多美國基督徒在2016年開始改變自己的社會和政治策略,凱勒受到越來越多來自其他福音派信徒的批評和審查。但關注他的事工長達數十年的人都可以看到,凱勒並不是那個「變了」的人。

凱勒並非有意引起反對的聲音。任何與他共事過的人都可以證明他對衝突極端厭惡。在我們所有的個人談話裡,我不記得曾聽過他任何對別的基督徒的批評。

在這種日益增長的敵意下,凱勒堅定的態度為年輕的領袖們帶來勇氣和安慰,因為我們曾因見到不少我們視為英雄的屬靈領袖的倒下,而感到幻滅。當我開始著手於凱勒的傳記時,連我都擔心會發現他不光彩的秘密。然而,與幾十個凱勒的摯友及從小就認識他的家人的談話,只更加證實了我原先對他的認識。

可與凱勒友誼的日加密切,也並沒有導致我把他當作偶像,反而讓我見證《哥林多後書》4章7節被真實實踐的樣貌:一個有缺陷的器皿,承載著最寶貴的寶物——這就是上帝超凡的能力。

 

熱愛地方教會

凱勒也許曾懷疑他對現代西方將面臨的新挑戰的預見能力。但他仍提出了一個可行的回應方式,試圖從根本上重塑福音派在事工上的優先順序——若他們願意關掉電視新聞,認真聆聽凱勒的話。凱勒在PTS講座上,提出了在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環境下,宣教的七個步驟:

首先,他呼籲教會按照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思路,進行公開護教。關於這一點,讀者可以從凱勒的《理解上帝》(Making Sense of God)這本書開始。這是凱勒經常被人忽視的經典作品之一。

第二,他提出了一種介於「主流教會對社會正義的關注」和「福音派對靈命議題的關注」之間的第三種方式:我們的「因信稱義」必定會引導我們至追求公義(justice)的道路。

第三,他挑戰基督徒就世俗主義本身的框架,而不是其外在的架構,來對其進行批判。 借用丹尼爾·斯特蘭奇(Daniel Strange)的想法,凱勒稱這一過程稱為「顛覆性的實踐」(subversive fulfillment)。

第四,正如凱勒之前多次堅持的那樣,他鼓勵平信徒將他們的信仰與他們的工作結合起來。非基督徒必須看到我們的信仰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影響。

第五,他鼓勵美國基督徒向全球教會學習。凱勒在2017年的PTS講座中表示,美國的保守福音派過於相信自己的方法論,以至於無法在美國國家利益以外的地方看到上帝的國度。

第六,凱勒強調了「恩典」和「宗教」之間的區別。 正如理查德·洛夫萊斯(Richard Lovelace)1972年在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第一堂課上向凱勒展示的那樣,能產生社會變革的宣教經歷根基於恩典,而不是宗教規條。

只有恩典能帶來屬靈的轉變。若不倚靠上帝的靈,我們沒有能力在我們墮落的世界裡產生持久的變化。

如果凱勒當初留在西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而不是帶著家人搬到紐約並建立救贖主教會,他會成為一名出色的教授。他靠著寫書和演講賺了足夠多的錢,永遠不會沒有地方邀請他去授課。但上帝呼召凱勒從事牧會,而這正是他與眾不同的地方。

即使在凱勒責備福音派的時刻,他也是帶著對他的羊群的愛,以牧師的身份發表言論及寫作。凱勒唯一的導師埃德蒙·克洛尼(Edmund Clowney)幫助他愛上地方教會——即使她充滿缺陷。儘管凱勒能輕鬆地引用冷門的學者或《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但他的目地仍是建造地方教會。 在救贖主教會早期的爆炸性增長中,以及9/11之後的黑暗日子裡,凱勒見證了聖靈以出乎意料的強大方式來運作。

第七,也是最後一點,凱勒為美國福音派人士留下建立「基督教社區」的異象。這個異象打破了我們文化裡的社會分類。這些繁榮的基督徒社區為「福音有改變人生命的大能」,提供了可信度。

在文章《早期基督教的“社會計劃”》中,凱勒引用了拉里·赫塔多(Larry Hurtado)的著作《諸神的毀滅者:羅馬世界裡初代基督教的特色》。在這項精闢的研究中,赫塔多展示了受迫害的初代教會對猶太人和希臘人而言,不僅僅是「冒犯性的存在」,也同時「具有吸引力」。

第一批基督徒透過收養兒童來反對墮胎和殺嬰。他們沒有報復,而是寬恕。他們關心窮人和被邊緣化的人。他們嚴格的性道德規範同時保護及賦予了婦女和兒童權力。

當時的基督徒將相互敵對的國家和種族聚集在一起。當耶穌為每個部落、語言和國家揭示獨一的上帝時,祂打破了人們對於「某個宗教只屬於某個種族」的觀念。在教會裡,弟兄姊妹之間對耶穌的信心跨越了地理、國籍和種族界線。因此,基督徒獲得了廣闊新視角,能以精準的評判任何文化。他們也學會聆聽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徒,對自己的批評意見。

凱勒本可以取消他在PTS的演講、挑戰校方管理層做的決定。若他這麼做,他會獲得保守福音派同伴更多的關注及支持。他也可能因此為他的事工募到更多的錢。但凱勒將他對羊群的教導付諸實踐。多年來,凱勒不斷告訴基督徒,基督的福音為「世俗主義的不容忍性」和「宗教的部落化主義」,提供了獨特的回應方式。

至今,我尚未見到足夠的證據,表明福音派人士聽進凱勒的建議,或跟隨他身體力行的榜樣。這個社會——包括基督教,依然「以不容忍來回應不容忍,以敵意來回應敵意」。

但我總認為,若聖靈祝福我們再次經歷屬靈的覺醒。我們的教會將會更像凱勒所盼望見到的那樣——恩典將再次在宗教和世俗主義的糾纏中,開闢一條不一樣的道路。

 

科林·漢森(Collin Hansen)為《福音聯盟》的內容副總裁和主編。

翻譯:吳京寧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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