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真

本文原刊于《举目》19期

四、过红海出埃及

        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准备离开埃及。大批人畜迁徙，理当抄近路，就是北方的沿海公路。无奈在以色列人客居埃及四百个沉默的年头里，东北方却坐大了赫人及非利士人。沿海公路有非利士人的坚 固堡垒，不易通过。体贴百姓的耶和华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出》13：17-18）那 么以色列人，是由何处出埃及地呢？又是在哪里过红海的呢。而这个“海”是一个普通的海，是“芦苇海”，还是现今的“红海”？过了红海以后，他们走的路线又 如何？西乃山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历代圣经考古学家研究的“困难”问题。

        首先是文字学上的困难。希伯来圣经从未用过“红海”两字。无 论是用在《出埃及记》或是《民数记》（《出》14：2、9、16、21、23，15：1、4；《民》33：8），“海”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yam。在其他 地方（《出》13：18，15：4、22），凡指这个过海事件用的都是希伯来文Yam suf。希伯来文yam 的意思是“海”，也是一大片的水，不管是咸的海水，或是淡的湖水。至于suf，指的是“多芦苇草的湖沼地”。因此，yam suf应译成“芦苇海”。我们再仔细查看“摩西之歌”（《出》15：4），摩西兼用了“海”及“芦苇海”。可见二者指的是同一处海。只是yam suf 这两个字经由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拉丁译本，再经过英王钦定译本（King James Version），在文字上就变成了“红海”（注7）。

        接下来是地理学上的困难。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苦湖”（Bitter Lake）和延伸到红海西北角的苏彝士湾 （Gulf of Suez），千年前是连在一起的。既使在古埃及法老时代，苦湖和红海也有季节上的相连期。每当尼罗河泛滥的时候，湖水海水不分彼此，苦湖也就成了红海的延 展。地质学家也证明，红海的水位在三千至四千年前比现在高出许多。我们现在看到苏彝士湾北面的苦湖，亭沙湖（Lake Timsah），艾伯拉湖（El-Ballah Lakes）等，都是长满芦苇，也盛产鳄鱼的湖。因此，当红海的水和这些湖的水连在一起的时候，“湖中有海”，“海中有湖”，这时的“芦苇海”和“红 海”，已是“你浓我浓”无法分辨了？

        这么说来到底以色列人是在哪里过海的呢？摩西是在什么地方举杖分水的呢？在这方面其实圣经提供了相当 明确的指南。以色列民是在一夜之间过的海（《出》15：21）。红海宽约150英里。摩西带了这么多的人，其中不乏老弱妇孺，要在一夜之间步行渡过150 英里的红海，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必要。况且在这件“过红海”神蹟上，重点在彰显耶和华神“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的分水威力，不在于以色列民当夜的跑步 速度，是以我们认为过150英里红海的可能不大。倒是红海西北的苏彝士湾及湖区的“芦苇海”，最宽不超过17英里。

         在紧急情况下，一夜之间从这块湖区“过 海”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圣经所记，无论是在《出埃及记》、《民数记》、或是圣经其他的地方所指的红海，yam suf，应当是指埃及和西乃边境，由北到苏彝士湾中间的芦苇沼泽湖区。这一带的水必是又苦又咸，也因此，以色列人过了海以后，便要寻找可解渴的水源（注 8）。

五、考古新发现－－东区边防运河

        1975年间，当一群以色列地质探勘队在西奈半岛以色列占领区工作时，无意间 在苏彝士运河现址之东，发现了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图二为其中一段的空中摄影。这条运河大部分宽度保持在70公尺左右，最窄处宽约20公尺。即使在现今河 床淤塞的情况下，河深仍然有3公尺。其规模显然远较李斯普在1875年所开凿的苏彝士运河更为可观，苏彝士运河最宽之处也仅有54公尺。此运河分为南北两 段：南段在苏彝士运河之西，呈西北走向，由亭沙湖向北连接艾伯拉湖。北段在苏彝士运河之东，呈东北走向，由艾伯拉湖北端的昆他拉（Qantara），经波鲁伸入地中海（图三）。

        我们如何确知这是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而不是尼罗河的一条分支呢？专家从卫星影像可以得到答案。这种卫星影像的解析 度可深达地底下三至四公尺处，是近代考古学上的新利器。由影像显示，这条水道与河流的分支不同，它的宽度保持不变；其次，水道两岸有清晰可辨的筑堤；第 三、这水道在北方与尼罗河的波鲁生分支在波鲁生交会，表示它不是尼罗河的分支，而是独立的一条运河。考古学家称它为“东区边防运河”（The Eastern Frontier Canal）。

        这条古运河也有它的记录史。根据最古的记载，南段运河曾在法老尼柯（Neco, 610-595BC）时修建，当时称作“红海运河”。但一直到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522-486BC）年间才修复完成。而北段的记录就更为久远。从一幅由卡那城出土的神庙（Temple of Karnack）浮雕上（图四），就可证明在第十九王朝的法老瑟堤一世（Seti I, 1294-1279 BC）时，这条运河已被使用。

       图中所示是民众夹道欢迎由迦南战胜回来的法老瑟堤。在战俘与民众中间有一条直直的水道，两岸长满了芦苇，水中游满了食人的鳄 鱼。运河旁边还竖立有堡垒。考古学家们认为这就是“东区边防运河”。埃及古物学家认为这个运河的纪录，可追溯到瑟提一世以前。亚里斯多德在他的《气象学》 （Meterologica）一书 中，就记载了埃及在第十二王朝的法老瑟所提斯二世（Sesostris II, 1897-1878BC）时，就开始了运河的兴建。更远在中王朝时代，在《马尼卡理的智慧书》（The Wisdom of Merikare）的文献中，已有了建造运河的记载。马尼卡理王（Merikare, 2160-1980 BC）奉父王之命，建一水道由埃及东北边境到亭沙湖。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相信，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东区边防运河早巳存在了。

        从这条运河的地理位置、瑟堤一世的浮雕、及历代诸王急于兴建此一水道看来，当初开凿运河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敌自卫。因为当尼罗河水涨的时候，这条运河等于连接了 地中海和红海，成为一条天然防线，很像我国北方的万里长城。一方面挡住东方来的无赖流浪者敌人，同时也限制了埃及人的自由离境。凿运河时挖掘的泥沙，正好 用来建筑边防碉堡。堡上埃及驻军，虎视眈眈地随时监视出入境的动静。运河中再放由湖沼里抓来的鳄鱼，这样的安全设施，可以算是密不透风的了。有了这段运 河，以及边防堡垒，我们较能了解何以摩西要得到法老的“出境许可”，方得离开埃及。有了这条运河，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地点就有了“呼之欲出”的可能。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希录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力洗分靠近海边安营。”（《出》14：2；《民》33：7）这句显然是摩 西听得懂的路导，长时间以来却困惑著许多的考古学家。他们根据埃及文的字根推敲了数十年，始终无法在埃及地图上找到相应的地方。就以地名“比哈希录 （Pi-hahiroth）”为例：其实早在1948年，圣经考古大师，又是圣经语文专家的阿尔拜特教授（W. F. Albright），就已定意以闪文字根来分析，解释“比哈希录”指的是“运河出口”（Mouth of a Canal）（注9）。

        只是在阿尔拜特的年代，除了一条贯穿尼罗河三角洲的苏彝士运河，没有其他眼目可见的人工水道。这个地名一直是个悬案。现在考古学家 提供了两段“东区边防运河”的四个“出口”。北段的波鲁生出口，靠近沿海公路，不宜通行。剩下的三个出口中，以亭沙湖北的运河口，最合适成为以色列人由兰 塞出发，经疏割，再过芦苇海的通道。因此，“比哈希录”很可能就在亭沙湖北岸。

        由“比哈希录”河口过海，无论是17英里宽的“芦苇海”，或是70公尺宽的运河，没有渡河的工具，对千万携家带眷的以色列民而言，仍是“前有大海，后有追兵。”这时，耶和华吩咐摩西向海伸杖，大海成为干地！

        “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出》14：30-31）

        以色列民过红海以后，是抄哪条路线到西乃山呢？西乃山到底在西乃半岛的北角还是南端？至今仍无定论。也有考古学家举证认为在阿拉伯。这和其他有关出埃及路线 的问题一样，争议的根源，均来自专家们在埃及文及希伯来文之间，对所认定的翻译意见纷纭。如我们抛开文字学游戏，而从简单的近代科技着眼，则一种“红外线 地下矿岩侦测”技术，可以借用来帮助我们了解千年前地底下的活动。

       例如法国的SPOT（Systeme Pour l’observation de la Terre）的卫星扫描仪，协助了考古学家找到千年前深埋在沙漠底的城市、古老河床、骆驼商队路线等遗迹。卫星影像分析家史蒂芬（George Stephen）就是利用这种技术，在埃及、苏彝士湾、阿克巴湾（Gulf of Aqaba）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地530英里的高空，侦察到“一巨大队人畜”经过西乃半岛的足迹（注10）。这条足迹由尼罗河三角洲，沿着苏彝士湾东岸直线 往南，绕过西乃半岛南端往东北进行。除此以外，他还侦测到了沿路有“极为广大的露营地”。当然，我们无法由卫星影像的报告，证实这巨大的人队就是摩西所领 的以色列民，但至少证明了数千年前，干旱无情的西乃沙漠，曾奇蹟般地养活了“一巨大队人畜”，并且见证了，也记载了他们辛苦漫长的足迹。

        从那时起，三千多年来，以色列人年年信守他们向耶和华神所立的约，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月圆，欢度逾越节。

参考资料：
6. H. Liddell and R. Scott, Greek-English Lexic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68.
7. J. K. Hoffmeir, Israel in Egyp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6. p. 191.
8. W. F. Albright,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 109, 1948. p. 16.
9. L. Williams, The Mountain of Moses, Wynwood Press, New York, 1990.
作者曾任波士顿大学教授，现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国校园团契的特约同工，负责欧洲事工。

本文上半部请见《举目》18期50页。
图二：“东区边防运河”的空中摄影像。
图三：“东区边防运河”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可能路线。
图四：法老瑟堤一世东征归来。图中间有笔直的水道，四周有芦苇，水中有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