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19期

四、過紅海出埃及

        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帶領之下，準備離開埃及。大批人畜遷徙，理當抄近路，就是北方的沿海公路。無奈在以色列人客居埃及四百個沉默的年頭裡，東北方卻坐大了赫人及非利士人。沿海公路有非利士人的堅 固堡壘，不易通過。体貼百姓的耶和華神說：“恐怕百姓遇見打仗後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領百姓繞道而行、走紅海曠野的路。”（《出》13：17-18）那 麼以色列人，是由何處出埃及地呢？又是在哪裡過紅海的呢。而這個“海”是一個普通的海，是“蘆葦海”，還是現今的“紅海”？過了紅海以後，他們走的路線又 如何？西乃山到底在什麼地方？這些都是歷代聖經考古學家研究的“困難”問題。

        首先是文字學上的困難。希伯來聖經從未用過“紅海”兩字。無 論是用在《出埃及記》或是《民數記》（《出》14：2、9、16、21、23，15：1、4；《民》33：8），“海”這個字是希伯來文的yam。在其他 地方（《出》13：18，15：4、22），凡指這個過海事件用的都是希伯來文Yam suf。希伯來文yam 的意思是“海”，也是一大片的水，不管是鹹的海水，或是淡的湖水。至于suf，指的是“多蘆葦草的湖沼地”。因此，yam suf應譯成“蘆葦海”。我們再仔細查看“摩西之歌”（《出》15：4），摩西兼用了“海”及“蘆葦海”。可見二者指的是同一處海。只是yam suf 這兩個字經由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拉丁譯本，再經過英王欽定譯本（King James Version），在文字上就變成了“紅海”（註7）。

        接下來是地理學上的困難。地理學家告訴我們“苦湖”（Bitter Lake）和延伸到紅海西北角的蘇彝士灣 （Gulf of Suez），千年前是連在一起的。既使在古埃及法老時代，苦湖和紅海也有季節上的相連期。每當尼羅河泛濫的時候，湖水海水不分彼此，苦湖也就成了紅海的延 展。地質學家也證明，紅海的水位在三千至四千年前比現在高出許多。我們現在看到蘇彝士灣北面的苦湖，亭沙湖（Lake Timsah），艾伯拉湖（El-Ballah Lakes）等，都是長滿蘆葦，也盛產鱷魚的湖。因此，當紅海的水和這些湖的水連在一起的時候，“湖中有海”，“海中有湖”，這時的“蘆葦海”和“紅 海”，已是“你濃我濃”無法分辨了？

        這麼說來到底以色列人是在哪裡過海的呢？摩西是在什麼地方舉杖分水的呢？在這方面其實聖經提供了相當 明確的指南。以色列民是在一夜之間過的海（《出》15：21）。紅海寬約150英里。摩西帶了這麼多的人，其中不乏老弱婦孺，要在一夜之間步行渡過150 英里的紅海，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必要。況且在這件“過紅海”神蹟上，重點在彰顯耶和華神“右手施展能力，顯出榮耀”的分水威力，不在于以色列民當夜的跑步 速度，是以我們認為過150英里紅海的可能不大。倒是紅海西北的蘇彝士灣及湖區的“蘆葦海”，最寬不超過17英里。

         在緊急情況下，一夜之間從這塊湖區“過 海”是比較合理的。所以聖經所記，無論是在《出埃及記》、《民數記》、或是聖經其他的地方所指的紅海，yam suf，應當是指埃及和西乃邊境，由北到蘇彝士灣中間的蘆葦沼澤湖區。這一帶的水必是又苦又鹹，也因此，以色列人過了海以後，便要尋找可解渴的水源（註 8）。

五、考古新發現－－東區邊防運河

        1975年間，當一群以色列地質探勘隊在西奈半島以色列佔領區工作時，無意間 在蘇彝士運河現址之東，發現了一條人工開鑿的運河。圖二為其中一段的空中攝影。這條運河大部分寬度保持在70公尺左右，最窄處寬約20公尺。即使在現今河 床淤塞的情況下，河深仍然有3公尺。其規模顯然遠較李斯普在1875年所開鑿的蘇彝士運河更為可觀，蘇彝士運河最寬之處也僅有54公尺。此運河分為南北兩 段：南段在蘇彝士運河之西，呈西北走向，由亭沙湖向北連接艾伯拉湖。北段在蘇彝士運河之東，呈東北走向，由艾伯拉湖北端的昆他拉（Qantara），經波魯伸入地中海（圖三）。

        我們如何確知這是條人工開鑿的運河，而不是尼羅河的一條分支呢？專家從衛星影像可以得到答案。這種衛星影像的解析 度可深達地底下三至四公尺處，是近代考古學上的新利器。由影像顯示，這條水道與河流的分支不同，它的寬度保持不變；其次，水道兩岸有清晰可辨的築堤；第 三、這水道在北方與尼羅河的波魯生分支在波魯生交會，表示它不是尼羅河的分支，而是獨立的一條運河。考古學家稱它為“東區邊防運河”（The Eastern Frontier Canal）。

        這條古運河也有它的記錄史。根据最古的記載，南段運河曾在法老尼柯（Neco, 610-595BC）時修建，當時稱作“紅海運河”。但一直到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522-486BC）年間才修復完成。而北段的記錄就更為久遠。從一幅由卡那城出土的神廟（Temple of Karnack）浮雕上（圖四），就可證明在第十九王朝的法老瑟堤一世（Seti I, 1294-1279 BC）時，這條運河已被使用。

       圖中所示是民眾夾道歡迎由迦南戰勝回來的法老瑟堤。在戰俘與民眾中間有一條直直的水道，兩岸長滿了蘆葦，水中游滿了食人的鱷 魚。運河旁邊還豎立有堡壘。考古學家們認為這就是“東區邊防運河”。埃及古物學家認為這個運河的紀錄，可追溯到瑟提一世以前。亞里斯多德在他的《氣象學》 （Meterologica）一書 中，就記載了埃及在第十二王朝的法老瑟所提斯二世（Sesostris II, 1897-1878BC）時，就開始了運河的興建。更遠在中王朝時代，在《馬尼卡理的智慧書》（The Wisdom of Merikare）的文獻中，已有了建造運河的記載。馬尼卡理王（Merikare, 2160-1980 BC）奉父王之命，建一水道由埃及東北邊境到亭沙湖。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相信，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東區邊防運河早巳存在了。

        從這條運河的地理位置、瑟堤一世的浮雕、及歷代諸王急于興建此一水道看來，當初開鑿運河的目的顯然是為了防敵自衛。因為當尼羅河水漲的時候，這條運河等于連接了 地中海和紅海，成為一條天然防線，很像我國北方的萬里長城。一方面擋住東方來的無賴流浪者敵人，同時也限制了埃及人的自由離境。鑿運河時挖掘的泥沙，正好 用來建築邊防碉堡。堡上埃及駐軍，虎視眈眈地隨時監視出入境的動靜。運河中再放由湖沼裡抓來的鱷魚，這樣的安全設施，可以算是密不透風的了。有了這段運 河，以及邊防堡壘，我們較能了解何以摩西要得到法老的“出境許可”，方得離開埃及。有了這條運河，以色列人過紅海的地點就有了“呼之欲出”的可能。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吩咐以色列人轉回，安營在比哈希錄前，密奪和海的中間，對著巴力洗分靠近海邊安營。”（《出》14：2；《民》33：7）這句顯然是摩 西聽得懂的路導，長時間以來卻困惑著許多的考古學家。他們根據埃及文的字根推敲了數十年，始終無法在埃及地圖上找到相應的地方。就以地名“比哈希錄 （Pi-hahiroth）”為例：其實早在1948年，聖經考古大師，又是聖經語文專家的阿爾拜特教授（W. F. Albright），就已定意以閃文字根來分析，解釋“比哈希錄”指的是“運河出口”（Mouth of a Canal）（註9）。

        只是在阿爾拜特的年代，除了一條貫穿尼羅河三角洲的蘇彝士運河，沒有其他眼目可見的人工水道。這個地名一直是個懸案。現在考古學家 提供了兩段“東區邊防運河”的四個“出口”。北段的波魯生出口，靠近沿海公路，不宜通行。剩下的三個出口中，以亭沙湖北的運河口，最合適成為以色列人由蘭 塞出發，經疏割，再過蘆葦海的通道。因此，“比哈希錄”很可能就在亭沙湖北岸。

        由“比哈希錄”河口過海，無論是17英里寬的“蘆葦海”，或是70公尺寬的運河，沒有渡河的工具，對千萬攜家帶眷的以色列民而言，仍是“前有大海，後有追兵。”這時，耶和華吩咐摩西向海伸杖，大海成為乾地！

        “當日耶和華這樣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見埃及人的死屍都在海邊了。以色列人看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華，又信服他和他的僕人摩西。”（《出》14：30-31）

        以色列民過紅海以後，是抄哪條路線到西乃山呢？西乃山到底在西乃半島的北角還是南端？至今仍無定論。也有考古學家舉證認為在阿拉伯。這和其他有關出埃及路線 的問題一樣，爭議的根源，均來自專家們在埃及文及希伯來文之間，對所認定的翻譯意見紛紜。如我們拋開文字學遊戲，而從簡單的近代科技著眼，則一種“紅外線 地下礦岩偵測”技術，可以借用來幫助我們了解千年前地底下的活動。

       例如法國的SPOT（Systeme Pour l’observation de la Terre）的衛星掃描儀，協助了考古學家找到千年前深埋在沙漠底的城市、古老河床、駱駝商隊路線等遺跡。衛星影像分析家史蒂芬（George Stephen）就是利用這種技術，在埃及、蘇彝士灣、阿克巴灣（Gulf of Aqaba）以及沙地阿拉伯等地530英里的高空，偵察到“一巨大隊人畜”經過西乃半島的足跡（註10）。這條足跡由尼羅河三角洲，沿著蘇彝士灣東岸直線 往南，繞過西乃半島南端往東北進行。除此以外，他還偵測到了沿路有“極為廣大的露營地”。當然，我們無法由衛星影像的報告，證實這巨大的人隊就是摩西所領 的以色列民，但至少證明了數千年前，乾旱無情的西乃沙漠，曾奇蹟般地養活了“一巨大隊人畜”，並且見證了，也記載了他們辛苦漫長的足跡。

        從那時起，三千多年來，以色列人年年信守他們向耶和華神所立的約，在春分後的第一個月圓，歡度逾越節。

參考資料：
6. H. Liddell and R. Scott, Greek-English Lexic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68.
7. J. K. Hoffmeir, Israel in Egyp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6. p. 191.
8. W. F. Albright,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 109, 1948. p. 16.
9. L. Williams, The Mountain of Moses, Wynwood Press, New York, 1990.
作者曾任波士頓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國校園團契的特約同工，負責歐洲事工。

本文上半部請見《舉目》18期50頁。
圖二：“東區邊防運河”的空中攝影像。
圖三：“東區邊防運河”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可能路線。
圖四：法老瑟堤一世東征歸來。圖中間有筆直的水道，四周有蘆葦，水中有鱷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