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3.07.24

悯慈

 

《麦地冲的歌声》，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于2016年拍摄的电影作品。

胡杰1958年出生于山东，曾在新华社江苏分社任影视编辑。从1995年起，胡杰拍摄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从以农民、矿工等边缘群体为主体的《远山》（1996）、《平原上的山歌》（2001）、《在海边》（2003）、《媒婆》（2003），到历史敏感题材《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我虽死去》（2006）、《文革宣传画》（2007）、《东风国营农场》(2009)、《我的母亲王佩英》（2011）、《星火》(2013)等（注1）。

 

寻找林昭的灵魂

使胡杰名声大噪于海内外知识分子群体的，是他辞去工作、花6年时间制作的《寻找林昭的灵魂》。很多人通过这部纪录片，才知道林昭的名字。也有人在看过这部片子之后，决志信主，因为他们从林昭的言行和生命中，认识了耶稣基督（注2）。

林昭这个人物，甚至深刻影响了胡杰本人，增加了胡杰对基督教的认识，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麦地冲》这部影片的诞生。

林昭，1932年出生于苏州，就读教会学校。1954年，以江苏省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6年被划为右派。自1960年起，林昭两度入狱，并于1968年以反革命罪，在上海被秘密枪决，终年36岁。

在狱中，林昭以血为墨，写下了大概20多万字（注3），反对极权制度，反对“奴役暴政”。她的坚定不移，使她在狱中遭受了残忍的虐待。

后来的研究者不禁疑问：为什么林昭会有如此坚定的道德勇气？什么是她独立思想的精神源头？答案是：当其他右派都在马列著作中寻找真理时，基督教信仰给了林昭不同的价值体系。

在血书中，林昭多次提到自己的信仰，比如她每周日早上一个人做礼拜，在监狱里唱赞美诗。并且，林昭认为，她的抗争不是个人的，也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同时也是一种属灵的抗争，是善恶之争。她称自己为“奉十字架作战的自由之士”。

片中，胡杰用旁白，读了一段林昭的血书：

“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力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了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什么我对你们怀抱着一副人性、那么一副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查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现露出来的人性的闪光，从而查见到你们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短短的一段话，体现出林昭身上的饶恕、公义、盼望和爱。在极其黑暗的年代，多少人振臂高呼革命口号，被阶级斗争观念洗脑，像林昭这样流血流泪，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纯净灵魂太少了！信仰给了她抵抗极权的力量和勇气！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林昭两度被平反、宣告无罪，但是中国官方历史叙述中没有林昭的名字。因为她的思想对于当代人仍具有感召力，其墓地至今仍被监视器所监控。

在影片中，提到林昭的信仰时，胡杰切入圣诗和基督受死的画面。影片末尾，在暗示林昭被杀害之后，接续的是文革时期的种种片断，画外音是拉丁文圣诗《平安夜》（Silent Night）——也许，胡杰想用圣洁的童声，来洗净那个年代的暴力、邪恶和荒唐。

 

麦地冲的歌声

在这部影片之后，胡杰常常在历史影片中，穿插基督教圣诗。

2015年，胡杰听说，云南山沟里很穷的一个地方，人们唱歌像欧洲教堂唱诗班一样好听。于是，胡杰来到了云南麦地冲，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在映后访谈中，胡杰说，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好像有上帝带领。每一个镜头都像是上帝安排好了。影片只用了7天便完成了（注4）。

如果说胡杰之前的片子，都是带观众去反思那些封存在黑暗角落的民族历史，那么《麦地冲》明显少了些沉重，多了期盼和赞美的亮光。

    ×伯格理创造的奇蹟

这部纪录片，以访谈为主，介绍了基督教在云南中部麦地冲地区，大花苗族的百年发展史，并记录当下苗族人的信仰生活。

20世纪初，来自英国循道公会的牧师伯格理（Samuel Pollard, 1864-1915），首先在贵州石门坎建立了教堂。随后福音南下，传到云南中部武定地区, 给苗族社会最底层的花苗人，带去了极大的盼望。

为了融入中国文化，伯格理几乎改变了自身的一切（除了容貌无法改变之外），并创建了一套“老苗文”，结束了苗族几千年没有母语文字的历史。这是伯格理创造的奇蹟之一。

伯格理将圣经中的福音书，相继译成苗文出版、发行。 “……没有人能够估量出，圣经的光辉到底对苗族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王树德，《石门坎与花苗》）

受到循道会资金的支持，伯格理不仅在当地建立了教堂，还办起了学校，设立了免费诊所，几十年内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石门坎成为当时“西南苗族的最高文化区”（注5）。

基督教的传入，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不再拜石头、信鬼， 而是周一至周五读书，星期天做礼拜。如片中麦地冲教会的张长老所说：“不识字的开始读书认字，不会洗脸的也会洗脸了。”

影片中受访的七八十岁的苗族老人，大都会说普通话。这是很多汉族地区都未能达到的教育水准，也可看出伯格理乡村建设模式的成功之处。

    ×不夸夸其谈，但默默奉献

胡杰在映后座谈中说，当地村子非常干净。与他同行的司机（监视其拍摄的公职人员），甚至不好意思扔烟头。这一细节，在影片中也有所反映。

影片中，镜头拍到村民早上打扫教堂周边。胡杰问一位弟兄，这是每天安排人，还是大家自愿来扫地？对方回答：是自愿的。胡杰接着问：“你们还要下地干活，为什么还这么早来打扫卫生？” 弟兄谦卑、害羞地回答：“为了干净，方便大家。”

胡杰问这个问题，明显是感觉到，这种“自愿”行为，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主流文化，大相径庭。

还有一个细节，使胡杰这个“外人”感到特别——村民集体为教堂前面的广场铺水泥地板，劳动间歇一起吃西瓜。西瓜是一位弟兄奉献的。胡杰问：“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经常奉献东西？”弟兄羞涩地笑着，回答：“是的。”这里的人，不会夸夸其谈，但会默默奉献。

 

歌声飘荡在教堂和田间

除了介绍历史之外，胡杰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苗族人的歌声。从孩童到大人，他们的歌声飘荡在教堂和田间地头。镜头忠实地记录下这些歌唱的场景，令拍摄过众多黑暗、沉重历史题材的导演，不禁赞叹“太好了！”

片中苗族孩子们喜乐地唱 《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我要向高山举目》……与文革时期，孩童满腔怒气地唱革命歌曲，形成鲜明对比（参胡杰另一部纪录片《文革宣传画》）。

《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我要向高山举目》

 

截图取自《文革宣传画》

 

从影片中，我们还看到，苗族妇女白天在田间地头唱赞美诗歌，晚上走路几小时，去教堂排练唱诗到深夜。她们穿着沾满泥巴的鞋子，没有漂亮的衣服和精致的妆容，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却目光清澈、神态安详，与其他现实主义影像中的农村妇女形象截然不同（注6）。

当她们在劳作间隙，用汉语、苗语齐声唱《我的神，我敬拜你》，胡杰对一位苗族弟兄说: “这个歌唱得非常好！”对方不卑不亢、自信又自然地回答: “感谢神，不是我们唱得好，这就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给我们苗族的。感谢神！” 

胡杰在映后座谈中，提到这个片段：“这些特别朴实的人，他随便说出来的话，境界都非常高。”这和另外一位基督徒导演甘小二，对于中国农民基督徒的观察有相似之处：“说著不是农民‘应该’说的话，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一个现象。”（注7）。

可以说，信仰改变了身处底层的花苗人，改变了他们的知识教育层次，以及生活习性等诸多方面。他们活着不只是为自己，还会为他人考虑。没有充满焦虑和争竞，而是安静地生活，做好手头的事。他们不像很多农村人那样无知、无力，而又贫苦、贪婪；他们衣衫褴褛却充满感恩、喜乐。男人卖力干活，女人唱歌劳作，彼此相称“弟兄姐妹”，气氛融洽。

这是成为上帝见证的子民。

片尾，几位长老表达了对下一代的信仰状况的担忧——因为受到现代科技和电影电视的影响，苗族青年人开始更加向往山外的世界，开始像外邦人一样追求“金钱、房屋和田地”。

不得不说，在物欲横流、盲目追求现代化的社会，保持纯正的信仰愈发具有挑战性。愿上帝保守属祂的子民，在末世都能站立得稳！

 

注：

1. 胡杰的纪录片作品大多数都可以在Youtube上免费观看。

2.《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p=20065。

3. 连曦 ，《血书：林昭的信仰、抗争与殉道之旅》，（台湾：商务印书馆，2021）。

4. 《呼吸的见证》，胡杰作品座谈会”，3/4/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z-TytMVzyM。

5. 走近石门坎，http://shimenkan.org.cn/。

6. 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对于农村妇女有不同的再现方式。社会主义时期，电影中的农村女性常常是积极的党代表或者农业建设的能手，如《李双双》（1962）；改革开放初期，电影中的农村女性开始表现出对城市和现代化的向往，如《野山》（1986）；而2000之后反映社会现实的独立电影中，农村女性常常是愁苦的被欺压或者拐卖的形象，如《盲山》（2007）。

7. 张亚璿，《甘小二访谈：我想拍人的软弱》，2003。甘小二提供。

 

作者为文化研究博士，艺术学硕士，现居美国弗吉尼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