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3.07.24

憫慈

 

《麥地沖的歌聲》，是中國獨立紀錄片製作人胡傑，於2016年拍攝的電影作品。

胡傑1958年出生於山東，曾在新華社江蘇分社任影視編輯。從1995年起，胡傑拍攝了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紀錄片，從以農民、礦工等邊緣群體為主體的《遠山》（1996）、《平原上的山歌》（2001）、《在海邊》（2003）、《媒婆》（2003），到歷史敏感題材《尋找林昭的靈魂》（2004）、《我雖死去》（2006）、《文革宣傳畫》（2007）、《東風國營農場》(2009)、《我的母親王佩英》（2011）、《星火》(2013)等（註1）。

 

尋找林昭的靈魂

使胡傑名聲大噪於海內外知識分子群體的，是他辭去工作、花6年時間製作的《尋找林昭的靈魂》。很多人通過這部紀錄片，才知道林昭的名字。也有人在看過這部片子之後，決志信主，因為他們從林昭的言行和生命中，認識了耶穌基督（註2）。

林昭這個人物，甚至深刻影響了胡傑本人，增加了胡傑對基督教的認識，某種程度上也促成了《麥地沖》這部影片的誕生。

林昭，1932年出生於蘇州，就讀教會學校。1954年，以江蘇省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56年被劃為右派。自1960年起，林昭兩度入獄，並於1968年以反革命罪，在上海被秘密槍決，終年36歲。

在獄中，林昭以血為墨，寫下了大概20多萬字（註3），反對極權制度，反對“奴役暴政”。她的堅定不移，使她在獄中遭受了殘忍的虐待。

後來的研究者不禁疑問：為什麼林昭會有如此堅定的道德勇氣？什麼是她獨立思想的精神源頭？答案是：當其他右派都在馬列著作中尋找真理時，基督教信仰給了林昭不同的價值體系。

在血書中，林昭多次提到自己的信仰，比如她每週日早上一個人做禮拜，在監獄裡唱讚美詩。並且，林昭認為，她的抗爭不是個人的，也不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同時也是一種屬靈的抗爭，是善惡之爭。她稱自己為“奉十字架作戰的自由之士”。

片中，胡傑用旁白，讀了一段林昭的血書：

“作為一個人，我為自己完整、正直而乾淨的生存權力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了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為什麼我對你們懷抱著一副人性、那麼一副人心呢？歸根到底，又不過是本著天父所賦予的惻隱、悲憫與良知。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力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查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現露出來的人性的閃光，從而查見到你們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短短的一段話，體現出林昭身上的饒恕、公義、盼望和愛。在極其黑暗的年代，多少人振臂高呼革命口號，被階級鬥爭觀念洗腦，像林昭這樣流血流淚，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純淨靈魂太少了！信仰給了她抵抗極權的力量和勇氣！

雖然在改革開放之後，林昭兩度被平反、宣告無罪，但是中國官方歷史敘述中沒有林昭的名字。因為她的思想對於當代人仍具有感召力，其墓地至今仍被監視器所監控。

在影片中，提到林昭的信仰時，胡傑切入聖詩和基督受死的畫面。影片末尾，在暗示林昭被殺害之後，接續的是文革時期的種種片斷，畫外音是拉丁文聖詩《平安夜》（Silent Night）——也許，胡傑想用聖潔的童聲，來洗淨那個年代的暴力、邪惡和荒唐。

 

麥地沖的歌聲

在這部影片之後，胡傑常常在歷史影片中，穿插基督教聖詩。

2015年，胡傑聽說，雲南山溝裡很窮的一個地方，人們唱歌像歐洲教堂唱詩班一樣好聽。於是，胡傑來到了雲南麥地沖，拍攝了一部紀錄片。

在映後訪談中，胡傑說，紀錄片的拍攝過程，好像有上帝帶領。每一個鏡頭都像是上帝安排好了。影片只用了7天便完成了（註4）。

如果說胡傑之前的片子，都是帶觀眾去反思那些封存在黑暗角落的民族歷史，那麼《麥地沖》明顯少了些沉重，多了期盼和讚美的亮光。

    ×伯格理創造的奇蹟

這部紀錄片，以訪談為主，介紹了基督教在雲南中部麥地沖地區，大花苗族的百年發展史，並記錄當下苗族人的信仰生活。

20世紀初，來自英國循道公會的牧師伯格理（Samuel Pollard, 1864-1915），首先在貴州石門坎建立了教堂。隨後福音南下，傳到雲南中部武定地區, 給苗族社會最底層的花苗人，帶去了極大的盼望。

為了融入中國文化，伯格理幾乎改變了自身的一切（除了容貌無法改變之外），並創建了一套“老苗文”，結束了苗族幾千年沒有母語文字的歷史。這是伯格理創造的奇蹟之一。

伯格理將聖經中的福音書，相繼譯成苗文出版、發行。 “……沒有人能夠估量出，聖經的光輝到底對苗族產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王樹德，《石門坎與花苗》）

受到循道會資金的支持，伯格理不僅在當地建立了教堂，還辦起了學校，設立了免費診所，幾十年內培養了一大批知識分子，使石門坎成為當時“西南苗族的最高文化區”（註5）。

基督教的傳入，對當地人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不再拜石頭、信鬼， 而是週一至週五讀書，星期天做禮拜。如片中麦地冲教会的張長老所說：“不識字的開始讀書認字，不會洗臉的也會洗臉了。”

影片中受訪的七八十歲的苗族老人，大都會說普通話。這是很多漢族地區都未能達到的教育水準，也可看出伯格理鄉村建設模式的成功之處。

    ×不夸夸其談，但默默奉獻

胡傑在映後座談中說，當地村子非常乾淨。與他同行的司機（監視其拍攝的公職人員），甚至不好意思扔煙頭。這一細節，在影片中也有所反映。

影片中，鏡頭拍到村民早上打掃教堂周邊。胡傑問一位弟兄，這是每天安排人，還是大家自願來掃地？對方回答：是自願的。胡傑接著問：“你們還要下地幹活，為什麼還這麼早來打掃衛生？” 弟兄謙卑、害羞地回答：“為了乾淨，方便大家。”

胡傑問這個問題，明顯是感覺到，這種“自願”行為，與“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主流文化，大相徑庭。

還有一個細節，使胡傑這個“外人”感到特別——村民集體為教堂前面的廣場鋪水泥地板，勞動間歇一起吃西瓜。西瓜是一位弟兄奉獻的。胡傑問：“這個地方大家是不是經常奉獻東西？”弟兄羞澀地笑著，回答：“是的。”這裡的人，不會夸夸其談，但會默默奉獻。

 

歌聲飄蕩在教堂和田間

除了介紹歷史之外，胡傑用大量的篇幅，記錄了苗族人的歌聲。從孩童到大人，他們的歌聲飄蕩在教堂和田間地頭。鏡頭忠實地記錄下這些歌唱的場景，令拍攝過眾多黑暗、沉重歷史題材的導演，不禁讚歎“太好了！”

片中苗族孩子們喜樂地唱 《哈利路亞，我們歡迎你》、《我要向高山舉目》……與文革時期，孩童滿腔怒氣地唱革命歌曲，形成鮮明對比（參胡傑另一部紀錄片《文革宣傳畫》）。

《哈利路亞我們歡迎你》、《我要向高山舉目》

 

截圖取自《文革宣傳畫》

 

從影片中，我們還看到，苗族婦女白天在田間地頭唱讚美詩歌，晚上走路幾小時，去教堂排練唱詩到深夜。她們穿著沾滿泥巴的鞋子，沒有漂亮的衣服和精緻的妝容，也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卻目光清澈、神態安詳，與其他現實主義影像中的農村婦女形象截然不同（註6）。

當她們在勞作間隙，用漢語、苗語齊聲唱《我的神，我敬拜你》，胡傑對一位苗族弟兄說: “這個歌唱得非常好！”對方不卑不亢、自信又自然地回答: “感謝神，不是我們唱得好，這就是神的恩典。是神賜給我們苗族的。感謝神！” 

胡傑在映後座談中，提到這個片段：“這些特別樸實的人，他隨便說出來的話，境界都非常高。”這和另外一位基督徒導演甘小二，對於中國農民基督徒的觀察有相似之處：“說著不是農民‘應該’說的話，這是基督教在中國的一個現象。”（註7）。

可以說，信仰改變了身處底層的花苗人，改變了他們的知識教育層次，以及生活習性等諸多方面。他們活著不只是為自己，還會為他人考慮。沒有充滿焦慮和爭競，而是安靜地生活，做好手頭的事。他們不像很多農村人那樣無知、無力，而又貧苦、貪婪；他們衣衫襤褸卻充滿感恩、喜樂。男人賣力幹活，女人唱歌勞作，彼此相稱“弟兄姐妹”，氣氛融洽。

這是成為上帝見證的子民。

片尾，幾位長老表達了對下一代的信仰狀況的擔憂——因為受到現代科技和電影電視的影響，苗族青年人開始更加嚮往山外的世界，開始像外邦人一樣追求“金錢、房屋和田地”。

不得不說，在物欲橫流、盲目追求現代化的社會，保持純正的信仰愈發具有挑戰性。願上帝保守屬祂的子民，在末世都能站立得穩！

 

註：

1. 胡傑的紀錄片作品大多數都可以在Youtube上免費觀看。

2.《聖女林昭與中國教會的復興》，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p=20065。

3. 連曦 ，《血書：林昭的信仰、抗爭與殉道之旅》，（臺灣：商務印書館，2021）。

4. 《呼吸的見證》，胡傑作品座談會”，3/4/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z-TytMVzyM。

5. 走近石門坎，http://shimenkan.org.cn/。

6. 不同時期的中國電影對於農村婦女有不同的再現方式。社會主義時期，電影中的農村女性常常是積極的黨代表或者農業建設的能手，如《李雙雙》（1962）；改革開放初期，電影中的農村女性開始表現出對城市和現代化的嚮往，如《野山》（1986）；而2000之後反映社會現實的獨立電影中，農村女性常常是愁苦的被欺壓或者拐賣的形象，如《盲山》（2007）。

7. 張亞璿，《甘小二訪談：我想拍人的軟弱》，2003。甘小二提供。

 

作者為文化研究博士，藝術學碩士，現居美國弗吉尼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