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3.11.01

高文超

逃离黄河以北的家乡

3000年前，商周变革之际，我的两位同乡，伯夷和叔齐，留下绝命辞《采薇歌》，饿死于首阳山。歌中有云：“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意为：神农、虞、夏古代圣君转瞬即逝，我要去的乐土又在哪里？编注）

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古时属孤竹国，所以我称孤竹国的王子伯夷和叔齐为同乡。

伯夷、叔齐从孤竹国出发，一路风尘仆仆，两千里路云和月，来到周地。最终发现，在苍茫大地上找不到仁义的地方安身立命。人已老，命已衰，他们对世界深感绝望，以决绝之心，走了绝命之路。

然而，早于伯夷、叔齐400年，对“我安适归矣”这一天问，上帝的仆人摩西就给出了答案：“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诗篇》90：1）

上帝藉摩西启示的话，在地上流传了400年，可惜似乎并不为遥远东方的伯夷、叔齐所知。上个世纪末，在马礼逊来华近200年、和合本圣经印行半个多世纪后，我这个北方的乡下人，在家乡没有听过福音，没有读过圣经。

时隔3000年，我和伯夷、叔齐在地上走了相似的路，都逃离黄河以北的家乡，来到黄河之南。回想起来，他们的故事像是上帝提前安排好的路标，用来提醒我“此路不通”或“此处需转向”。我虽绕了远路，吃了苦头，却终于躺卧在青草地上、来到可安歇的水边。

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告诉我们，伯夷、叔齐之所以远走，乃是出于“让国”（把国君之位让给他人，编注）的高风亮节。我对此说法心存疑虑。他们宁愿饿死首阳山，也不重返孤竹国，以我对中国政治史的认知，更愿意猜测二位是孤竹国权力游戏的出局者，不得不政治逃亡，而且可能是被兄弟逼走的。

孔子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编注）。孟子认为，伯夷乃“圣之清者也”（圣人之中清高的人，编注）。若果真如此，他们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更迭中被淘汰，再正常不过。其因道德洁癖，哪怕遭举国厌恶，亦在情理之中。

我为何想逃离家乡？我对妈妈说，我活得很痛苦，自杀的念头时常闪现。我妈认为，我太敏感。林黛玉可怜，但她用“风刀霜剑严相逼”来描述其生活，人们就嘀咕：这丫头是不是太敏感了？不幸的是，我少年时的生命感受，恰与林黛玉相同，有一种无以名之的巨大痛苦笼罩心头。

那时我认为，父亲是我痛苦和不幸的总根源。只要远远离开他，自由与幸福将如春花秋月般，自然来临。年少轻狂的我，完全无视自身的叛逆、骄傲和败坏，对父亲满怀怨恨，对家乡毫不留恋，心心念念想要去别处生活。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上帝用刚好合适的苦难，将我“赶进”耶稣基督的怀里。

死，同样毫无意义

在视人命为草芥的殷商之世，伯夷、叔齐想要寻觅一片王道乐土——在那里，人们讲道义，良心洁净，各安其位，就像传说中的神农、虞舜、夏禹时代。他们欲投奔仁爱之名远播的姬昌（周文王，编注）之际，却见其子周武王，率领各路诸侯去攻打商纣王。

伯夷、叔齐冒死拦住武王，叩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父亲死了却不埋葬，反而动起武来，这能算作孝吗？以臣子身份去讨伐君主，这能算作仁吗？编注）

武王不听从他们的谏言，打牧野之战，杀了纣王，灭商，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

伯夷、叔齐发誓不食周粟。然而，他们已穿越华夏大地，传说中的治世既寻找不见，又遥不可及，而且随着周武革命，可能永不再来，于是二人来到首阳山，隐居，饿死，死前留下一首《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大意是：以暴易暴，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呀？找不到乐土，我的生命快结束了！编注）

我来河南上学、工作、结婚、定居，读了几本书，结交了许多朋友。公民社会初兴，很多人乐观地想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中产阶层的崛起，中国将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宪政转型。

我推崇胡适、顾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也赞同梭罗、托尔斯泰、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一度还是全盘西化论者。然而读了《伯夷列传》，发现伯夷、叔齐早就反对以暴易暴，并且敢于豁出命坚持己见。这让我反思：既然中国传统文化能蕴育出如此人物，就不会一无是处。

于是，我怀着钱穆所说的温情与敬意，又读了几本儒释道，转变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短短数年后，公民社会被雨打风吹去。宪政转型亦如痴人说梦。我所敬慕的人，或死或流亡。我对人性之恶，多了几分切肤之痛，觉得无权者与有权者一样邪恶。他们所遭遇的，乃是他们该得的。后来我知道，这句话也适用于自己。

我逐渐过上淫乱醉酒的生活。世界固然糟糕，我亦败坏不堪。公民社会的理想成了笑话，我连自己的身体都管不了，连家人都不爱，遑论其他？

我研究了先秦经典、各派心理学、西方哲学、莎士比亚戏剧、俄罗斯文学，找不到生命意义，也克制不住邪情私欲。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拼命赚钱、尽情享乐，二是自杀。

如果没有上帝，人不仅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不择手段、无恶不作，才符合人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无恶不作才是对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不如死去！可是，死，同样毫无意义。

祖宗流传下来的谎言

新冠疫情在全地流行，令我模糊想起10多年前读过的《出埃及记》，很想再读一读（我在旧书摊上，买过一本出版于1987年、竖排繁体字的《新旧约全书》）。

读过几遍《出埃及记》之后，我决定认真通读圣经。2020年4月26日，我读圣经时，不自觉地、平生第一次祷告说：“上帝啊，我是一个罪人，想做好人。我努力了，可是我做不到。求你帮帮我！”

几乎与祷告同时，仿佛一瓢水从头流到脚，又像一件轻柔的衣服滑过身体，喜乐和对家人的柔情蜜意充满我心……

之后，我向我伤害过的人道歉，祈求宽恕。我与一些人断绝来往，不再参加酒局，反而喜欢上给家人做饭。渐渐的，我不再与人争辩，而是每天读圣经。

经过一番思想挣扎，我只得承认，那些年我以追求自由与正义的名义行叛逆之事，不过是魔鬼的古老的罪恶和伎俩在我身上重演。

在伊甸园，撒但引诱亚当、夏娃背叛上帝：“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暗示女人：上帝无怜悯、不公义，制定的“政策”不合理。随即，撒但利用女人的回话暴露出来的弱点，蛊惑她，向她许诺美好未来。

这让我联想到，历史上的“革命家”，总是善于利用人性的贪婪、恐惧或骄傲，许以短期或长期的利益来发动群众。“你们不一定死。”翻译成革命宣传用语就是，革命的代价是小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失去的是锁链！

“你们吃了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经过革命的洗礼，你们将觉醒，摆脱蒙昧，灵魂升华，成为新人类。

“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你们将翻身做主人，以自己为衡量万物的尺度，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得到全世界。

女人觉得上帝可取而代之，男人觉得大丈夫当如是！于是他们背叛上帝，陷入罪恶、奴役和死亡，失去伊甸园，失去天父上帝产业的继承权。他们杀死了自己，也间接杀死上帝——唯有上帝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和死亡，才能赎人的罪，救人脱离死。

从上帝创造天地，到世界末了，“伊甸园事件”是最颠覆性的革命、最叛逆的弑君仇父。只说两句话的撒但，成功扮演了以人为中心、处处为人着想的人本主义者，为女人抱不平的女权主义者，动口不动手的非暴力主义者——曾经的我，也是这个、那个主义者。

再来看伯夷、叔齐所反对的周武革命，武王发檄文控诉纣王，发动各路诸侯反商，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取代纣王成为天下共主。武王死，周公辅佐成王，三监之乱爆发，周公杀哥哥管叔，流放弟弟蔡叔。弑君杀兄的周公制礼作乐，成为华夏3000年以来的道德立法者。

我想，伯夷、叔齐并非不知纣王无道，只是他们坚信废王、立王之事，应该由天不由人。或许他们先知般地预感到，周武革命将开启华夏新的乱源。《采薇歌》未尝不是华夏历史的一首哀歌。

伯夷、叔齐的悲剧，在于把生命的盼望寄托在地上，寻找可以安放灵魂的地上之国，而终不可得。他们向往的上古治世，是从祖宗流传下来的谎言。从来没存在过，却欺哄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掉心中怨恨

上帝也引导我尊重和顺服父亲，消除我内心对父亲的愤怒。

我自问，如果我像父亲一样生于1960年代，赶上饥荒和贫穷，在文革中成长，看惯控诉和批斗，在唐山大地震中与死亡擦肩而过，在拜金主义年代作为社会底层人饱受歧视，是否会比他表现得更好？

我认真想了想，结论是：我会比他更糟！

在语言暴力中长大的痛苦经验，使我更敏感于上帝话语的温情一面。上帝用圣经教导我：言语要带着和气；不要论断人，不要控告人，不要打架。别人打你右脸，把左脸也给他打，你也可以跑掉。要孝敬父母，听从父母。

如今，上帝已除掉我心中怨恨，并使我看见：败坏如我者，本不配他给我安排的生身父母。

我希望伯夷、叔齐在首阳山去世前，能够蒙上帝拯救，天国能够看到他们期盼了一生的真正的天国乐土。如此，才不辜负他们所受的苦难。

作者于受洗3周年之际，写于原管叔封地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