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3.11.01

高文超

逃離黃河以北的家鄉

3000年前，商周變革之際，我的兩位同鄉，伯夷和叔齊，留下絕命辭《采薇歌》，餓死於首陽山。歌中有云：“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意為：神農、虞、夏古代聖君轉瞬即逝，我要去的樂土又在哪裡？編註）

我出生在河北的一個小村莊，那裡古時屬孤竹國，所以我稱孤竹國的王子伯夷和叔齊為同鄉。

伯夷、叔齊從孤竹國出發，一路風塵僕僕，兩千里路雲和月，來到周地。最終發現，在蒼茫大地上找不到仁義的地方安身立命。人已老，命已衰，他們對世界深感絕望，以決絕之心，走了絕命之路。

然而，早於伯夷、叔齊400年，對“我安適歸矣”這一天問，上帝的僕人摩西就給出了答案：“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詩篇》90：1）

上帝藉摩西啟示的話，在地上流傳了400年，可惜似乎並不為遙遠東方的伯夷、叔齊所知。上個世紀末，在馬禮遜來華近200年、和合本聖經印行半個多世紀後，我這個北方的鄉下人，在家鄉沒有聽過福音，沒有讀過聖經。

時隔3000年，我和伯夷、叔齊在地上走了相似的路，都逃離黃河以北的家鄉，來到黃河之南。回想起來，他們的故事像是上帝提前安排好的路標，用來提醒我“此路不通”或“此處需轉向”。我雖繞了遠路，吃了苦頭，卻終於躺臥在青草地上、來到可安歇的水邊。

司馬遷的《史記·伯夷列傳》告訴我們，伯夷、叔齊之所以遠走，乃是出於“讓國”（把國君之位讓給他人，編註）的高風亮節。我對此說法心存疑慮。他們寧願餓死首陽山，也不重返孤竹國，以我對中國政治史的認知，更願意猜測二位是孤竹國權力遊戲的出局者，不得不政治逃亡，而且可能是被兄弟逼走的。

孔子稱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沒自己的身份，編註）。孟子認為，伯夷乃“聖之清者也”（聖人之中清高的人，編註）。若果真如此，他們在波譎雲詭的權力更迭中被淘汰，再正常不過。其因道德潔癖，哪怕遭舉國厭惡，亦在情理之中。

我為何想逃離家鄉？我對媽媽說，我活得很痛苦，自殺的念頭時常閃現。我媽認為，我太敏感。林黛玉可憐，但她用“風刀霜劍嚴相逼”來描述其生活，人們就嘀咕：這丫頭是不是太敏感了？不幸的是，我少年時的生命感受，恰與林黛玉相同，有一種無以名之的巨大痛苦籠罩心頭。

那時我認為，父親是我痛苦和不幸的總根源。只要遠遠離開他，自由與幸福將如春花秋月般，自然來臨。年少輕狂的我，完全無視自身的叛逆、驕傲和敗壞，對父親滿懷怨恨，對家鄉毫不留戀，心心念念想要去別處生活。

多年之後，我才明白，上帝用剛好合適的苦難，將我“趕進”耶穌基督的懷裡。

死，同樣毫無意義

在視人命為草芥的殷商之世，伯夷、叔齊想要尋覓一片王道樂土——在那裡，人們講道義，良心潔淨，各安其位，就像傳說中的神農、虞舜、夏禹時代。他們欲投奔仁愛之名遠播的姬昌（周文王，編註）之際，卻見其子周武王，率領各路諸侯去攻打商紂王。

伯夷、叔齊冒死攔住武王，叩馬而諫：“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父親死了卻不埋葬，反而動起武來，這能算作孝嗎？以臣子身份去討伐君主，這能算作仁嗎？編註）

武王不聽從他們的諫言，打牧野之戰，殺了紂王，滅商，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

伯夷、叔齊發誓不食周粟。然而，他們已穿越華夏大地，傳說中的治世既尋找不見，又遙不可及，而且隨著周武革命，可能永不再來，於是二人來到首陽山，隱居，餓死，死前留下一首《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於嗟徂兮，命之衰矣！

（大意是：以暴易暴，不知道這樣做到底對不對呀？找不到樂土，我的生命快結束了！編註）

我來河南上學、工作、結婚、定居，讀了幾本書，結交了許多朋友。公民社會初興，很多人樂觀地想像，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中產階層的崛起，中國將在我們這一代完成憲政轉型。

我推崇胡適、顧准、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學說，也贊同梭羅、托爾斯泰、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一度還是全盤西化論者。然而讀了《伯夷列傳》，發現伯夷、叔齊早就反對以暴易暴，並且敢於豁出命堅持己見。這讓我反思：既然中國傳統文化能蘊育出如此人物，就不會一無是處。

於是，我懷著錢穆所說的溫情與敬意，又讀了幾本儒釋道，轉變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

短短數年後，公民社會被雨打風吹去。憲政轉型亦如癡人說夢。我所敬慕的人，或死或流亡。我對人性之惡，多了幾分切膚之痛，覺得無權者與有權者一樣邪惡。他們所遭遇的，乃是他們該得的。後來我知道，這句話也適用於自己。

我逐漸過上淫亂醉酒的生活。世界固然糟糕，我亦敗壞不堪。公民社會的理想成了笑話，我連自己的身體都管不了，連家人都不愛，遑論其他？

我研究了先秦經典、各派心理學、西方哲學、莎士比亞戲劇、俄羅斯文學，找不到生命意義，也克制不住邪情私欲。擺在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拼命賺錢、盡情享樂，二是自殺。

如果沒有上帝，人不僅什麼都可以做，而且不擇手段、無惡不作，才符合人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人無惡不作才是對的，人生又有什麼意義？不如死去！可是，死，同樣毫無意義。

祖宗流傳下來的謊言

新冠疫情在全地流行，令我模糊想起10多年前讀過的《出埃及記》，很想再讀一讀（我在舊書攤上，買過一本出版於1987年、豎排繁體字的《新舊約全書》）。

讀過幾遍《出埃及記》之後，我決定認真通讀聖經。2020年4月26日，我讀聖經時，不自覺地、平生第一次禱告說：“上帝啊，我是一個罪人，想做好人。我努力了，可是我做不到。求你幫幫我！”

幾乎與禱告同時，彷彿一瓢水從頭流到腳，又像一件輕柔的衣服滑過身體，喜樂和對家人的柔情蜜意充滿我心……

之後，我向我傷害過的人道歉，祈求寬恕。我與一些人斷絕來往，不再參加酒局，反而喜歡上給家人做飯。漸漸的，我不再與人爭辯，而是每天讀聖經。

經過一番思想掙扎，我只得承認，那些年我以追求自由與正義的名義行叛逆之事，不過是魔鬼的古老的罪惡和伎倆在我身上重演。

在伊甸園，撒但引誘亞當、夏娃背叛上帝：“上帝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這句話暗示女人：上帝無憐憫、不公義，制定的“政策”不合理。隨即，撒但利用女人的回話暴露出來的弱點，蠱惑她，向她許諾美好未來。

這讓我聯想到，歷史上的“革命家”，總是善於利用人性的貪婪、恐懼或驕傲，許以短期或長期的利益來發動群眾。“你們不一定死。”翻譯成革命宣傳用語就是，革命的代價是小的，前途是光明的，你們失去的是鎖鏈！

“你們吃了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經過革命的洗禮，你們將覺醒，擺脫蒙昧，靈魂昇華，成為新人類。

“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你們將翻身做主人，以自己為衡量萬物的尺度，自由而全面地發展，得到全世界。

女人覺得上帝可取而代之，男人覺得大丈夫當如是！於是他們背叛上帝，陷入罪惡、奴役和死亡，失去伊甸園，失去天父上帝產業的繼承權。他們殺死了自己，也間接殺死上帝——唯有上帝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和死亡，才能贖人的罪，救人脫離死。

從上帝創造天地，到世界末了，“伊甸園事件”是最顛覆性的革命、最叛逆的弑君仇父。只說兩句話的撒但，成功扮演了以人為中心、處處為人著想的人本主義者，為女人抱不平的女權主義者，動口不動手的非暴力主義者——曾經的我，也是這個、那個主義者。

再來看伯夷、叔齊所反對的周武革命，武王發檄文控訴紂王，發動各路諸侯反商，牧野之戰血流漂杵，取代紂王成為天下共主。武王死，周公輔佐成王，三監之亂爆發，周公殺哥哥管叔，流放弟弟蔡叔。弑君殺兄的周公制禮作樂，成為華夏3000年以來的道德立法者。

我想，伯夷、叔齊並非不知紂王無道，只是他們堅信廢王、立王之事，應該由天不由人。或許他們先知般地預感到，周武革命將開啟華夏新的亂源。《采薇歌》未嘗不是華夏歷史的一首哀歌。

伯夷、叔齊的悲劇，在於把生命的盼望寄託在地上，尋找可以安放靈魂的地上之國，而終不可得。他們嚮往的上古治世，是從祖宗流傳下來的謊言。從來沒存在過，卻欺哄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掉心中怨恨

上帝也引導我尊重和順服父親，消除我內心對父親的憤怒。

我自問，如果我像父親一樣生於1960年代，趕上饑荒和貧窮，在文革中成長，看慣控訴和批鬥，在唐山大地震中與死亡擦肩而過，在拜金主義年代作為社會底層人飽受歧視，是否會比他表現得更好？

我認真想了想，結論是：我會比他更糟！

在語言暴力中長大的痛苦經驗，使我更敏感於上帝話語的溫情一面。上帝用聖經教導我：言語要帶著和氣；不要論斷人，不要控告人，不要打架。別人打你右臉，把左臉也給他打，你也可以跑掉。要孝敬父母，聽從父母。

如今，上帝已除掉我心中怨恨，並使我看見：敗壞如我者，本不配他給我安排的生身父母。

我希望伯夷、叔齊在首陽山去世前，能夠蒙上帝拯救，天國能夠看到他們期盼了一生的真正的天國樂土。如此，才不辜負他們所受的苦難。

作者於受洗3週年之際，寫於原管叔封地鄭州。